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明嘉靖的“改稻为桑”看政府干预的必要

从明嘉靖的“改稻为桑”看政府干预的必要
在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中，有一个官府直接决定农田价格的情节，它看起来有悖新古典经济学的不能轻易干预市场论断，实际上却在更深层次上证明，转轨经济的价格并非市场经济中的价格，不完全为市场决定的价格不仅需要，甚至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干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要谨慎地运用外国的论断和模型分析解决我国的问题。
明嘉靖年间财政亏空，朝廷要推行“改稻为桑”的政策，就是将稻田改为桑田，养蚕织绸，以丝绸的收益摆脱财政困境。贪官严世蕃，郑必昌和何茂才等则想借机低价买进稻田，中饱私囊，他们趁天降大雨，毁堤淹了淳安、建德两县的田，人为造成灾荒和粮价上涨，农民为渡过灾年，只能低价卖出稻田，致使丰年值40-50石稻子一亩的田，跌到10石一亩。江浙总督胡宗宪告诫将往杭州任知县的高文翰，一定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田，否则，就会富了贪官，穷了百姓，甚至逼民造反。胡宗宪的主张于情绝对必要和正确，于经济学的理却很有令人困惑的地方。因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为，市场是个精巧的仪器，任何对市场的干预都很可能导致市场的紊乱。
确实，对市场的干预非常可能造成市场的紊乱，因为为市场供求相等决定的均衡价格能够有效地调节市场供求，而一旦遭遇政府干预，实际价格就会偏离均衡价格，这就给市场一个错误的信号，误导资源配置。当然，在短期中，这种干预可以提高效率和维护公平，但在长期中则一定会遭遇障碍，甚至造成生产力的破坏。改革开放前，我们用行政手段实行低房租政策，短期中让贫困家庭住上廉租房，这好像是对他们的公平。长期中房屋生产者得不到应有的补偿，生产积极性遭遇挫伤，一座座城市因此失去应有的活力和繁荣，甚至沦落破败到前几十年的水平。即便用市场手段进行干预，其结果虽然比行政手段好，但仍然会留下扰乱资源配置的麻烦。譬如，农业丰收，农产品价格下跌，政府增加对农产品的收购，在短期中可以避免谷贱伤农，长期中还是要误导资源配置。因为，粮价下跌表明粮食供给太多，也就是配置在粮食生产上的土地太多，听任价格下跌，减少粮食产量，则可以将土地转移到其他短缺产品的生产上去，这就能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而政府购买，抬高粮价，则给市场一个继续多产粮食的信号，有限土地仍然配置在供给已经过剩的粮食上。同时，只要政府继续维持农产品的高价，则需要买入的粮食越来越多，直至财政不堪重负。可见，只要干预市场价格，使之背离均衡价格，都一定会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所以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对价格最好的管理就是不要管理。
正是根据这样的论断，我国学人也认为，我国政府应该尽可能减少对市场价格的干预，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我国的价格不仅不能不管，而且往往非管不可。这不是新古典学派的逻辑出了问题，而是我国的价格与他们的价格有根本不同，所以不能简单地套用他们的论断。明嘉靖的“改稻为桑”时的稻田价格就是个证明，因为稻田价格的上升不为正常的市场力量所决定，而为贪官污吏的“毁堤淹田”所造成。听任这样的价格发挥作用，则会帮助少数贪官污吏对中小土地所有者的野蛮掠夺，造成土地资源的不合理配置。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官府的干预才有希望最大限度地纠正市场的局限，阻止贪官污吏阴谋的得逞。在这种情况下，坚持不干预的经济学论断，则一定会酿成经济，甚至是政治的紊乱。尽管像“毁堤淹田”这样无耻扭曲价格的案例在我们生活并不多见，但由于其他原因造成价格扭曲的情况却几乎屡见不鲜，所以只有消除扭曲价格的力量，使得价格真正为市场力量所决定，这才能像新古典学派那样，实行不干预价格政策。而在价格机制没有理顺不前，那就非干预不可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国管理层不仅不能不干预汇率与利率，而且非要强化对这两者的干预不可，因为我国决定这两者背后的变量还远远没有理顺。尽管，我国目前大多数商品的价格都已经放开，但是，放开的价格并未完全为市场力量所决定，因为，我国劳动力价格偏低，能源价格扭曲，环境成本没有充分表现出来，这就造成我国出口商品价格偏低，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很大，这样的汇率决定肯定不同于新古典学派认定的价格，如果听任这样的市场机制决定汇率，则一定会成我国经济运行的紊乱。不仅于此，国际收支持续顺差，人民币一定投放过多，市场利率就有下降的压力，这就会加剧经济过热，所以央行一定要进行干预。政府干预的结果造成利率的非市场化，这又反过来，使得商品的价格背离新古典经济学派所假定的价格。这样的价格既不能充分地反映市场的供求，也不能有效地调节资源配置，对这种价格的干预就是在违背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干预论断的地方，再度找到并恪守不干预的精神。
国内学人比较偏好以既定的价格为前提，然后把模型工具用的出神入化，也就是在把我们的价格看作人家的价格的基础上，运用人家的理论，得出与我国经济运行相去甚远的结论，这正是我们常常大呼中国经济看不懂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因为我国价格远非外国理论所认定的价格，甚至在我国劳动力、能源和环境等价格没有调整到位之前，所有放开的商品价格都与外国的价格不是一回事，如此前提的失之毫厘，难免使有关论断谬之千里。在这个意义上，研究有关价格的前端，即决定价格的机制甚至要远比研究价格的后端，各种模型要重要的多。
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0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