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宗教智慧与企业管理
文化，起于现实“此岸”而终在理想“彼岸”，是横亘在现实社会与人类内心之间的一座桥梁。没有这座桥梁，政治与经济将失去灵魂。
社会三原色，从“做事”、“做市”到“做势”
凡社会都由“三原色”构成，它包括政治、经济、文教。同样序列具体到行业，就有行政、企业、教育业，再具体到企业，就是经理、经营与企业培训，再到极端具体的每一个人，也一样包含着这三个原色：人、生活活动、修养。
在社会三原色中，政治的核心内涵是“做事”，具体地“为人民服务”。经济的核心内涵是“作市”，建设市场，形成行业，达成经营目标。
前两者具有有形性，由外向内发挥作用，重点解决人类“怎样活”的问题。文教的核心内涵是“作势”，表现在意识形态上，通过建立理念，形成文化势力，从内向外发挥作用，重点解决人类“为什么活”的根本问题。一般大众习惯把文教文明所形成的效应，即文明进化的程度，称作“文化”，两者实质是一体。
这个三原色，也可以称为社会“三文明”，无论抓什么文明，都不能离开 “文教文明”即“文化”，因为它的核心功能就是从内在挖掘人力资源的能力，并形成社会大势，且绝难以个人意志为转移。
宗教：出世的精神
文化，起于现实“此岸”而终在理想“彼岸”，是横亘在现实社会与人类内心之间的一座桥梁。没有这座桥梁，政治与经济将失去灵魂，因为现实与理想成了完全不相及的两码事。这座桥的起点就在现实，终点在代表着人类最高理想的“彼岸”。
只有当一个目标具有“彼岸”的特征，才可能是我们的最高理想和最后归宿：不能低，而应高而不及；不能近，而应远在此岸望不见的地方。换言之，但凡现实“此岸”中的目标，都只能是过程中的灯塔，不能及其“彼岸”目标的千万分之一。
彼岸的地址叫做宗教，只有在宗教里，我们才可能找到这个目标。具体地名叫做“天堂”（基督教）、“西方极乐世界”（佛教）或长生不老的“神仙境界”（道教）。共产主义理想与此很相像，只是被设定在现世，又无法成为现实，所以，结局常常很尴尬。
何谓宗教？在心为“宗”，出言为“教”。宗，就是宗旨，一个存乎人人内心的、有着高（不可攀）远（不可及）目标的理想及其为之努力奋斗的行为准则、行动方式、辅助工具、仪式等构成的完整思想体系。教，就是推广、弘扬、教育，使之成为社会成员内在的、共同遵守的、自觉的行为约范。
当人类不断遭遇自然束缚的瓶颈，就产生了科学；当科学遭遇了发展的瓶颈，就产生了哲学；当哲学遭遇了彼岸的瓶颈，就产生了宗教，宗教最终又能够引领人们重新回到自然的本源里，形成循环。
宗教，是一个告知“彼岸目标”并旨在形成内在自觉的现实（现世）的“行动指南”。
中西文化差异的启示
全世界约有48亿人信教，约有12亿人不信教；中国约有1亿人信教；而中国人口约13亿人，所以，12亿不信教的人都在中国!
这是为什么？或许我们可以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寻找答案。
缺乏应对此岸现实的“工具思维”
西方强调“民主与科学”，横亘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因此西方人凡事先找工具，关注工具开发与使用，也逐渐形成外向的思维方式。
而中国人讲求天人合一，追求天衣无缝，致使自己看不到，也无法关注工具，并逐渐形成一种特别的意识：在人际关系之间，讲究“制度即我，我即制度”；在人与自然之间，讲究“工具即我，我即工具”。
例如中医看病讲究“望、闻、问、切”，用自然的材料（草木）配制成中草药，实现天人合一。西方人多讲究工具，使用医疗设备，如听诊器、X光、显微镜等等，然后使用西药：以一种好病毒对抗并杀死另一种坏病毒。
再比如中国人乐于建设“研究所”，研究西方先进技术及其发展动向，进行自我开发：一个人想，一个人写研究成果论文，然后在国际期刊上发表，目的不在于拓展工具，让大家分工使用，而在于“留一手绝活”，让自己风光或保护自己。而西方人更多的是“实验室”，通过分工合作，使用工具，实际操作，实验某一研究成果（论文）如何转化为工具，服务人群。
这样一比较不难看出中国人缺乏应对此岸现实的工具思维，这也直接或间接造成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与生产力水平发展远较西方低下。
缺乏应对彼岸理想的“宗教观念”
在过去近千年时间里，西方人完成了由“工具”到“工具思维”的调整，并形成了生产力。他们不仅善于研究、开发“民主”与“科学”的工具，还“顺便”开发出了种种研究工具的工具，也带动了种种行业的出现。
然而越是“分”，则“和”的需求越强烈，“和”就是追求共同。
于是，古老的宗教情结固化为他们心中“共同”的依赖。这个固化过程，也就是他们追寻“为什么活”的答案的过程。
西方的《圣经》深入浅出，富于服务精神，一般人都读得懂。餐前、睡前的祈祷，几乎成为西方人的家庭生活或聚会的习惯，他们感谢上帝赐给自己生命及其快乐，感谢上帝允许自己继续完成赎罪之旅。试想，几亿乃至几十亿人同时做这样的事，力量该有多么伟大。而大多数中国人没有这个经历。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工具思维”即“分思维”使得西方人能够把“怎样活”（民主、科学）与“为什么活”（彼岸）分别开来，做出游刃有余的回答，因此也更有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去“尽情”研究、开发、制作、使用“工具”。中国人则相反，“和思维”使我们将两者完全混为一谈，几乎在每个关于“怎样活”的问题中都包含了对“为什么活”问题的答案，比如，在承袭千年的“十七字理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前十个字可以归入“怎样活”中，后七个字则属于“为什么活”的范畴。显然，由于“无距离、不对立”亲密无间的“和”，使我们一直无法回答好“怎样活”和“为什么活”的问题。
解决方案
解决的方案就是与国际惯例接轨，进行“工具思维”建设。
惯例，就是大家（西方人）都这样做。接轨，就是引进“工具思维”模式，以补我们文化的不足，使之相得益彰。
“工具思维”的本质是“分思维”，其重要特征是分工合作。没有“工具思维”（或“分思维”）就不能理解西方文化，也就无法接轨，而我们的“和思维”恰恰不利于这种思维模式的建立。
“和”，所以分工意识不强；“和”，我们手拉手肩并肩，没有距离，所以，合作之路就变成了个人关系的体现，不取决于之间的流程、标准，而取决于内心的主意，高兴时做好些快些，不高兴时甚至根本不做，或即使看到你有问题也不提醒，甚至帮助你犯错误，形成“关系就是生产力”的怪谈，且认为“态度决定一切”。
如果说中西方文化曾经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与“拿起工具丰衣足食”的节点上分道扬镳，那么，未来我们应当在“拿起工具，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共同行动纲领中，走向“分思维”与“和思维”的有机融合。
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
一个群体、民族、社会在其文化进程中形成并长期遵循的理念，就是文化之根。离开理念的人，将是一个没有灵魂的人，他能够生存，能够“做事”、“做市”，甚至可能做得很成功，荣登福布斯排名榜，但终究难以“做势”，即难以形成深入人心的文化势力，成为最后的赢家。
企业也是有思想的，同样具有自己的核心理念。一个富有生命力的组织，一个企业的真正存在，也不在于它有多大的实体规模，有多大的经济实力，而在于是否具有掌控和引领民众的思想观念，是否具有一种精神存在于民众的头脑和心灵之中。企业说到底是经营人，而经营人的思想恰是企业文化的职能。在未来的竞争中，企业文化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重要，高层管理者在行政上的职能会越来越弱化，而在精神上的职能会越来越大，其中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经营好员工的思想。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层次的企业文化就是一种宗教。
在日本，出现了企业宗教化现象。如被誉为“经营之神”的松下幸之助，他一生中最尊重的顾问就是一个和尚，通过各种宗教活动，把宗教的各种教义、精神和企业巧妙地结合起来，然后灌输给企业员工，使员工们相信工作目的并不只是为了个人和社团，更多地是追求人类生活的共同幸福。
丰田汽车公司就明确提出：“尊崇神佛，心存感激，为报恩感谢而生活。”正是这种“感激”“报恩”的思想，使企业员工的奉献精神发挥得淋漓尽致，生产已不单单是满足个人物质生活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能给员工这种精神上的满足。
有人说，日本企业就像一个个的宗教组织，都具有自己的宗教思想，企业最高领导者就是教主，他为实施自己的教义，不断向他的教徒传播他的经营哲学，企业员工则是一群宗教的狂热信徒，为维护他们的信仰，可以舍身取义，因此日本企业能够取得令人难以想象的成绩。他们找到了企业为什么而活、为什么而做的彼岸。
因此，宗教对企业管理的启示在于：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就是将彼岸理想及其达成方法（宗教）融入每一天的工作、生活之中，指导自己灵魂的走向，即明确“为什么活”、“为什么做”，然后，再以现世的“工具思维”，弄懂“怎样活”、“怎样做”，指导自己双手双脚的走向，拓展具体的事业，如此成为一个内外双修的成功人士。
在不违背天地之道的情况下，成为自由而快乐的人。人生亦复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于贫，而是如何好好地快乐地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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