神马文学网矛盾的统一性统一金元四家学派的矛盾??章巨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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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医学在长时期的发展中，没有什么派别，到金元时代才有不同的学派出现，四库全书提要医家类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确是事实。有人说中医学在金元时代造成混乱，也有人说中医学盛于金元，是学术发展时期；见地不一，都凭主观。实际上金元时代医学产生派别，是学术进步的表现，后人没有分析所以造成这种矛盾学派的因素，也不了解缘故，因此看法不一致，矛盾永久存在。
金元四家四个学派：刘守真——寒涼派，张子和——攻下派，李东垣──补土派，朱丹溪——滋阴派；这四家有四种不同的理论和疗法，一直影响到明清两代连续产生不同的派系：张景岳、赵献可主温，吴又可、周禹载主涼，王朴庄又切戒寒凉，陸九芝又反对温补。张景岳抨击守真丹溪的偏于寒凉，徐洄溪又讥景岳的刚燥，更作医贯砭攻击赵献可，姚球讬业天士之名作景岳发挥，批评景岳主温之弊；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毕竟怎样会有寒凉和温补的派别？怎样合有长期八九百年的矛盾学派？这是由于时代和环境的背景所造成的，有自然发展的规律。我们不了解时代和环境的背景产生的变化，不观察和研究自然发展的规律，那就不能明白所以有矛盾的学派。矛盾的学派不统一，对中医学发展前途是有障碍的。
金元四家学派产生的因素
追溯金元四家四个不同学派产生的因素有二个方面：其一，北宋时医家根据素问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和至真要大论诸篇的运气和司天在泉之说，撰作论著，如刘温舒说：“素问气运为治病之要。”他作素问人式运气论奥，附刊素问遗篇，这是论病讲运气的开端，沈括兼通医卜，自然最相信这种理论，本草衍义的作者寇宗奭把运气方式来论药，这都是造成后来派系因素之一。其二，北宋末年，盛行陈师文裴宗元奉勅撰定的太平局方，用药多偏于热，严用和看到它的偏弊，就作济生方，他说：“药惟平补，柔而不潜，专而不杂，间有药群队，必使刚柔相济，佐使合宜，”又说：“用药在乎稳重。”又说：“世变有古今、人稟有厚薄。”当时驰名燕赵间的张元素（洁古，易州人）说：“运气不齐，古今异执，古方新病不相能也。”所以他治病自为家法，不用古往。从严张二人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不赞成流行的局方，却没有爽爽快快地发表相反的论著，直到刘守真才揭张鲜明的医学革命旗帜来。
金元四家学派简写
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突出的自成学派。他作素问玄机原病式，就是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祥言五运六气盛衰胜复之理，而以病机十一条附于篇，反覆辩论申述，阐明六气都从火化；又作宣明论方，也详论运气；用药多主寒凉，明确地与流行的太平局方对立。那时赵宋南渡，河北入于金，于是宣明论盛行于北，太平局方流行于南。这是金元四家第一人刘守真寒凉派的形成。
四家中的第二人是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睢州老城人，宗刘守真而变通之，善用汗吐下三法，起疾救死甚效，世称“张子和，汗下吐”，尤擅攻下，他说：“治病重在驱邪，邪去则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后世称他是攻下派。
李杲字明之，号东坦老人，金元间真定人，后世称他是补土派，从张洁古学，而学说兴师异轨，别创补脾土之法，他说土为万物之母，著脾胃论，以“补中益气”和“升阳散火”为中心治疗方法。又刘张多讲六淫之邪的外感，他重在讲内伤疾病，著兰祕藏、内外伤辨等书。辨外感与内伤有一段说：“外感则人迎脉大，内伤则气口脉大，外感恶寒虽近烈火不除，内伤恶寒得温暖即解，外感鼻气不利，内伤口不知味，外感邪气有馀，故发言壮厉，内伤元气不足，故出言懒怯，外感头痛常痛不休，内伤头痛时作时止，外感手背热，内伤手心热。”他把外感与内伤作对比，鉴别诊断何等明确。
刘张李都是金人，第四人滋阴派的朱丹溪，名震亨，受业于罗知悌，罗字子敬，元钱塘人，得刘守真之传，旁通张从正李东垣二氏之学，丹溪尽得其传，可说是刘张李再传弟子，乃从寒凉、攻下、补土三派系外，另产生出不同的学说。他评论三家的得失，自负不凡说：“刘张之学，论脏腑气化有六，而于湿热相火三气致病为最多，推陈出新，创泻火之法，此固高出前代矣，然有阴虚火动或阴阳两虚湿热自盛者，又当消息而用之。李氏谓饮食劳倦内伤脾胃，则胃脘之阳不能以升举，并及心肺之气陷入中焦，而用补中益气之剂治之，此亦前人之所无也；然天不足于西北，地不满于东南，天阳也，地阴也，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则气之降者，固可愈，而于其升者亦从而用之，吾恐其反增其病矣。”丹溪论诸家偏甚之害而创“阳常有馀阴常不足”，所以主滋阴降火之法，后世称他为滋阴派。
调和四家学派的说法
后人对于四家学派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各有长短，互相发明，有的崇奉，有的抨击，各随主观。很有几人要揉和它、统一它，如王节斋说：“仲景东垣河间丹溪四子之书，初无优劣，但各发明一义耳。仲景见内经载伤寒，而其变迁反覆之未备也，故著论立方以尽其变，后人宗之，传用既久，渐失其真，用以通治暑温、内伤诸症，遂致误人；故河间出而始发明治温暑之法，东垣出而始发明治内伤之法，至于丹溪出而又集诸家之大成，发明阴虚发热类乎外感内伤及湿热相火为病。故曰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宗河间，杂病宗丹溪，一以贯之，斯医道之大全矣。”李士材说：“四家在当时于病苦，莫不应手取效，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谓补前人之未备以成一家言，不相扩拾，却相发明，岂有偏见之弊；不善学者，师仲景而过，则偏于峻重，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仲景治冬令之严寒，故用药多辛温，守真治春夏之温热，故用药多苦寒，东垣以扶脾补气为主，故补气升阳，丹溪以补肾养血为主，故补血养阴。”
金元四家刘张李朱，有的人说张是张洁古，有的人说是张从正，后人考证是张从正，不是洁古，既称金元四家，当然不是张仲景，况且后人奉仲景为医圣，高高在上，明显的不在四家之列，王李以仲景冠首，是错误的。这两段言论想从四家的矛盾派系中求其统一，很费苦心，从仲景学说分化出三派系来，只好说是调和口吻，没有统一的办法。
叶天士说：“创之寒温，视疾之凉热，自刘河间以暑火立论，专用寒凉，东垣论脾胃之火，必务温养。习用参附，丹溪创阴虚火动之说，又偏于寒凉，嗣是宗丹溪者多寒凉，宗东垣者多温养，近之医者茫无定识，兼备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甚至朝用一方，晚易一剂，而无成见。…”这也是调和口吻，却看到当时的医家受着学派纷歧的影响，莫知适从，乃既不从寒凉，也不从温补，流于“平淡轻浅”，所以他说“借和平以藏拙”，于是乎中医学落后停留，一直到现在。
用运气学说来统一四家学派
清代乾隆年间王朴庄倡岁运循环之说，他说六十年岁运一转变，配合司天在泉湿土燥金相火君火，走出燥火运、寒水运等等。光绪年间，陸九芝推广其义，排定一张年表，推算历代名医生在燥火运中的都是主张用寒凉药，生在寒水运中的都是主张用温补法，自金元算起一直到清季，历历不爽，一一符合。他作论两篇，详明温补派寒凉派的产生完全由于运气，这种说法，远绍北宋刘温舒沈括寇宗奭刘河间，近则取徐洄溪的“人之疾病，随时运为变迁”之说，言之成理，假使承认研究任何一件事不能割断历史来讲的话，那么这个运气说法虽然不合科学，未可一笔抹煞。
气候时刻在变换中的，循环无端。一昼夜：晨午昏宵的气候不同，健体没有什么感觉的，若在病体，就有明显的病型：胃肠炎的热度每每高于黄昏，名曰日晡所潮热，虚弱者的泻利有作黎明，名曰五更泻，肺劳寒热大都始自日暮，梦遗泄精多在破晓；这些都可以说明病候与时间有相当关系的事实。推而至于一周年，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气候明显的变换，病证也有明显的差异；一年二十四个节令，有大小的分别，二至二分（夏至、冬至、春分、秋分），为四大节气，老人和虚人碰到了节令，就有病痛感觉，或是筋骨酸楚，或是肢体困倦，俗话叫做“发节气”。旧有痼疾宿恙的人，每每在节令发作；最显著的是亡血家，久病的病证加重，垂死的就是死亡的时日。凡此种种，不能说科学所不能解释，就否认这些事实。既然证明一昼夜，一周年气候不同影响疾病，那末六十年气候有变换，一定与疾病也有关系，不能说王朴庄全是臆说。
由此推论六十年一周环，气候变换了，因而在治疗方面适应实际情况而产生出各派系，寒凉温补更迭变换，例如刘守真、朱丹溪生不同时而都值火运，所以主寒凉清滋；李东垣、张景岳生不同时而都值寒运，所以主辛温补益。李东垣为张洁古弟子，而不同师说，陆九芝为王朴庄外曾孙，而不同祖道，因为年代距离，气运转变，在诸家自己也不知道受着时代气运的支配，因而治疗方向变换的。我们得到王朴庄岁运之说，可以了解医学所以产生矛盾派系的缘故。由是言之，四家学派各隨岁运气候应时产生的，正是四家智慧的创造，实践的经验；他们不执着于旧说，不拘泥于古法，辨证用药，随病处方，能灵活运用应付环境，真不愧为医学名家。
根据时代和环境背景来统一四家学派
徐洄溪说：“人之疾病随时运为变迁，乱世民苦而多劳，故体质多虚，用药宜偏于培补；盛世之民乐而多逸，故体质多实，用药宜偏于攻泻。”这是从时代和环境的实际情况来说，合于辩证唯物的。他所说“乱世”“盛世”“民苦而多劳”“民乐而多逸”“体质多虚”“体质多实”几点，交互分乘，就产生出各种不同的疾病来，就产生出各种理论和治法来，也就产生出各种派系来了。
燕赵之人多彪悍雄武，体魄壮实，守真、子和都是北方人，自宜于寒凉攻泻，但是李东垣也是北方人，何以又主张补脾胃呢？这有他另一种环境，元史本传：“李杲，字明之，真定人，以质雄乡里；杲幼岁好医学，时易人张元素以医名燕赵间，杲捐千金从之学，不数年尽得其业。……”可知东垣是富家子弟，他的社会关系都是资产阶级，体质多虚之辈，合用补脾升阳之法。又考东垣操业的时候适值元兵南下，人民颠沛流离，定多起居不时，饮食不调，营养不良，气血亏弱，那么东垣的补中益气自然所投辄效，风行一时 了。守真、子和、东垣生当乱世，而朱丹溪则生当天下承平之年，他又是南方人，南方之人体质多孱弱，又多膏粱之体，他审核证情，以为采古方以治今病，其势多不能相合，乃研究刘张李三家的学说，推衍其义，产生出养阴清滋的治法来。
李士材说：“使仲景而当春夏，谅不膠于辛温，守真而值隆冬，决不滞于苦寒，东垣而疗火逆，断不执于升提，丹溪而治脾虚，当不沉于凉润。……”他又分析富贵贫贱劳心劳力膏粱藜藿来解释人的生活方式和环境不同，因而造成疾病异型，说道：“富贵劳心者居则曲房广厦，膏粱自奉，藏府恒娇，玄府疏而六淫易客，疾病则宜于补正，贫贱劳力者，陋巷茅茨，藜藿苟克，腠理密而外邪难中，疾病则利于政邪。”他以张子和主大攻大伐与薛立斋大温大补作对比，又说：“子和一生岂无补剂成功，立斋一生宁无攻剂获效，但著书立言则不之及耳。”这说明各派的理论不同，治疗方法不同，由于医家适应当时的风土人情，善于应付环境配合时代，也可以断定他们主要疗法是如此，灵活应变一定也很多的，譬如李东垣专主补土升阳，假使他临床上遇到体格壮实患着阳证实证的病候，决不会使用他的老一套补脾胃；朱丹溪常见阴虚火动而用滋阴，假使他临床遇到阳虚火衰，岂有一律投以养阴清滋之理？因此我们明白所谓寒凉、攻下、补土、滋阴，是四大家的中心学说、重点疗法，完全基于时代和环境而创造出来的。
总结
金元四家的学派，在长期的纷争中，后人只看到他们学术的一面，没有了解全局，便主观的说中医学的停留落后，是金元四家矛盾的学派所造成的，这不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全面考察问题的方法。王节斋、李士材、叶天士三人的调和口吻，煞费苦心，得不到统一。王朴庄、陆九芝的运气说，似乎可以把矛盾统一起来，但是在今天科学昌明时代，似难取信于学者。李士材徐洄溪都看察到气候、地理种种自然条件的不同，更密切联系着不同的人事、环境，正确的理解和发现疾病与治疗自然发展的规律性，深深体会到四家都是由于时代和环境的背景，从实践中创造成功一家之言。根据这一点，学派虽有寒凉、温补的矛盾，可以得到统一的途径了。（章巨膺）
统一金元四家学派的矛盾 章巨膺
中医学派概说中国医学在长时期的发展中，没有什么派别，到金元时代才有不同的学派出现，四库全书提要医家类说：“儒之门户分于宋，医之门户分于金元。”确是事实。有人说中医学在金元时代造成混乱，也有人说中医学盛于金元，是学术发展时期；见地不一，都凭主观。实际上金元时代医学产生派别，是学术进步的表现，后人没有分析所以造成这种矛盾学派的因素，也不了解缘故，因此看法不一致，矛盾永久存在。
金元四家四个学派：刘守真——寒涼派，张子和——攻下派，李东垣──补土派，朱丹溪——滋阴派；这四家有四种不同的理论和疗法，一直影响到明清两代连续产生不同的派系：张景岳、赵献可主温，吴又可、周禹载主涼，王朴庄又切戒寒凉，陸九芝又反对温补。张景岳抨击守真丹溪的偏于寒凉，徐洄溪又讥景岳的刚燥，更作医贯砭攻击赵献可，姚球讬业天士之名作景岳发挥，批评景岳主温之弊；真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毕竟怎样会有寒凉和温补的派别？怎样合有长期八九百年的矛盾学派？这是由于时代和环境的背景所造成的，有自然发展的规律。我们不了解时代和环境的背景产生的变化，不观察和研究自然发展的规律，那就不能明白所以有矛盾的学派。矛盾的学派不统一，对中医学发展前途是有障碍的。
金元四家学派产生的因素
追溯金元四家四个不同学派产生的因素有二个方面：其一，北宋时医家根据素问天元纪大论，五运行大论、六微旨大论和至真要大论诸篇的运气和司天在泉之说，撰作论著，如刘温舒说：“素问气运为治病之要。”他作素问人式运气论奥，附刊素问遗篇，这是论病讲运气的开端，沈括兼通医卜，自然最相信这种理论，本草衍义的作者寇宗奭把运气方式来论药，这都是造成后来派系因素之一。其二，北宋末年，盛行陈师文裴宗元奉勅撰定的太平局方，用药多偏于热，严用和看到它的偏弊，就作济生方，他说：“药惟平补，柔而不潜，专而不杂，间有药群队，必使刚柔相济，佐使合宜，”又说：“用药在乎稳重。”又说：“世变有古今、人稟有厚薄。”当时驰名燕赵间的张元素（洁古，易州人）说：“运气不齐，古今异执，古方新病不相能也。”所以他治病自为家法，不用古往。从严张二人言论中，可以看出他们不赞成流行的局方，却没有爽爽快快地发表相反的论著，直到刘守真才揭张鲜明的医学革命旗帜来。
金元四家学派简写
刘完素字守真，河间人，突出的自成学派。他作素问玄机原病式，就是根据素问至真要大论，祥言五运六气盛衰胜复之理，而以病机十一条附于篇，反覆辩论申述，阐明六气都从火化；又作宣明论方，也详论运气；用药多主寒凉，明确地与流行的太平局方对立。那时赵宋南渡，河北入于金，于是宣明论盛行于北，太平局方流行于南。这是金元四家第一人刘守真寒凉派的形成。
四家中的第二人是张从正，字子和，号戴人，金睢州老城人，宗刘守真而变通之，善用汗吐下三法，起疾救死甚效，世称“张子和，汗下吐”，尤擅攻下，他说：“治病重在驱邪，邪去则正安，不可畏攻而养病。”后世称他是攻下派。
李杲字明之，号东坦老人，金元间真定人，后世称他是补土派，从张洁古学，而学说兴师异轨，别创补脾土之法，他说土为万物之母，著脾胃论，以“补中益气”和“升阳散火”为中心治疗方法。又刘张多讲六淫之邪的外感，他重在讲内伤疾病，著兰祕藏、内外伤辨等书。辨外感与内伤有一段说：“外感则人迎脉大，内伤则气口脉大，外感恶寒虽近烈火不除，内伤恶寒得温暖即解，外感鼻气不利，内伤口不知味，外感邪气有馀，故发言壮厉，内伤元气不足，故出言懒怯，外感头痛常痛不休，内伤头痛时作时止，外感手背热，内伤手心热。”他把外感与内伤作对比，鉴别诊断何等明确。
刘张李都是金人，第四人滋阴派的朱丹溪，名震亨，受业于罗知悌，罗字子敬，元钱塘人，得刘守真之传，旁通张从正李东垣二氏之学，丹溪尽得其传，可说是刘张李再传弟子，乃从寒凉、攻下、补土三派系外，另产生出不同的学说。他评论三家的得失，自负不凡说：“刘张之学，论脏腑气化有六，而于湿热相火三气致病为最多，推陈出新，创泻火之法，此固高出前代矣，然有阴虚火动或阴阳两虚湿热自盛者，又当消息而用之。李氏谓饮食劳倦内伤脾胃，则胃脘之阳不能以升举，并及心肺之气陷入中焦，而用补中益气之剂治之，此亦前人之所无也；然天不足于西北，地不满于东南，天阳也，地阴也，西北之人阳气易于降，东南之人，阴火易于升，苟不知此，而徒守其法，则气之降者，固可愈，而于其升者亦从而用之，吾恐其反增其病矣。”丹溪论诸家偏甚之害而创“阳常有馀阴常不足”，所以主滋阴降火之法，后世称他为滋阴派。
调和四家学派的说法
后人对于四家学派有种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说各有长短，互相发明，有的崇奉，有的抨击，各随主观。很有几人要揉和它、统一它，如王节斋说：“仲景东垣河间丹溪四子之书，初无优劣，但各发明一义耳。仲景见内经载伤寒，而其变迁反覆之未备也，故著论立方以尽其变，后人宗之，传用既久，渐失其真，用以通治暑温、内伤诸症，遂致误人；故河间出而始发明治温暑之法，东垣出而始发明治内伤之法，至于丹溪出而又集诸家之大成，发明阴虚发热类乎外感内伤及湿热相火为病。故曰外感法仲景，内伤法东垣，热病宗河间，杂病宗丹溪，一以贯之，斯医道之大全矣。”李士材说：“四家在当时于病苦，莫不应手取效，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谓补前人之未备以成一家言，不相扩拾，却相发明，岂有偏见之弊；不善学者，师仲景而过，则偏于峻重，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仲景治冬令之严寒，故用药多辛温，守真治春夏之温热，故用药多苦寒，东垣以扶脾补气为主，故补气升阳，丹溪以补肾养血为主，故补血养阴。”
金元四家刘张李朱，有的人说张是张洁古，有的人说是张从正，后人考证是张从正，不是洁古，既称金元四家，当然不是张仲景，况且后人奉仲景为医圣，高高在上，明显的不在四家之列，王李以仲景冠首，是错误的。这两段言论想从四家的矛盾派系中求其统一，很费苦心，从仲景学说分化出三派系来，只好说是调和口吻，没有统一的办法。
叶天士说：“创之寒温，视疾之凉热，自刘河间以暑火立论，专用寒凉，东垣论脾胃之火，必务温养。习用参附，丹溪创阴虚火动之说，又偏于寒凉，嗣是宗丹溪者多寒凉，宗东垣者多温养，近之医者茫无定识，兼备以倖中，借“和平以藏拙”，甚至朝用一方，晚易一剂，而无成见。…”这也是调和口吻，却看到当时的医家受着学派纷歧的影响，莫知适从，乃既不从寒凉，也不从温补，流于“平淡轻浅”，所以他说“借和平以藏拙”，于是乎中医学落后停留，一直到现在。
用运气学说来统一四家学派
清代乾隆年间王朴庄倡岁运循环之说，他说六十年岁运一转变，配合司天在泉湿土燥金相火君火，走出燥火运、寒水运等等。光绪年间，陸九芝推广其义，排定一张年表，推算历代名医生在燥火运中的都是主张用寒凉药，生在寒水运中的都是主张用温补法，自金元算起一直到清季，历历不爽，一一符合。他作论两篇，详明温补派寒凉派的产生完全由于运气，这种说法，远绍北宋刘温舒沈括寇宗奭刘河间，近则取徐洄溪的“人之疾病，随时运为变迁”之说，言之成理，假使承认研究任何一件事不能割断历史来讲的话，那么这个运气说法虽然不合科学，未可一笔抹煞。
气候时刻在变换中的，循环无端。一昼夜：晨午昏宵的气候不同，健体没有什么感觉的，若在病体，就有明显的病型：胃肠炎的热度每每高于黄昏，名曰日晡所潮热，虚弱者的泻利有作黎明，名曰五更泻，肺劳寒热大都始自日暮，梦遗泄精多在破晓；这些都可以说明病候与时间有相当关系的事实。推而至于一周年，春夏秋冬，寒来暑往，气候明显的变换，病证也有明显的差异；一年二十四个节令，有大小的分别，二至二分（夏至、冬至、春分、秋分），为四大节气，老人和虚人碰到了节令，就有病痛感觉，或是筋骨酸楚，或是肢体困倦，俗话叫做“发节气”。旧有痼疾宿恙的人，每每在节令发作；最显著的是亡血家，久病的病证加重，垂死的就是死亡的时日。凡此种种，不能说科学所不能解释，就否认这些事实。既然证明一昼夜，一周年气候不同影响疾病，那末六十年气候有变换，一定与疾病也有关系，不能说王朴庄全是臆说。
由此推论六十年一周环，气候变换了，因而在治疗方面适应实际情况而产生出各派系，寒凉温补更迭变换，例如刘守真、朱丹溪生不同时而都值火运，所以主寒凉清滋；李东垣、张景岳生不同时而都值寒运，所以主辛温补益。李东垣为张洁古弟子，而不同师说，陆九芝为王朴庄外曾孙，而不同祖道，因为年代距离，气运转变，在诸家自己也不知道受着时代气运的支配，因而治疗方向变换的。我们得到王朴庄岁运之说，可以了解医学所以产生矛盾派系的缘故。由是言之，四家学派各隨岁运气候应时产生的，正是四家智慧的创造，实践的经验；他们不执着于旧说，不拘泥于古法，辨证用药，随病处方，能灵活运用应付环境，真不愧为医学名家。
根据时代和环境背景来统一四家学派
徐洄溪说：“人之疾病随时运为变迁，乱世民苦而多劳，故体质多虚，用药宜偏于培补；盛世之民乐而多逸，故体质多实，用药宜偏于攻泻。”这是从时代和环境的实际情况来说，合于辩证唯物的。他所说“乱世”“盛世”“民苦而多劳”“民乐而多逸”“体质多虚”“体质多实”几点，交互分乘，就产生出各种不同的疾病来，就产生出各种理论和治法来，也就产生出各种派系来了。
燕赵之人多彪悍雄武，体魄壮实，守真、子和都是北方人，自宜于寒凉攻泻，但是李东垣也是北方人，何以又主张补脾胃呢？这有他另一种环境，元史本传：“李杲，字明之，真定人，以质雄乡里；杲幼岁好医学，时易人张元素以医名燕赵间，杲捐千金从之学，不数年尽得其业。……”可知东垣是富家子弟，他的社会关系都是资产阶级，体质多虚之辈，合用补脾升阳之法。又考东垣操业的时候适值元兵南下，人民颠沛流离，定多起居不时，饮食不调，营养不良，气血亏弱，那么东垣的补中益气自然所投辄效，风行一时 了。守真、子和、东垣生当乱世，而朱丹溪则生当天下承平之年，他又是南方人，南方之人体质多孱弱，又多膏粱之体，他审核证情，以为采古方以治今病，其势多不能相合，乃研究刘张李三家的学说，推衍其义，产生出养阴清滋的治法来。
李士材说：“使仲景而当春夏，谅不膠于辛温，守真而值隆冬，决不滞于苦寒，东垣而疗火逆，断不执于升提，丹溪而治脾虚，当不沉于凉润。……”他又分析富贵贫贱劳心劳力膏粱藜藿来解释人的生活方式和环境不同，因而造成疾病异型，说道：“富贵劳心者居则曲房广厦，膏粱自奉，藏府恒娇，玄府疏而六淫易客，疾病则宜于补正，贫贱劳力者，陋巷茅茨，藜藿苟克，腠理密而外邪难中，疾病则利于政邪。”他以张子和主大攻大伐与薛立斋大温大补作对比，又说：“子和一生岂无补剂成功，立斋一生宁无攻剂获效，但著书立言则不之及耳。”这说明各派的理论不同，治疗方法不同，由于医家适应当时的风土人情，善于应付环境配合时代，也可以断定他们主要疗法是如此，灵活应变一定也很多的，譬如李东垣专主补土升阳，假使他临床上遇到体格壮实患着阳证实证的病候，决不会使用他的老一套补脾胃；朱丹溪常见阴虚火动而用滋阴，假使他临床遇到阳虚火衰，岂有一律投以养阴清滋之理？因此我们明白所谓寒凉、攻下、补土、滋阴，是四大家的中心学说、重点疗法，完全基于时代和环境而创造出来的。
总结
金元四家的学派，在长期的纷争中，后人只看到他们学术的一面，没有了解全局，便主观的说中医学的停留落后，是金元四家矛盾的学派所造成的，这不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全面考察问题的方法。王节斋、李士材、叶天士三人的调和口吻，煞费苦心，得不到统一。王朴庄、陆九芝的运气说，似乎可以把矛盾统一起来，但是在今天科学昌明时代，似难取信于学者。李士材徐洄溪都看察到气候、地理种种自然条件的不同，更密切联系着不同的人事、环境，正确的理解和发现疾病与治疗自然发展的规律性，深深体会到四家都是由于时代和环境的背景，从实践中创造成功一家之言。根据这一点，学派虽有寒凉、温补的矛盾，可以得到统一的途径了。（章巨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