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自由经济的智性生存者

弗里德曼，自由经济的智性生存者

唐学鹏/文

11月16日，世界上最伟大的自由经济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去世，享年94岁，高寿红利。用导演安哲洛普罗斯剧本里话说，“死亡，对于一些人，仅仅是沉默的赞叹，就像雾中风景。”

米尔顿.弗里德曼和邓小平都身材矮小，但投射在历史坐标上的身影都很长，巨长无比。整个世界都公认，这两个人是20世纪将整个世界带入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巨潮里的关键人物。

巧合的是，此前，另外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也在今年去世了。著名的凯恩斯主义者加尔布雷斯是弗里德曼最大的论敌。加在美国物价局工作主导了二战后最长时间的物价控制，弗里德曼攻击他说，对于美国的经济恢复来说，至少拖延了好几年。现在看，弗里德曼这个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就在弗里德曼去世前不久，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费尔普斯。费最杰出的工作就是推进了经济学界对于“失业和通胀”的理解，实际上，这也是1976年弗里德曼获得诺贝尔奖最重要的理由（当时，弗里德曼获奖的演讲词就叫“失业和通胀”）。费的获奖也可以看作斯弗里德曼的二次获奖，的确，他这个贡献太重要了。

                                                              智性，智性

尽管弗里德曼的父母是“血汗工厂”的雇员，尽管贫穷的他得益于公立学校的培养，但是他就始终站在反对政府对私有产权进行任何（哪怕一丁点）限制的立场上、他诅咒公立学校的低效、他反感政府的公共支出和福利补贴、他鼓励新的政治家掌权摧毁政府实施的各种管制——例如对医生牌照的管制（这造成了医生群体的高收入和医疗市场的无竞争性）以及色情毒品产业合法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没有被自己的阶级血脉和情绪所蒙蔽。他强调自由选择的重要性、他警惕肯尼迪式的爱国主义（肯尼迪说，“每个人要考虑自己为国家做些什么，而不是相反”），弗里德曼说，“如果国家不能为个人增添安全，自由和私产保护，那么要国家这个怪兽做什么呢？”

对弗里德曼进行思想阵营划分是一个难题。他不承认自己像哈耶克一样，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是，他也不愿意说自己是自由主义者，他可能在保守阵营里偏左一点，或者自由主义的阵营里偏右很多。

例如，弗里德曼是不会反对堕胎的，他不会剥夺人们在这方面的自由权利，因为就像他的徒孙（他的学生贝克尔的弟子）列维特说证明的那样，堕胎可以消灭很多潜在的犯罪人口，这种张扬着赤裸裸种族优生学的经济分析一直遭到保守人士的“剿灭”。列维特的思考源头其实来自弗里德曼，因为弗里德曼认为，不允许堕胎其实是一种教会把持的社会强制机制，它实际上消灭了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会衍生出很多问题。他鼓吹毒品自由化，他认为，这个世界是不完美的，驱逐吸毒是有耐心，用国家权力驱逐毒品是不可能的，带来的后果仅仅是毒品价格变得更好，上瘾者为了获得价格更好的毒品而去抢劫杀人，这是衍生出来的。或者滋生出更多的官僚，他们控制了毒品的出售和租金。简单地说，运用国家权力不是产生更多的衍生犯罪，就是制造庞大的寻租阶层。我想，一个顽固保守主义者不会这样思考问题。

正是弗里德曼这种狡猾的充满张力的面向未来的智性使得他大大增强了自由经济阵营的思考水准，弗里德曼对自由市场的理解充满着灵活的智性和经验主义气质（甚至有点凯恩斯的灵活性），而不是一种宗教热情式的。这在他生前最后几年，承认了货币主义在一些技术推断环节的错误，就能体现他的灵活精神，因为美国和欧洲经济运行的现实证伪了他的理论，他爽快地承认了，他的自省还给他更多的荣耀，大师的风采无损。

这一点把他同另外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大师哈耶克（也许还有米塞斯）区分开来。比如，弗里德曼有一个开放的，面向未来的经验主义学术验证标准，即“实证经济学方法论”。
他认为，理论模型的假设是不重要的、可以不符合实际，可以高度简化、可以假想化真空化、可以充分挤掉经验世界的东西，只要理论模型的结论和预测能力同未来发生的现实是高度吻合高度相符的。这让先验主义者哈耶克愤怒无比，他认为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哲学比凯恩斯还要糟糕。但我觉得，弗里德曼的哲学是波普尔和伟大的实用主义者詹姆斯结合体，它有它的微弱的局限，但它依然是一种高级的存在。

无疑，哈耶克有着最深邃但又最无趣的大脑，在被同样没有智性更加无趣的中国学院份子引用时他是一个“神”，但面向未来时他是一个“懦夫”。因为，他根本不愿意沿着自由市场进行“边际创新和边际理性建构”，他也无法做到。于是，整个20世纪思想史上，虽然预言“通向奴役之路”的哈耶克却无法承担抗击凯恩斯主义的重任，这个任务必须交给拥有凯恩斯式的狡猾和智性的弗里德曼身上。而弗里德曼完成了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无论是爬满数字和模型公式的学术专业角度，还是通过出版《资本主义和自由》以及《自由选择》这样畅销书的公众流行角度。所以，在自由经济领域，弗里德曼是最大的大师。

例如在解释1929年－1933年大萧条方面，米塞斯和哈耶克认为这是一种资本主义自我调整，任何干预和反萧条行动都会带来更大的萧条。弗里德曼认为奥地利学派的解释力根本不靠谱，他用统计数据证明正是美联储错误的货币收缩导致了大萧条，原本没有这个错误，这原本是一次温和的衰退。他的推断被上个世纪80年代的英国衰退和90年代的德国衰退所继续证实。收缩的货币往往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缩已经写进了教科书里面，仅仅因为它的解释力，面向未来的解释力。

在抗击旧式凯恩斯主义方面，弗里德曼的智性和“面来未来”的精神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哈耶克喋喋不休地恐吓福利干预国家将化作极权控制的坟墓（资本主义的体制调节能力和理性建构能力被他漠视了），当时掌握权势的凯恩斯份子一笑置之，哈耶克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看来是一个喜欢夸大和不靠谱的老家伙（当然，他在东方极权国家里的自由知识分子眼中永远都是靠谱的）。只有弗里德曼，他在20世纪60年代都准确地预言了“滞胀”，一味追求政府开支刺激和消除失业率获得快感的凯恩斯主义者迟早要遭到“失业率高企，通胀率高位”的报应。这个面向未来的预言被精确地证实了，萨缪尔森说，“是滞胀的出现真正打击了凯恩斯主义，伤了它的元气”。弗里德曼终于用他的方法论捍卫了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的伟大传统，他扭转了世界的知识导向，他点燃了古典自由主义的薪火，自然，他的攻击也促进了凯恩斯主义更高层次上的复兴。

弗里德曼一直都认为货币太重要了，货币是导致萧条的根本原因，货币是刺激经济的主导力量，以致于它只能交给中央银行。人们所要做的是让中央银行操纵货币行为受严厉规则的限制（比如他提议的“单一规则”）和操作过程透明化。有趣的是，哈耶克则极力反对将货币发放权给中央银行，他认为这意味着垄断，而是应该鼓励私人发行货币，让多种货币进行竞争，让市场挑选出最佳的货币和最佳货币的流通范围。哈耶克显然对货币区之间的竞争和自发转换非常有信心，他意识不到，这种私人货币的竞争将带来更多的交易成本，而这些交易成本往往会引致新的政治权力进来（根据政治学的逆科斯定理），构成新的利益结构，将这些货币区的范围稳定化变成有利可图的事。最终的后果是，哈耶克所设想的货币竞争（竞争中统一）没有出现，严重的货币分割化（贸易分割化）却会涌现。究其区别的根源，弗里德曼不反感政府，但跟设计共产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一样，希望政府能够萎缩，没有普遍性的干预经济能力，但保持某种机动性。而哈耶克则一直想让政府“虚无化”，推崇和赞美自发的秩序和合作，即使这种自发是非常自然的原始性自发，即使这种自发和协作是长不大和低级的。他也热爱。毫无疑问，哈耶克缺乏的就是弗里德曼这种面向未来的智性。

                                                  边际创新

弗里德曼有几个漂亮的“沿着自由市场的边际创新”。他的核心思想是，市场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完美的地方。我们需要小心维护市场本身的伟大，但同时可以创造出局部理性建构来激发市场的多样性和处理能力，使得市场运作更为有效，市场中的弱势群体可以从市场运作本身获得救济的力量，市场中的强势者也能从市场运作本身中得到纠正的提醒。

创新之一是自愿兵役。他说，强制性兵役的背后其实是一种强制性（选兵就像抽奖）的控制。兵役也应该是一种自由选择，如果废除了这种选择，那么士兵的待遇肯定会被强制性降低，形同剥削。于是，人人想的是熬过兵役捱过自己青春几年黄金岁月重新返回社会（例如猫王就是这样想的），军队的整体专业技术积累被削弱了。这样反而降低了兵役质量以及遇到紧急事态大规模征兵的能力。

另一个是学券制。他说，政府要是真想帮助穷人，不要开更多的公立学校，因为学校必然是官僚或者低效的，而是给学生们学券，不强制他们上公立学校，他们可以拿券去私立学校去抵冲学费，然后政府再为私人学校兑换学券。这增大了学生们的选择性，加强了学校间的竞争。这也给我们中国的教育改革提供了启示。如果政府想改善教育，想要补贴穷人，就应该补贴到“人”，而不是补贴到“学校”，让穷人拿着“补贴”去市场上选择，这样才能促进教育的竞争和质量的提高。实际上，我们前些年的“房改”也是这个问题，如果真的将国家“补贴”按照既定的分配规则打到个人头上，而不是所谓的“补房子补面积”，那么房改就不会存在这么多问题。但正是由于那些有权势的利益群体鼓吹后者，造成了一波又一波的“寻租”，无穷无尽的反复“分房”。

弗里德曼还有一个“创新”叫负所得税，收入低于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的穷人可以得到转移支付，其转移支付的大小就是收入和起征点的差额。这个思想完全是基于自由市场运行规律，远远比中国正在实行的所谓“最低工资”要深刻和有效的多，“最低工资”根本不会提高穷人任何福利，它只是抬高全社会的通货膨胀。

弗里德曼认为，目前盛行一种歪风，非要将企业家变成社会责任型企业家（我特别讨厌管理学上这种可耻的八卦）。原本企业家只需要在成本－收益的衡量框架对创新负责，现在，企业家的功能五花八门，相关利益者的要求此起彼伏。企业家必须先打扮成慈善家，给劳工以爱，涂抹上社会功德才可以见人似的。实际上，这歪曲了企业家的功能，企业家仅仅应该对竞争和创新负责。而不是以捐钱获得社会名声，以避税获得实际利得。当我看到中国企业家常常说“我们不捐助是因为没有免税政策”，我就能理解伟大的弗里德曼的判断：如果企业家是好斗的蛇，为何一定要求他，至少从形态上变成美女蛇呢？

弗里德曼说，所有通胀都是内生的，都是那些想获得信贷的人“要”出来的，所以央行的职责应该是控制货币供应，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虽然他制造了很不切实际的单一规则），防止通胀。讽刺的是，我们中国的“流动性泛滥”的罪责总是贸易顺差，怪责“国外部门”或者热钱，而不检讨我们内部的低利率和松信贷问题。的确，贸易顺差导致了更多人民币出笼（美元换人民币），但贸易顺差的产生恰恰是央行低利率和低汇率刺激出来的，企业获得了太多的“软钱”（easy money），在这个意义上，货币主义永远是对的。没有所谓的“国外部门”输入通胀，没有所谓的“内部和外部双失衡问题”，解决了内部失衡就找到了打开“外部失衡”这扇门的钥匙。通胀和流动性泛滥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自己创造了它。

——————————————————————————————————————
推荐阅读：ON THE ORIGINS OF "A MONETARY HISTORY"  论文地址：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941973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FRIEDMAN-SCHWARTZ HYPOTHESIS   论文地址：
http://www.faculty.econ.northwestern.edu/faculty/christiano/research/ECB/paper.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