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的新故事

“我喜欢浏览异地的夜色。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北方小城，三十万男女白天奔忙在大街小巷，夜晚就在那一孔一孔绿的红的蓝的粉红色的的窗帘里头蜗居，于是就创造出这个北方小城不同于北京和广州的独自的色彩和氛围。哦！这是金关市的夜色。”
这段话来自陈忠实1986年的小说《到老杨树背后去》，读到它时，王向荣正在我电脑里唱道：“三十里的鸣沙四十里的水，五十里的山路看妹妹”。王向荣被称作陕北歌王，我在电视中见过他的样子，有一张戏剧化的面孔，透着过人的精明和倔强。
对我而言，陈忠实和王向荣在这个夜晚交汇了，此时，我正坐在榆林市航宇路的伊威大酒店的432房间里，一边喝汉斯啤酒，一边阅读、听音乐。
 
这是奇妙的体验。如果两年前，读到陈忠实的这篇小说，我会嘲笑他的语言上的陈旧笨拙，对城市一厢情愿的理解，更不会耐心的去听王向荣的那种粗犷、并偶尔艳情的抒情，来自陕北的、被红色意识形态和张艺谋电影所夸张的陕北符号——信天游、腰鼓、窑洞、黄土高坡和白羊肚头巾——都让我觉得粗糙，不正是这些农民式的审美在20世纪后半叶侵蚀了中国，将江南所代表的精致、敏感扫除一清。1940年代初的延安的思想教育模式，不正是将那些来自上海、南京、北京的知识青年，塞进了黄土中清洗他们的头脑，很不幸，这些不仅是黄土，还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教条。
但是，这个夜晚，我感觉自己情绪的逐渐转变。我强烈的想理解，生活在这土地上的人，到底拥有一个怎样的内心世界，他们对于生活拥有何种想象。
我来到陕北一周了。最初的目的是如此的明确，也充满了成见。在西安向北550公里的榆林地区，是全球最大的煤产区，就像伊威大酒店门口的城市简介上所宣称的——榆林是“中国的科威特”。在过去三年中，因为煤炭价格的暴涨，这里盛产暴发户。地下沉睡的黑色矿石，长期不被人们所珍惜，每个乡村都曾有自己的简陋的矿井，人们爬到井下，采出煤块，用来取暖、修葺猪圈、厕所，在雨天铺垫泥泞的道路，如果城里的亲戚需要，可以随意拉走。但现在，它的每吨价格上涨到将近300元，每一块如今闪烁着人民币的光辉。那些昨天还在卖豆腐，赤着双脚的人，因为无意中拥有了煤矿，今天就变成了亿万富翁。他们操着鼻音浓重的陕北话，在北京、上海、西安购买成单元成单元的住房、把车展上的新品一抢而空。在榆林狭窄的街道上拥挤了名车，突然涌入的金钱，改变了人们的内心。
但当真的开始在榆林住下，和那些身经这些变化的人交谈时，就意识到这种理解多么表面化。就像我对于榆林的沙漠的印象，她始终有一种错位感。
毛乌素沙漠的确像是海滨浴场的沙滩，它不是试图吞噬城市与村庄，而是默默的忍受城市的扩张。这辆丰田ＰＲＡＤＯ在榆林城的西沙开发区行驶了十几分钟。成片的混凝土楼房，化工厂的烟囱、六车道的公路、被刷成黄色的吊臂车、铲土机，四处可见，它们日渐延伸的地方，在十年前都是一片黄沙。我们的车绕过水塘，开进了黄沙之中。植被依旧随处可见，沙柳、臭柏、低矮的杨树、杂草，它们掩盖着黄沙。车停下来，我意外的发现，从前我们都说绿洲点缀在沙漠中，如今却是沙漠被包围在植被中。这两平方公里的黄沙，像是被掉队的士兵，它随时被新力量所吞噬——它可能继续延伸的工业大道，也可能是植被自由生长。毛乌素沙漠具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温顺，它宣称自己是沙漠，却储存在大量的地下水，在过去的六天里，它还不间断的经受着降雨，不管多弱小的植物都敢于挑战它的冷酷，我看到了５公分高的杨树联成一排了，突兀的生长在沙面上。雨后的下午，蓝天白云，四周空旷，穿过一片杂草和梯田，你可以看到铁路桥和通向包头的省道。这一小片的沙漠，变成了榆林城的玩具，就想那些大城市的游乐场和动物园。它提供安全的新奇感。它适合于恋人的到来，黑夜在此观察星空，喝啤酒，听老鹰乐队的《加州旅馆》……
这种错位感也发生在这些暴发户身上，很多人带着尊敬的口气谈起高乃子，他是陕北最著名和最神秘的人物之一，据说是个彻头彻尾的粗人，因为他经常把自己的名字写成“高刀子”。每个人都在谈论他，并且都拥有自己的版本。但是，大多数人的口气平静，他们相信高乃子拥有一种过人的品质，他对朋友忠诚，对别人慷慨，这种忠诚与慷慨，使得他变成了阿甘式的人物，在过去五年煤炭业令人瞠目结舌的变化中，获取了斐然的成功。他的个人财富在５年的时间里激增到或许６０亿。这些数字不置可否，但他肯定是陕北的能源奇迹的化身。
就像海湾国家可能陷入“石油的诅咒”一样，今天的陕北也可能陷入“煤炭的诅咒”。他们通过挥霍储存上万年的能源（它也属于自己的子孙），而获得迅速的繁荣，并被这种繁荣所毒害——他们缺乏动力去创造真正的社会进步，而满足于不劳而获。他们还可能污染掉未来几代人所依赖的自然环境——矿区的神木、府谷的富豪不正不断外迁到西安和其他大城市吗，他们期待自己的子女生活在另一个地方，而不是故乡。
但除去这些显而易见的东西，我越来越期待了解这个地区的历史与情感的连续感。“在中国所有的省份中，也许陕西不利条件最多”，曾是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的领导者的O.J.特德在1938年写道，“的确，她对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个大财富，50年前的回民起义（1862—1873年）以后，她就如同其地图形状一样，像个要死的乞丐无力的躺着。”
我不知道，今天的陕西人读到这段话作何感想。一般情况，他们喜欢将自己的地图形容一个“跪着的兵马俑”，而非“要死的乞丐”。历史变化总是充满着不测，六朝古都的西安曾是中国最强盛时期的象征，到了1930年代初，它所在的省份却成了最落后与多灾多难的地区，接着它又变成了中国革命新的起点，而如今它的故事却是一段新的暴富。
只有我踩过了汉中、西安和榆林这三个城市的土地时，我才真正意识到陕西的复杂性。关中平原将陕西省一分为三，关中是最富裕的地区，是中国北部和中亚之间的天然走廊，它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源地。而穿越过秦岭之后陕南则是另一个世界，它像是四川，而不是北方中国。而陕西北部则在漫长的岁月里都是贫瘠的代名词，或许正式这种贫瘠使得它收容了远到而来的红军，一直到1945年之前，这里的共产党军队，表面看起来和明朝末年的李自成的起义军没有太多的区别——他们都鼓动那些贫困者，起来抗拒现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他们也都容易在底层人民中寻找到同盟者。
在过去三十年中，陕西像所有的地区一样，经历着城市化、商业浪潮、社会变革，这些新力量的席卷。或许因为贫困得太久，又拥有一种由来已久的文化传承，她的转变更带有某种标本意义。就像她在文学上的表现，来自陕北的路遥、关中的陈忠实、陕南的贾平凹，像是中国人内心变化的三面镜子，在他们身上，城市与乡村、人与土地、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冲突总是特别显著。
“一孔一孔绿的红的蓝的粉红色的的窗帘”，是陈忠实的城市想象，就像路遥的小说里永远是乡村男孩对城市女孩的渴望，或是贾平凹即使试图在书写城市，写出的也是一个物产更丰沛的乡村……他们摆脱不了那股土地的味道，但是他们同样传递了各自定义的希望、梦想与尊严。
对于我试图了解的煤矿老板也是吧，你可以嘲笑他们的品位不佳、思维的单调，但是他们试图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渴望却是真诚的——尽管在此刻，美好的标准常常就是昂贵。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身上，你看到他们身价过亿，却仍旧保持着从前的吝啬和土气，他们少年时代是这样的，今天也仍旧如此，他们的出手阔绰，经常是为了掩饰内心的不安。
像我的很多计划一样，最初的命题很快就演变成了一个过分宏大的计划。我期待对于陕北的探究，拥有更丰富的层次。它不再是一群暴发户的故事，而是一代人在历史与未来之间，所做出的真实反应。我喜欢赫尔曼•黑塞的这句话：“每一个人都不仅仅是他自己，他还是世上诸多事件相交汇的一点，这个交汇只有一次，而这一点独一无二，意味深长，卓越超绝。”
我即将准备描绘的故事就是榆林市几位年轻人的故事，他们是陕北的新故事。这个故事也会提到很多陕西的历史与人物，记忆与现实，它们共同构造这些年轻人生命的交汇点，使他们既独一无二，又蕴涵了整个时代的颜色、声音与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