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9年12月26日 地点：北京财政部礼堂 三

2008年3月澳大利亚驻华大使芮捷锐先生向外交部、社科院提出来要访问我。我们社科院很紧张，因为一般情况，一个国家的大使不会来访问人。单位做了一个预案，和你们律师一样的开会，组织一帮人猜猜他可能问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回答。最后他来了，我们所有想到的问题都没有问。他问了三个问题，其中一个是说2007年在你们中国有三个地方的农民宣告土地私有，假如有一天，中国的农民都宣告土地私有了怎么办？我当时一听头就大了，因为我们的预案里面没有这一条。（笑）我回答他，根据我们的调查，中国90%以上的农民还没有这个观念。我没有告诉他一个内幕，这其中一件是我们一个非律师的法律工作者策划的，这个人很多人都认识，其实他策划这个案子的时候，就把材料给我看了。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三个地方农民宣誓，就说明其他农民有一天可能也会走到这个地步。 农村问题的最新发展，一个是对地下资源的掠夺在增多。大家可能知道2009年12月12号又打死了四个农民，也是真枪实弹地打，就是为了抢夺地下资源。第二个是林权纠纷在增加，我们分析五年之内可能都会增加。这是什么原因呢？就是林地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第三，农村的环境问题也在增加，并且从东部向中西部转移，从工业性的污染发展到资源性的污染，也就是因采矿等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和水力发电等带来的环境破坏问题。

　　上面讲了农民问题，现在讲工人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也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写的是安源煤矿当年毛泽东搞工人阶级运动的地方。共产党真正搞工人运动的地方就是安源煤矿，在这儿成立了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组织，建立了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支部。中国共青团、少先队都与安源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都到过安源。这儿我调查了四年写了一本书，就是安源工人他们在干什么。调查发现，工人问题和农民问题比较而言更加复杂。它因国有单位改制，拖欠工资等等原因比较分散，不像农民60%以上都是土地问题。工人的抗争方式也是上访、静坐、罢工、游行示威、堵塞交通。最新的两个很重要的抗争方式：散步和旅游。（放PPT）你们看一看，这是2009年4月3号保定市的工人到北京来散步。保定市到北京市137公里，我知道消息赶过去的时候，他们已经快走到徐水县的收费站了。当时北京很紧张，石家庄很紧张，保定市很紧张，派了大批的人和工人谈判，说你们不能这么到北京去。工人回答说我们到北京旅游错了吗？没有错，哪条法律说我们不能到北京旅游。劝的人又说你们不能这么多人到北京旅游。工人马上回答他们，哪一条法律说这么多人不能到北京旅游啊。再说你们不能这么走到北京旅游。工人说我没有钱怎么不能到北京走去呢。形势非常紧张，最后保定市没有办法，当场向工人表态，说你们的问题我们都解决。工人说我们现在没有问题了，我们只是旅游的问题，你看我们没有拿上访材料，没有打标语口号，我们没有问题，我们不上访，不告状，我们旅游。最后当场表态把他们的公司董事长抓了，这些工人才回去。散步大家可能知道最早是厦门，实际更早的就是安源煤矿。我对安源煤矿产生兴趣就因为此。有些老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没有人理他们，到法院起诉不立案，打报告给公安局说我们要游行示威，公安局不理。最后这批人到北京来上访，因为超过了五个人，抓了一批人。最后没办法，他们约定在一天两万工人同时走进了安源所在的萍乡市，萍乡是一个地级市，两万人在马路上散步是什么概念？对于这种合法与非法与否很难界定的行为，我们最近也在进行研究。

　　更严重的是，工人问题暴力化趋势在增加。2009年7月24日通化钢铁发生了罢工，把总经理打死了。之后不少地方的老国企打出了标语口号，其中一个叫做“通化老大哥在行动，我们怎么办？”吓得很多国有单位改制工厂的老板不敢上班。为什么？怕打死。这个事情之后我连写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我讲《劳资和谐需要制度建设》。全国总工会9月份在上海浦东干部学院召开了一个重要的培训班，把全国各个省市的总工会主席、研究室主任叫到浦东去学习。我去讲课，工会的人都提出来，为什么现在工人不听我们的话了？我说凭什么听你们的话，你们不代表他的利益，他怎么能听你的话。现在闹事了，你们才想到为什么工人不听你的话了。我们判断，工人暴力化趋势在一个阶段可能会明显，原来已经好像解决了的问题又会重新出现。安源煤矿早几年闹了，已经停下来了，现在又开始了。安源工人现在又是散步，又是旅游，各种活动又开始了，原来的历史问题重新掀起。

　　出租车罢运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最典型的发生在2008年的11月的重庆。重庆的市委书记当时做了两件事情，一件他见了这一批人，一件他表态说你们的份子钱减下来，你们可以建立你们的工会。他一表完态之后，全国一片叫好。但是还有两个问题。第一全国其他地方怎么办？国家对这个问题到底怎么表态？2008年11月10号三亚市也发生了出租车罢运，当地市委书记叫江泽林，是我们社科院农村所毕业的博士。他很紧张，不知道该不该见，但他没有办法，必须见。重庆的市委书记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你只不过是海南省的省委委员，你能比过他吗，他都见了你不见。后来江泽林不得不去见这些人，也不得不表态。但是中国出租车行业能真正代表司机的工会能不能建立？当时我们很少几个人在北大法学院开了一个会，我就提出来，根据我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对中国现在高层人士他们执政理念的分析，我认为不会，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事情。第二重庆的出租车行业能否就此健康发展下去？现在情况有些变化，所有的领导不再见这些人了。而被判刑二十年的黑老大黎强，被指控的罪状就涉及到组织重庆“11．3出租车罢运”。

　　2008年以来教师停课的情况也比较严重。教师很聪明，没有一个教师说我们罢课的，他们只叫停课。为什么发生？主要的原因在于有关法律规定教师的工资不能低于同地区的、同类型的公务员的工资，这一点做不到。最新情况是由绩效工资不公平引起的。

　　对于工人问题，我们做一个简单的归纳。国有单位改制，劳资冲突将是工人问题的关键。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劳资冲突应该是工人将来发生的主要问题。

　　对于市民的问题，我没有做专门的研究。我有一个读博时的师妹，现在是党校老师，她的博士论文就专门写市民维权的。今年人民大学国际政治专业毕业的四个博士答辩，我去了，有三个博士写的都是市民维权。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心市民维权了，根据他们的研究，房屋拆迁问题是市民维权的一个关键问题。因房屋拆迁发生的纠纷最严重的是甘肃陇南，去年11月17号把市委砸了。我们分析市民的维权活动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会增加，大家要密切关心。最新的事例是昆明螺丝湾拆迁引发的较大群体性事件。我前不久专门到了昆明，想去了解螺丝湾发生了什么。

　　对于工人、农民、市民的维权行为，我前面讲了不同的情况，现在对其特点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第一，我认为市民维权就是为了利益。不论工人、农民或市民，维权活动最大的特点是：维权是利益之争，不是权力之争。简单说要钱不要命。他只是要钱，不要你的权力，不是要你的官位；要钱也不是要命的要法，不搞革命，只是争钱。还没有人走向街头说共产党必须交出政权，地方官员必须交出政权。没有人提出来像文革一样造反夺权，哪怕把你的政府砸了，也是争利，而不是要你的权力。不是说把你政府砸了，我们再建立一个新政府，没有人做这个事情。利益之争是现在工人、农民、市民维权活动的主要特点。  我讲一个故事，2007年中国的广东发生了很大的问题，汕尾市有一批农民组织了抄家队，抄谁的家？抄村干部和乡干部的家。为什么抄他们的家？说你们把我们的地卖了，所以我们抄你的家。吓得很多乡干部、村干部往外面逃。当年5月7号我陪一个国家领导到广东去调查，5月8号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张德江向国家领导汇报。他说我们广东省这几年发生了很多问题，但是省委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认为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币可以解决的问题。（笑）这句话好笑，但是我认为他讲对了。当天晚上我约了南方周末和南方日报的两个评论员，我说在我看来，像张德江这样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认识到了中国目前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就是利益之争，争利不争权，这一点是我们判断中国目前发生这么多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关键所在。这是第一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规则意识大于了权力意识。（放PPT）这句话是这个人说的，她叫裴宜理，是世界上有名的一位政治学家。她在2007年发表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叫《论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说1989年以后，我们西方人都认为中国要崩溃，但是20年快到了，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崩溃。西方人一旦看见中国的民众走向街头就欢欣鼓舞，说共产党又要崩溃了，但是过了几天他们又回去了，为什么呢？她说我们西方的学者都没有判断对，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我们不了解中国的老百姓在想什么。其实中国的老百姓走向街头和我们西方是不一样的。西方人走向街头讲的是权利，而中国人走向街头的讲的是规则。

　　这句话不好理解，我举个例子你就理解了。中国人为什么走向街头？中国老百姓会说，你答应给我十块钱，为什么你现在只给我五块钱，你讲话不算数。你的法律说了村民应该选举，征地应该经过村民同意，现在怎么又不搞选举，不经过我们同意把我们地卖了，你地方政府不按国家的法律办。总而言之就是你讲话不算数。那么西方人走向街头会怎么说，他说给我十块钱凭什么？根据人权，根据自然权利，应该给我一百块钱，规则错了。

　　中国老百姓现在大量的行为，我称为以法抗争，它按照你的法律来抗争你，而不是说法律本身错了。很少有老百姓会说法律错了，说的是我们这些人。你北京上访村去，你会发现访民常常复印大量的文件。他最多说地方政府的规则违背了中央的规则，没有人敢挑战中央的规则。裴宜理认为这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崩溃的关键。她说假如有一天中国的民众普遍认为规则错了，你这个政权就危险了。因此，裴宜理说共产党身在福中要知福，你的老百姓太好了，你的老百姓只是说你没有按规矩做，你只要按规矩做，他还会拥护你。裴宜理在2008年的7月请我到了哈佛大学，我们讨论了一个礼拜，写了一篇文章，你们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叫做《中国的政治传统与发展——于建嵘对话裴宜理》，发表在《南风窗》。昨天的《南方周末》又发表了我和裴宜理一个新的对话，标题叫做《中国政治的活力和困境》，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活力到底在什么地方？它还能活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