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共XX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部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5/04 04:29:11
关于公私分明的故事，我读到过不少，无论古今中外，这从来都应该是一种美德。
宋代的周紫芝（1082-1155）在《竹坡诗话》中记载，“李京兆诸父中有一人，极廉介，一日有家问，即令灭官烛，取私烛阅书，阅毕，命秉官烛如初。”说的是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个极其廉洁的官员，某日晚上他正在蜡烛灯火下办公事时，有人送进来一封家书，他便灭掉了公家的蜡烛，而点起了自己的私人蜡烛来读自己的私信，读完后再点起公家的蜡烛办公。微不足道如一点小小的烛光，都能做到如此的公私分明，实在令人感叹，怪不得这位南宋的“竹坡居士”要将它载入史册，流芳千古。 “不要以为志行高洁的人都是属于古代，今之古人有时亦可复见。”现代文学家梁实秋在他的一篇题为《廉》的文章中讲到：“我有一位同学供职某部，兼理该部刊物编辑，有关编务必须使用的信纸信封及邮票等等放在一起，私人使用之信函邮票另置一处，公私绝对分开，虽邮票信笺之微，亦不含混，其立身行事确砥砺廉隅有如是者！” 这位在任公职的同学曾对梁实秋说，他每次收到来信，如果对方用的都是公家的信纸信封，他心里总是以之为耻。对这样公私分明的人和事，梁实秋说，“吾闻之肃然起敬。”
《晚晴》2003年第5期白丁的文章也讲了一个公私分明的故事。1938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重庆凤凰山创办了一所育才学校，收容抗战烽火中的难童。因缺经费，他组织人员四处募捐，并严令募捐所得涓滴归公，任何人不得借故暂借或挪用。他的上衣缝有两只大口袋，一只装公款，一只装私款。某日外出募捐归来，所得颇丰，但要买票乘车回家时发觉私款口袋里已囊空如洗，他不肯动用公款，尽管饥肠辘辘，又路途遥遥，但他还硬是拖着疲乏的身体，走着崎岖的山路，一直走到皓月中天之时才走回来。
公私财物如泾渭分明，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故事，外国人也同样有这样的故事。
前几年中国的许多报章上都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南斯拉夫的米卢在中国担任国家足球队主教练，他离任时的2002年7月28日那天中午，中国足协在北京昆仑饭店为他举行了告别宴会。宴会结束后，中国足协要派车送他，但他坚决谢绝了足协的好意。他认为，在他执教期间乘坐足协的配车，那是公务用车，是应该享受的工作待遇，而一旦离开这个岗位，再坐公家的车就是占公家的便宜。最后他自己雇了一辆出租车，清清爽爽地离去了。不管米卢的足球教练当得如何，光是这一件事，就令我们刮目相看。
2004年第12期的《新民周刊》刊登了公安部派遣的首任驻美缉毒联络官孔宪明的文章，他回忆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我注意到一位接待我们访问的美国警官身上竟然带着两只手机。他告诉我，公家的电话用公家的手机打，私人的电话用自己的手机打。”这位警官说：“电话账单上每个电话的主被叫号码都列得清清楚楚，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如果出现在公家的电话账单上，不仅名誉要受损失，还要接受处理。”公家不占个人的便宜，个人也不占公家的便宜，界限就是这样划得一清二楚。
山东临沂市市委书记李群，曾经作为山东省公派出国干部代表团团长，到美国研修“公共管理”，并在康涅狄格州纽海文市当市长“特别助理”。在《中国财经报》2004年4月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谈了担任市长助理期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见闻。他说：“在纽海文市政大楼里，我每天都看到市长自己开着私家车上班，然后封存在指定位置，上班后办理公务一律换用公车，下班时又开着私车回家。市长说：公私分明，这是对政府官员起码的要求，否则纳税人是不答应的。”
每次读到这样“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的故事，我总是非常感动，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都把它们搜集起来，那么多故事合并同类项，堆砌在一起，不用我再多作说明，就足以说明了一切。公私分明：哪怕到“迂腐”呢。
宋代的周紫芝（1082-1155）在《竹坡诗话》中记载，“李京兆诸父中有一人，极廉介，一日有家问，即令灭官烛，取私烛阅书，阅毕，命秉官烛如初。”说的是中国古代有这么一个极其廉洁的官员，某日晚上他正在蜡烛灯火下办公事时，有人送进来一封家书，他便灭掉了公家的蜡烛，而点起了自己的私人蜡烛来读自己的私信，读完后再点起公家的蜡烛办公。微不足道如一点小小的烛光，都能做到如此的公私分明，实在令人感叹，怪不得这位南宋的“竹坡居士”要将它载入史册，流芳千古。 “不要以为志行高洁的人都是属于古代，今之古人有时亦可复见。”现代文学家梁实秋在他的一篇题为《廉》的文章中讲到：“我有一位同学供职某部，兼理该部刊物编辑，有关编务必须使用的信纸信封及邮票等等放在一起，私人使用之信函邮票另置一处，公私绝对分开，虽邮票信笺之微，亦不含混，其立身行事确砥砺廉隅有如是者！” 这位在任公职的同学曾对梁实秋说，他每次收到来信，如果对方用的都是公家的信纸信封，他心里总是以之为耻。对这样公私分明的人和事，梁实秋说，“吾闻之肃然起敬。”
《晚晴》2003年第5期白丁的文章也讲了一个公私分明的故事。1938年，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重庆凤凰山创办了一所育才学校，收容抗战烽火中的难童。因缺经费，他组织人员四处募捐，并严令募捐所得涓滴归公，任何人不得借故暂借或挪用。他的上衣缝有两只大口袋，一只装公款，一只装私款。某日外出募捐归来，所得颇丰，但要买票乘车回家时发觉私款口袋里已囊空如洗，他不肯动用公款，尽管饥肠辘辘，又路途遥遥，但他还硬是拖着疲乏的身体，走着崎岖的山路，一直走到皓月中天之时才走回来。
公私财物如泾渭分明，这不仅是中国人的故事，外国人也同样有这样的故事。
前几年中国的许多报章上都刊登了这样一条新闻。南斯拉夫的米卢在中国担任国家足球队主教练，他离任时的2002年7月28日那天中午，中国足协在北京昆仑饭店为他举行了告别宴会。宴会结束后，中国足协要派车送他，但他坚决谢绝了足协的好意。他认为，在他执教期间乘坐足协的配车，那是公务用车，是应该享受的工作待遇，而一旦离开这个岗位，再坐公家的车就是占公家的便宜。最后他自己雇了一辆出租车，清清爽爽地离去了。不管米卢的足球教练当得如何，光是这一件事，就令我们刮目相看。
2004年第12期的《新民周刊》刊登了公安部派遣的首任驻美缉毒联络官孔宪明的文章，他回忆在美国的时候，“有一次，我注意到一位接待我们访问的美国警官身上竟然带着两只手机。他告诉我，公家的电话用公家的手机打，私人的电话用自己的手机打。”这位警官说：“电话账单上每个电话的主被叫号码都列得清清楚楚，我家里的电话号码如果出现在公家的电话账单上，不仅名誉要受损失，还要接受处理。”公家不占个人的便宜，个人也不占公家的便宜，界限就是这样划得一清二楚。
山东临沂市市委书记李群，曾经作为山东省公派出国干部代表团团长，到美国研修“公共管理”，并在康涅狄格州纽海文市当市长“特别助理”。在《中国财经报》2004年4月1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他谈了担任市长助理期间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见闻。他说：“在纽海文市政大楼里，我每天都看到市长自己开着私家车上班，然后封存在指定位置，上班后办理公务一律换用公车，下班时又开着私车回家。市长说：公私分明，这是对政府官员起码的要求，否则纳税人是不答应的。”
每次读到这样“公是公，私是私，公私分明”的故事，我总是非常感动，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我都把它们搜集起来，那么多故事合并同类项，堆砌在一起，不用我再多作说明，就足以说明了一切。公私分明：哪怕到“迂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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