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世管理学”与“入世管理学”

曾几何时，中国管理界以环境不同为由，将西方管理模式划归到华而不实的流派化当中，这是在渡过将近十年的崇洋期之后，出现的一幕类似于倒戈的现象。崇洋期与倒戈期，再加上改革开放初的（物质）奠基期，大致可以将这三十年进行三等分，也是中国式管理走过的三个阶段。

但是，即便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化，中国式管理依然在某个层面进行平面的螺旋运动，未能进入更高的层次。那么，富有中国特色的管理是什么？当前又是停滞于哪个层面？而管理又有几个层面的发展阶段？这些都是本文希望进行探讨的。最终，这些问题的答案，或许将指向中国管理的未来之路。

另外，对于个人而言，无论我们是管理者还是非管理者，是在商业机构还是其它非盈利性组织，管理都将是我们人生的必修课之一。不要简单地用所谓“科班”出身的概念给自我定性，正如处处皆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管理的内涵也会涉及我们人生的方方面面，如德鲁克所言：管理是一种人文艺术，它不仅涉及行动与应用的学科，还涉及人和人的价值观、成长与发展。

同时，当前中国式管理可谓百花齐放，缭人耳目，一方面国内自成一套者众多，但大多体系不完整、开放度不够；另一方面泊来的作品翻译众多，不排除有相当部分是包装的结果。找到合适的管理理论体系，至少需要符合以下三个标准：完整度（体系完整，至少能够触及制高点）、开放度（即理论体系不应有太强烈的时效性与环境性）、本地化（具备现实的落地基础，也即符合中国式的管理特色）。

能够综合这三点的，估计还没有，需要我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DIY，材料就是中、外的管理理论在自身实践过程中的取舍、以及有机组合。

　　重申定义入手的必要性

开篇之前，还是需要对定义的范畴进行梳理（这可能将成为本博客至少一部分行文的固定章节）。每当进行系统问题的思考，必然需要对相应的概念或定义进行梳理，具体必要性在于：

一、对于概念或定义的梳理，凌驾于个体（无论你是经济学家还是卖猪肉的）与阶段（无论你是大师还是草民）之上，当前见诸媒体的众多争议，大部分来源于概念或定义的各有偏颇，而偏颇决定了看待问题的角度与立场，也决定了大部分的争端只不过是些非原则性的挠痒痒，加之媒体出于私利煽风点火的口水仗而已，用自己的时间为他人做嫁衣，纯属浪费生命之举。

二、概念或定义的精确度与全面性，决定了思想的质量，这在前文《麦肯锡并不神秘（如何提升思维质量）》已有阐述。为何当前国人的思维质量低下，这本身是个涉及多方因素的大课题，其中之一正是对于许多概念或定义的认知偏颇，或狭义、或功利、或八股……总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但在当代，却堵在了人们的大脑消化道上，因为当代国人正疲于与经济高速发展同步，形而上的内容没有处理的空间容量。

三、任何的概念或定义，都是相对而非绝对的，即便是以非常客观的姿态来讨论某个问题，也有必要限定概念或定义的范畴，范畴通常由阶段或立场决定。子方一向不擅于打口水仗，也认为毫无必要，口水仗的背后，子方往往能够用一张全景图把其中的矛盾点标注出来，结果发现大部分的纷争是因为立场问题，小部分是因为层次问题（上下结构的争论，往往因下层以偏概全，而上层无法以系统性的思维将之囊括疏导）。

开篇明义，到此为止。

　　欧美管理理论的写意脉络

自从“科学管理之父”泰勒在1911年推出《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以来，管理学首次被系统地提出并实践于商业发展当中（战争的积极作用除了推动科技进步，就是推动人类的管理进步，泰勒理论为社会所需求，正是以一战期间大量的劳动力转变成生产者为背景）。

此后，从以组织为重心（工业自动化的制造时代）到经营为重心（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综合带来对商业机构组织竞争力的更多思考），以欧美发达国家为先驱，经历了上百年的历史，直至目前仍未完工。

可以说，关于管理的学科，人类正在缔造一项伟大工程，这项工程涵盖之广，已远远超出泰勒时期定义的狭义范畴。并且，由此而衍生的关于管理的定义，也五花八门，举不胜举。从欧美管理理论来看，就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以科学管理为方向，从改进操作工人的效率和效果的角度考察管理，这是基于大工业时代发展起来的重要分支，也是造就诸如通用这类制造巨头的基础所在。后来丰田模式在此基础上，植入更多的价值观与人文色彩，并在后期竞争中实现反超。

二是以行政管理为方向，关注组织的整体并以提升企业组织的整体效率为目标。

三是将数量模型用于管理实践，这对于强调结果导向的商业学说而言，统计学有利于将管理上无形的内容有形化，并且从定量研究能够更易于从宏观或人文环境的变化、获得对管理学研究及变化的精确基础。

四是以组织行为为导向，重视个体在组织中的作用，这一细分领域的进步在于注入了更多的人本观点，比如个体差异、组织文化在企业中的作用与地位。当年著名的霍桑实验被认为是开启对个体行为研究的实验。

以上是斯蒂芬·Ｐ·罗宾斯对侧重于不同领域的管理学的粗略分类，从这个分类来看，管理学的重心位置越来越呈哑铃状分布，也就是呈现两个重心位置的趋势分布：

重心之一：对数模的应用将越来越广泛；定量分析更具备构建模型的条件，经济环境、人文形态等的动态变化与管理创新是息息相关的，同时，与数字接轨的管理模型，更符合管理体系与市场体系更好对接的要求（也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打破U型微笑曲线的旧模式）；

重心之二：对个体的关注会越来越深入；这可以看成是经历工业时代以后，人类对组织效率的二次开发，被开发对象可以理解为个体的心智资源。

其实两个重心并不在同一维度上，前者更偏重于管理实践过程中的新工具、新模块的应用，当然这种应用也可能涉及战略层面的应用，但并不会改变企业的战略方向本身；后者则为更名符其实的重心转移，人本主义向商业组织的渗透性越来越强，这是商业环境竞争因素向更高级形式演进的刚性需求。

被称为“现代管理之父”的德鲁克，正是管理重心转移的标杆人物。他把管理看作是一种社会功能与人文艺术这个定义不仅涵盖了现代管理应当具备的两个核心因素，一是管理并不只是企业行为，而是一门完整的社会学科，二是管理应当被赋予人本属性，德鲁克用人文艺术进行定义。总结来说，就是：破除唯功利论、赋予人本战略。因此有人称，德鲁克的著作架起了从工业时代到知识时代的桥梁。在理论体系方面，我认为，德鲁克已为人类架构了至少未来几十年都难以逾矩的框架。

同时我也认为，能够成就大家之言，不仅不应因立场视角各异而派别化地切分边界，而且需要立足于人类自身为原点与高点，同时以所研究方向牵动其它的学科、进行综合深入，架构全局，才得大乘。

上述是以欧美管理学发展为基础进行的归结，作为粗线条的勾勒，有利于让我们搭建起对管理学的来龙去脉的感性认知（仅限于感性）。欧美的今天，将是中国的部分明天，有了对欧美管理理论脉络的了解，有助于我们找到中国式管理的差异与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