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列传（一）——刺杀荷兰国父威廉的热拉尔

刺客列传（一）——刺杀荷兰国父威廉的热拉尔

作者:王永忠   2010-07-12 09:38 星期一 晴　　在荷兰八十年（1568-1648年）独立战争的过程中，1574年的莱顿解围是一个转折点。拿下莱顿之后，奥兰治王威廉和他的起义者再也不怕起义很快会被镇压了。在随后的几年里，形式对荷兰起义者非常有利，威廉设想建立一个自由、统一的尼德兰。1571年，西班牙不但卷入了同奥斯曼土耳其的海战“莱潘托战役（Lepanto）”（塞万提斯参加了莱潘托战役，左手就是在这场海战中被打残，由此落得了“莱潘托残臂人”的绰号），无暇顾忌荷兰的反叛。此时，腓力二世在尼德兰的军队又因军饷不足而发生兵变；1576年，所有17省都签署了驱逐西班牙驻军的联合协议。威廉个人也因1575年的第三此婚姻，而焕发了青春。新娘夏洛特是一位法国亲王的女儿，原在一座修女院做院长，后逃离了修女院，皈依了加尔文教派。1580年，腓力二世终于得出结论，要结束荷兰的叛乱，必须干掉威廉，国王称威廉是“扰乱整个基督世界的害人虫和人类的敌人（pest on the whole of Christianity and the enemy of the human race）”，悬赏重金25000克朗，对他行刺。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1582年3月18日，安特卫普的一位葡萄牙商人的手下、名叫胡安•德•华莱圭（Juan de Jauregui）的西班牙人，趁着接近威廉的机会，近距离向威廉开枪，把他的头发胡子都烧焦了，子弹穿过了威廉的脸颊，他身负重伤。然而，在夏洛特的精心护理之下，他竟活了过来。然而，夏洛特却在5月8日去世了。考虑到南方的省份大多为天主教徒，并有许多腓力二世的支持者，威廉放弃了统一尼德兰的设想，而希望保住北方七省（即荷兰）的统一和独立。他回到了代尔夫特，把官邸迁到了一座古老的修道院里。一位27岁的木匠学徒谎称是加尔文派烈士的儿子，取得了威廉的信任，得以出入威廉的府邸。
　　此人名叫巴尔撒扎尔•热拉尔（Balthasar Gérard, 1557–1584），实际上是一位狂热的法国天主教徒，自幼崇拜腓力二世，12岁就立志要刺杀威廉，除掉这个基督教世界的贼首。后来热拉尔考入多尔大学就读法律专业，早在国王的悬赏之前，他就对同学说要干掉威廉。热拉尔在卢森堡的时候，听说了华莱圭刺杀失败的消息之后，他开始精心策划自己的暗杀行动。除了努力接近威廉，并骗取信任之外，他还设法骗得一个执戟兵的帮助。1584年7月8日，他到威廉的官邸去查看下手的时机和环境，那个执戟兵问他在干什么，热拉尔说身上没有钱，自己穿得那么寒碜，没法去街对面的教堂参加弥撒活动，执戟兵丝毫没有怀疑他，就给了他50克朗，他用这笔钱购买了行刺用的枪支弹药。事后，这个执戟兵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据说他立刻用匕首把自己刺死了。
　　1584年7月10日，威廉同家人在自己的府中一起用餐完毕，等在餐厅外面的热拉尔拔出手枪，对准威廉的胸膛开了两枪。51岁的威廉向前踉跄了两步，临终之际，说出了最后一句话：“上帝啊，宽恕我的灵魂和这个可怜的人吧（Mon Dieu, ayez pitié de mon âme; mon Dieu, ayez pitié de ce pauvre peuple.）”。枪弹穿过了威廉的身体，在墙上打出了两个洞，现在，在威廉的故居，他被刺杀的地方还保留着这两个洞和一块纪念的铜牌。热拉尔逃出了侧门，在接近城墙的时候跳入了护城河，河的对岸是一匹备好了鞍的马，他的腰上还绑有一个充了气的猪膀胱，以保持他浮在水面上。但他一头栽进了河上漂浮的一堆垃圾，被紧追不舍的威廉的侍从和一个执戟兵所抓获。当拘捕他的人叫他叛徒的时候，据说热拉尔反唇相讥，说到：“我不是叛徒；我是我的主人的一位忠实的仆人。”“哪个主人？”他们问道。“我的主人是西班牙国王。”热拉尔经审判后，被残忍地处死。他的家人得到了腓力二世所承诺的行刺赏金。按照历史学家丽莎•贾尔丁的说法，这也许是世界上第一起有记载的用火器（手枪）成功暗杀政治领袖的事例。刺杀发生数小时后，荷兰议会开会宣誓，将改革大业进行到底。在威廉之子莫里斯的领导之下，北方七省终于一劳永逸地获得了独立，成为了荷兰王国，并于1648年与西班牙缔结了和平。在威廉的陵墓，人们竖起了纪念碑，碑文写道：“这里埋葬着国父威廉，他为尼德兰的命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后人称威廉是“荷兰国父”。
　　关于他的死，福柯在《监视与惩罚：监狱的诞生》（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9. p.54）中详细描述了热拉尔的死刑执行过程：“‘第一天，他（刺客）被带到广场，那里设置着一个大沸水锅，他的那只犯罪的手被浸入锅中。第二天这只手被砍掉，因为这只手落在他脚边，他就在行刑台前后不停地踢它。第三天，用烧红的铁钳烫烙他的胸部和手臂的前端。第四天，同样用铁钳烫烙他的手臂上部和臂部。这个人就这样连续受了八天的酷刑。’最后一天，他被施以轮刑和锤刑（用一根木棒锤击）。六个小时后，他还在要水喝，但没有给他。‘最后，治安长官在他的哀求下下令绞死他，以使他的灵魂不致绝望和迷失’。”热拉尔的死刑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也是残酷至极的，按照福柯的解释，在公众场合处以极刑是一种政治手段，展示国家机器的威严，惩戒罪犯的决心，精确的操作和罪犯的极度的痛苦演化为正义得到声张的表演，公共行刑的操作赋予了法律真实的力量和威慑，使得公众深刻地明白权力结构的相互关系。福柯写到：“我们应该把公开处决看作为一种政治运作。公开处决在18世纪依然被仪式化。它合乎逻辑地包含在一种惩罚制度中。在这种制度中，君主直接或间接地要求、决定和实施惩罚，因为他通过法律的中介而受到犯罪的伤害。在任何违法行为中都包含着一种‘大逆罪（crimen majestatis）’，任何一个轻罪犯人都是一个潜在的武君者。而激君者则是彻头彻尾的罪犯，因为他不像其他违法者那样，只是冒犯君权的某个特殊决定或意愿，而是冒犯君主的原则和君主本人。在理论上，对武君者的惩罚必须是集一切酷刑之大成。它应该是无限报复的体现。对这种十恶不赦之徒，法国法律不限定刑罚方式（Discipline and Punish, p.53-54）。”无论（对于西班牙天主教阵营）流芳百世，还是（对于荷兰新教阵营）遗臭万年，巴尔撒扎尔•热拉尔以自己的方式轰轰烈烈地在人世间走了一遭。刺客人生，生，也快哉；死，亦快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