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经济及经济学随想录 - 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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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及经济学随想录
李多
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在中国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正是社会、时代的需要，才产生了马克思、凯恩斯、弗里德曼……。现在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中国经济学。也正因此，经济学成为现今的显学。
西方有些经济学家讲：谁能把中国的经济改革搞好，谁就应该得诺贝尔奖金。但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她受政治、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考虑对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本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就是不能把新疆与拉斯维加斯相比而开出把新疆建成世界第四赌城的药方（有学者将瑞士与贵州相比，不知二者有多少可比性）。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祖国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时髦的话语应叫做"成本"）迅速富强，但我们在前进时首先要追求的是对策的良性后果，而不仅仅是对策的抽象合理性。台湾大学熊秉元教授讲："对于任何社会问题，务实主义的立场非常清楚：以现况作为基准点，然后寻求调整和改善，而不是设定崇高的目标，然后呼吁众人向目标迈进。原因很简单，在目前这个时点上，社会之所以会处于现状，一定有相关的背景和配合的条件，因此，要寻求改善，必须先理清楚这些彼此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关系。然后再尝试摸索出可以改善的空间，试着作一些微量式、亦步亦趋式的调整"（熊秉元：《到乌托邦之路（之二）》，《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7日）
这就意味着，一切变革都要有自己的基点。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到中国之后多数并不管用，因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我们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方式及其成就的取得，被国内外学者总结为"渐进改革模式"。我们的改革之所以会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就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况有它存在的基础。只要我们顺从体制内在的逻辑要求，现在的社会秩序仍然可以积极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积累，而在这种条件下要求对现有社会秩序进行激进性或暴力性改变，就会发生社会动乱。
当然，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还有许多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纷繁复杂，就如同缠在一起的老鼠尾巴。面对这些"老鼠尾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弗里德曼教授说，如果你想把老鼠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而面对很多不同尾巴缠在一起的老鼠，弗教授没有了招法。张五常教授给弗教授出的主意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7月23日）。笔者认为：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砍老鼠尾巴不如直接灭鼠。但笔者更认为，"砍"也好，"灭"也好，都需要时间，需要过程。为了保证社会在发展中的稳定，我们还是需要 "渐进式改革"。
科学的认识过程是实践──理论──实践。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学问，更应本着这一原则进行研究。出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然后进行总结，再将这一理论引入实践，让实践去检验理论。"中国经济学家这几年常在谈企业组织的合理化、经济模式的合理化。但是从经济史看，恐怕未必是先由什么经济学家设计构思出一套理想的组织和模式，才有了经济发展。事实是，合理化是在经济的发展中，不断调整、不断适应、不断改进而实现的"（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38页）。而现在某些经济学家凭借他们掌握的"玄而又玄"的西方经济学，经常发表一些宏微大计，似乎经济形势的不好是没有采用他们的方法，只要采用他们的方法，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即便出现"痛"，也是暂时的。可"暂时"又是多长时间？
"清谈误国"（何新语）。好的理论必须管用。"一个理论，只接受两种形式的批判：一是逻辑批判；一是经验批判"（盛洪：《 不要将学术讨论意识形态化》，《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6月18日），而社会实践是检验理论优劣的唯一标准。"关于判定社会政治发展水平优与劣的标准，我认为仍然只能是社会实践。当某些形式用则必乱，会导致经济败坏、政治纷争、社会动乱的时候，这些形式无论自身是否具有抽象合理性，也是坏的"（何新：《东方的复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92页）。
这表明，理论自身的抽象合理性不一定会在现实生活中带来良性后果。
经济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如此复杂，不是仅仅凭借几个数学模型就能够解决的。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有效办法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实践者对中国城市、农村、企业实际状况的了解，仅仅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是不够的。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的优秀文化之一，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借鉴，但不能完全套用。"经济学是门经验科学，实践变了，理论就得跟着变"（何清涟：《对中国20年经济改革的批判性透视》，《广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15卷）。事实也是如此，"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迥然不同。直到改革开始20余年后的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仍然明显偏离甚至背离正统经济学的教义……"（江小涓：《体制转轨与产业发展：相关性、合意性以及对转轨理论的意义──对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就会使认识过程变为：西方经济实践──西方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实践，这种结果必定是荒谬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政协九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式上讲："必须在研究管用的方法上下功夫。……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从哪里来？只能从实践中来"（《人民日报》1999年6月26日）。而作为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的实践，在研究者，尤其是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中恰恰是缺乏的。经济学变成了书斋中的"精品"。他们言必称凯恩斯、科斯、制度、预期、博弈，却忽视了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实践。这种脱离实践的"精品"只能是"屠龙术"。
香港大学商学院院长王于渐教授说："不要老谈国企，它没有农业问题重要"（《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14日）。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收入进入了一个低迷甚至停滞的阶段。
以笔者家乡所在的东北某村为例：现在每个村民人均承包地4亩（由于各地区人口分布不同，每人的承包地也不一样，这里仅以笔者所在村为例），以每亩地产玉米1000斤，每斤玉米0.42元计算，每亩地产出420元，扣除成本300元，每亩地纯收入120元，4亩地纯收入480元。而随着人口的增加，种籽、化肥的涨价，加上农民承担的不合理的负担，这种收入是递减的──何清涟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农业内卷化问题"（何清涟：《一个经济学者眼中的戊戌百年》，《南方周末》1998年4月17日）──这还是东北某村的情况，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更可想而知了。
《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8月13日一期上，林毅夫先生和李晓超、陈蔚的文章都引用了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162元这一数据，笔者对这一数据是持怀疑态度的，而该报1999年7月16日一期丁力先生的《农民的收入是怎样被增加的》一文更坚定了笔者的态度。这说明这一数据是有水分的，而以这样的数据作为决策的基础，势必会造成失误。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传统生产方式下，每亩地产出的粮食是有极限的，农民的收入也不可能是无限递增的。
许多经济学者都认为，扩大内需必须要启动农村市场，开发农村市场。但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开发农村市场，而是如何开发农村市场，如何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如何推进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如何提高农民的货币拥有水平，从而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只有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农村市场才有可能启动。有钱谁不会花？
很多地区将发展乡镇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但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未来是不容乐观的。受环保、人员素质等条件的制约，原有的乡镇企业没有进行结构调整的，很难继续存活下去，新的乡镇企业因资金、技术所限又很难有高的起点，所以，乡镇企业再有如江浙一带的发展是很难的。而没有工业，仅以土地为财政收入来源又是县乡两级财政困难的原因。现在农村就有所谓"大债村"的说法。
这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可见，农村要摆脱现状，必须要有工业的发展。阳光集团、双良集团、万向集团等都是乡镇企业。如果一个县有一家这样的企业，就会解决财政问题，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同时也会带动农村交通、旅游等各项产业的发展。
我们一直讲要发展小城镇建设，而我们认为，只有工业向小城镇分散，才会真正带动小城镇建设的发展，否则是空谈。国家应考虑鼓励中小企业到乡镇投资，在政策上予以倾斜。从而提高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就是将农民推向了市场。可以讲，是农民最先知道什么是市场的。农民要想在自己有限的承包田里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必须在市场中探求最佳方法。进行土壤改良、种植经济作物、发展高效农业，农闲时到外面打工。正是市场使农形成了一种有效的"自发社会秩序"。而在市场经济的推进中，恰恰是多数国有企业在市场面前裹足不前，以至形成了现在效益大面积滑坡的局面。只有勇敢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要求，不断改革，国有企业才会真正实现发展的目标。逼上梁山，才能做成好汉。
在这种围绕市场形成的社会秩序中，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引导、扶持，进行微笑服务。如引导农民种植高效经济作物，帮助农民寻找销售出路，改善城市投资环境，等等。
有人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大葱与大酱的关系。大酱香时（企业效益好时），所有的大葱（各级有关部门）都来蘸，而且还对大酱提出要求：酱里要放点鸡蛋，放点肉末。等到大酱臭了，各类大葱又去寻找新的大酱去了。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关系正在逐渐改变。我们的目标是各级政府想办法使大酱香起来，酱香了也不去蘸。这才是政企分开的真正目标与内涵。
何新先生认为市场经济有四个基本规律：市场有限规律；相对成本递增规律；投资收益递减规律；市场经济波动规律。在这四个规律中，笔者认为市场有限规律又是最基本的规律。任何一种企业行为，如技术更新、产品更新，目的都是拓展市场空间，加大市场占有率。企业要生存，首先要有自己的市场，使自己的产品价值得以实现。而市场的容量的有限又使竞争异常激烈。正是市场的有限，引发了一轮轮的价格大战。每个商家都力争找到有效的需求。
消费者的消费能力直接影响市场的容量，目前的消费低迷，也是市场有限的一种反映：一是供给量较大而消费又相对饱和，产生了生产过剩，如彩电；二是消费能力低于供给要求而产生生产过剩，如商品房。而这种生产过剩又容易引起经济危机，列宁说："经济危机是什么？就是生产过剩，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35页）。
中国的经济是否进入了"买方市场"阶段？情况是多方面的。这种相对过剩，说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一方面说明市场的有限，另一方面也说明有效供给的不足。只有有了有效供给，才会有好的收入，才会有足够的消费资金，才会有有效需求。这样看来，终极原因还是有效供给不足。
这样讲，不是说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而是说，在当前大面积失业的情况下，人们没有收入的保障，是不会产生需求的。所以说，目前改革的任务不是什么产权、破产问题，而是如何提高就业，从而创造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也避免发生更大的社会危机。
2.2 现在似乎不谈知识经济就不时髦，正如前几年不讲"资本运营"就不时髦一样。笔者认为不能越过工业经济谈知识经济，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当前应趁国有企业大面积滑坡之机，大幅度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优胜劣汰，形成一批能够提供有效供给的企业，加大产品的知识含量，而不是一谈知识经济就一窝风抢滩计算机、网络业。计算机、网络只是手段。没有计算机、网络，人类也许生活得更好，可没有基本的产业如粮食，人类将无法生存。
中国现在的状况是中国还不是很富强，百姓的收入还很低，国家一切政策的出台必须考虑到这个现实，否则就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笔者曾从居民收入角度论及利用信贷消费刺激经济启动的政策，并提出该项政策的效果不会很明显（李多、赵海英：《信贷消费：一副"大力丸"》，《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7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该政策实施不久，上海就出现了负面的情况。在住房按揭贷款户中有10％的住户不能如期还款。情况表明，部分人不还款，深层次原因是居民的还款能力差，与房价相比，收入水平太低（《住房信贷新问题：部分买家不还款》，《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5月9日）。马克思说："一切危机的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48页）。只有提高广大群众的收入，才是促进消费的根本，才会真正带来经济的繁荣。
实施一项政策，一旦出现一窝风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负面效应。如减员增效政策，在一部分行业是有效的，但一旦铺向全面，而且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执行时，就会出现不良后果。以公交车为例，现在很多城市都实行无人售票，似乎无人售票，国人的素质就提高了。而这一做法的负面效应就是司机忙得不可开交，乘客感到不方便。本来是三个人干的工作，现在一个人干，公交公司需要有三分之二的人下岗。从微观上看，公交公司的管理方便了，但从宏观上看，带给整个社会的问题是不是更多？
"不富无以养民情"（荀子语），人总归要吃饭，没有饭吃就会闹事。何新先生讲："当前我国国民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既不是所有制及产权的改革问题，也不是进一步促进国企破产的问题。而是必须以一切政策全面促进和提高社会就业，疏缓庞大过剩人口压力，刺激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下恢复增长势头，以遏制衰退，恢复繁荣"（《何新批判──研究与评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 296页）。
一个人的行为有两个基础：物资基础和道德基础。而物资基础又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许多政策，可预见的结果就是越来越使普通百姓处于不利境地。而改革的代价由普通百姓来承担，这公平吗？最近有人说：不怕被剥削，就怕没人剥削。可见人心是多么的无奈。这种无奈也对社会的稳定提出了警告。
经济问题很现实，这就需要中国的经济学者深入研究中国面临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必须是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提出有效的对策。有效对策来源于对中国的城市、农村、企业、人心的了解。作家有到各县乡挂职，体验生活的，经济学家是否也可以走出学院，到企业、乡村去挂职，真正感觉一下中国的企业、乡村的现状。我们一直在实行"科技下乡"，给农村带去科学技术，而"经济学家下乡"可以带去新的经济观念，观念的更新似乎更重要。经济学家们有句名言："如果我们懂得贫困经济学，那么，我们就会更多地懂得经济学"（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第2版第166页）。樊纲先生有篇文章"改毕于太平洋上空"（《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21日），如果樊纲先生的文章改毕于ｘｘ企业或ｘｘ田间地头，笔者相信会有更好的效果。
原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参赞杰弗·拉比（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原英国驻华使馆一秘彼德·伍德（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博士）在10年前批评一些中国人照搬西方经济学时曾讲："美国经济学家为了反对马克思，所以反对'政治经济学'，只讲'经济学'。现在他们存在两大倾向：一是把经济学数学化，二是把经济学非政治化。其实，还是应该要'政治经济学'"。同时，他们希望： "中国朋友要自己研究中国的问题，创造自己的经济理论，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不要尽听外国学者的意见。他们不了解中国，匆匆来一趟就出主意，太危险了"（喻权域：《英澳外交官批评中国一些人照搬西方经济学》，《国际内参》1989年7月16日）。这是十年前两位博士的批评、建议，现在读来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说好听点是一门伪科学；说得不好听些，它是场猜谜游戏"（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迷惘的预言家》，海南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9页）。所以，张五常教授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只管瞎说好了，说对一次，你就可以成大名"（张五常：《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7月23日）。看来，张五常教授所说的"瞎说"应改为 "瞎猜"。笔者不是经济学家，不想"瞎说"或"瞎猜"，也不想成大名，只是偶有所感，并将其记录下来而已。
2001年07月04日
李多
经济学是经世致用之学。在中国二十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学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正是社会、时代的需要，才产生了马克思、凯恩斯、弗里德曼……。现在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变革的时代。这个时代需要中国经济学。也正因此，经济学成为现今的显学。
西方有些经济学家讲：谁能把中国的经济改革搞好，谁就应该得诺贝尔奖金。但经济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她受政治、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在考虑对策的时候必须要考虑本国的国情。中国的国情就是不能把新疆与拉斯维加斯相比而开出把新疆建成世界第四赌城的药方（有学者将瑞士与贵州相比，不知二者有多少可比性）。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祖国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代价（时髦的话语应叫做"成本"）迅速富强，但我们在前进时首先要追求的是对策的良性后果，而不仅仅是对策的抽象合理性。台湾大学熊秉元教授讲："对于任何社会问题，务实主义的立场非常清楚：以现况作为基准点，然后寻求调整和改善，而不是设定崇高的目标，然后呼吁众人向目标迈进。原因很简单，在目前这个时点上，社会之所以会处于现状，一定有相关的背景和配合的条件，因此，要寻求改善，必须先理清楚这些彼此环环相扣、错综复杂的关系。然后再尝试摸索出可以改善的空间，试着作一些微量式、亦步亦趋式的调整"（熊秉元：《到乌托邦之路（之二）》，《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7日）
这就意味着，一切变革都要有自己的基点。同时也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经济学到中国之后多数并不管用，因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并不是我们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方式及其成就的取得，被国内外学者总结为"渐进改革模式"。我们的改革之所以会取得阶段性的成果，就说明我们现在的社会现况有它存在的基础。只要我们顺从体制内在的逻辑要求，现在的社会秩序仍然可以积极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和积累，而在这种条件下要求对现有社会秩序进行激进性或暴力性改变，就会发生社会动乱。
当然，在中国的经济运行中，还有许多不利因素，这些不利因素纷繁复杂，就如同缠在一起的老鼠尾巴。面对这些"老鼠尾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弗里德曼教授说，如果你想把老鼠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而面对很多不同尾巴缠在一起的老鼠，弗教授没有了招法。张五常教授给弗教授出的主意是把所有的尾巴都一同砍掉（《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7月23日）。笔者认为：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砍老鼠尾巴不如直接灭鼠。但笔者更认为，"砍"也好，"灭"也好，都需要时间，需要过程。为了保证社会在发展中的稳定，我们还是需要 "渐进式改革"。
科学的认识过程是实践──理论──实践。经济学作为研究社会实际问题的学问，更应本着这一原则进行研究。出了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然后进行总结，再将这一理论引入实践，让实践去检验理论。"中国经济学家这几年常在谈企业组织的合理化、经济模式的合理化。但是从经济史看，恐怕未必是先由什么经济学家设计构思出一套理想的组织和模式，才有了经济发展。事实是，合理化是在经济的发展中，不断调整、不断适应、不断改进而实现的"（何新：《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第138页）。而现在某些经济学家凭借他们掌握的"玄而又玄"的西方经济学，经常发表一些宏微大计，似乎经济形势的不好是没有采用他们的方法，只要采用他们的方法，一切都会迎刃而解。即便出现"痛"，也是暂时的。可"暂时"又是多长时间？
"清谈误国"（何新语）。好的理论必须管用。"一个理论，只接受两种形式的批判：一是逻辑批判；一是经验批判"（盛洪：《 不要将学术讨论意识形态化》，《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6月18日），而社会实践是检验理论优劣的唯一标准。"关于判定社会政治发展水平优与劣的标准，我认为仍然只能是社会实践。当某些形式用则必乱，会导致经济败坏、政治纷争、社会动乱的时候，这些形式无论自身是否具有抽象合理性，也是坏的"（何新：《东方的复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92页）。
这表明，理论自身的抽象合理性不一定会在现实生活中带来良性后果。
经济问题，尤其是中国的经济问题是如此复杂，不是仅仅凭借几个数学模型就能够解决的。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有效办法来源于实践，来源于实践者对中国城市、农村、企业实际状况的了解，仅仅掌握西方经济学的原理是不够的。西方经济学作为人类的优秀文化之一，需要我们认真学习、借鉴，但不能完全套用。"经济学是门经验科学，实践变了，理论就得跟着变"（何清涟：《对中国20年经济改革的批判性透视》，《广州市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99年第1期第15卷）。事实也是如此，"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教条迥然不同。直到改革开始20余年后的9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在以下几个方面仍然明显偏离甚至背离正统经济学的教义……"（江小涓：《体制转轨与产业发展：相关性、合意性以及对转轨理论的意义──对若干行业的实证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1期）。
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来指导中国的经济实践，就会使认识过程变为：西方经济实践──西方经济理论──中国经济实践，这种结果必定是荒谬的。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政协九届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闭幕式上讲："必须在研究管用的方法上下功夫。……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从哪里来？只能从实践中来"（《人民日报》1999年6月26日）。而作为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的实践，在研究者，尤其是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中恰恰是缺乏的。经济学变成了书斋中的"精品"。他们言必称凯恩斯、科斯、制度、预期、博弈，却忽视了最重要、最基本的要求：实践。这种脱离实践的"精品"只能是"屠龙术"。
香港大学商学院院长王于渐教授说："不要老谈国企，它没有农业问题重要"（《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14日）。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推动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的发展和农民的收入进入了一个低迷甚至停滞的阶段。
以笔者家乡所在的东北某村为例：现在每个村民人均承包地4亩（由于各地区人口分布不同，每人的承包地也不一样，这里仅以笔者所在村为例），以每亩地产玉米1000斤，每斤玉米0.42元计算，每亩地产出420元，扣除成本300元，每亩地纯收入120元，4亩地纯收入480元。而随着人口的增加，种籽、化肥的涨价，加上农民承担的不合理的负担，这种收入是递减的──何清涟将这种现象称之为"农业内卷化问题"（何清涟：《一个经济学者眼中的戊戌百年》，《南方周末》1998年4月17日）──这还是东北某村的情况，中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民的收入更可想而知了。
《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8月13日一期上，林毅夫先生和李晓超、陈蔚的文章都引用了1998年农民人均纯收入2162元这一数据，笔者对这一数据是持怀疑态度的，而该报1999年7月16日一期丁力先生的《农民的收入是怎样被增加的》一文更坚定了笔者的态度。这说明这一数据是有水分的，而以这样的数据作为决策的基础，势必会造成失误。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在目前传统生产方式下，每亩地产出的粮食是有极限的，农民的收入也不可能是无限递增的。
许多经济学者都认为，扩大内需必须要启动农村市场，开发农村市场。但问题的关键不是要不要开发农村市场，而是如何开发农村市场，如何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如何推进农村的工业化进程，如何提高农民的货币拥有水平，从而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只有提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农村市场才有可能启动。有钱谁不会花？
很多地区将发展乡镇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但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未来是不容乐观的。受环保、人员素质等条件的制约，原有的乡镇企业没有进行结构调整的，很难继续存活下去，新的乡镇企业因资金、技术所限又很难有高的起点，所以，乡镇企业再有如江浙一带的发展是很难的。而没有工业，仅以土地为财政收入来源又是县乡两级财政困难的原因。现在农村就有所谓"大债村"的说法。
这就进入了一个死循环。
可见，农村要摆脱现状，必须要有工业的发展。阳光集团、双良集团、万向集团等都是乡镇企业。如果一个县有一家这样的企业，就会解决财政问题，缓解城市的就业压力，同时也会带动农村交通、旅游等各项产业的发展。
我们一直讲要发展小城镇建设，而我们认为，只有工业向小城镇分散，才会真正带动小城镇建设的发展，否则是空谈。国家应考虑鼓励中小企业到乡镇投资，在政策上予以倾斜。从而提高农民收入，启动农村消费市场。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就是将农民推向了市场。可以讲，是农民最先知道什么是市场的。农民要想在自己有限的承包田里获取最大的经济效益，必须在市场中探求最佳方法。进行土壤改良、种植经济作物、发展高效农业，农闲时到外面打工。正是市场使农形成了一种有效的"自发社会秩序"。而在市场经济的推进中，恰恰是多数国有企业在市场面前裹足不前，以至形成了现在效益大面积滑坡的局面。只有勇敢面对市场，适应市场的要求，不断改革，国有企业才会真正实现发展的目标。逼上梁山，才能做成好汉。
在这种围绕市场形成的社会秩序中，政府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引导、扶持，进行微笑服务。如引导农民种植高效经济作物，帮助农民寻找销售出路，改善城市投资环境，等等。
有人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形象地比喻为大葱与大酱的关系。大酱香时（企业效益好时），所有的大葱（各级有关部门）都来蘸，而且还对大酱提出要求：酱里要放点鸡蛋，放点肉末。等到大酱臭了，各类大葱又去寻找新的大酱去了。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关系正在逐渐改变。我们的目标是各级政府想办法使大酱香起来，酱香了也不去蘸。这才是政企分开的真正目标与内涵。
何新先生认为市场经济有四个基本规律：市场有限规律；相对成本递增规律；投资收益递减规律；市场经济波动规律。在这四个规律中，笔者认为市场有限规律又是最基本的规律。任何一种企业行为，如技术更新、产品更新，目的都是拓展市场空间，加大市场占有率。企业要生存，首先要有自己的市场，使自己的产品价值得以实现。而市场的容量的有限又使竞争异常激烈。正是市场的有限，引发了一轮轮的价格大战。每个商家都力争找到有效的需求。
消费者的消费能力直接影响市场的容量，目前的消费低迷，也是市场有限的一种反映：一是供给量较大而消费又相对饱和，产生了生产过剩，如彩电；二是消费能力低于供给要求而产生生产过剩，如商品房。而这种生产过剩又容易引起经济危机，列宁说："经济危机是什么？就是生产过剩，生产的商品不能实现，找不到需求"（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35页）。
中国的经济是否进入了"买方市场"阶段？情况是多方面的。这种相对过剩，说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一方面说明市场的有限，另一方面也说明有效供给的不足。只有有了有效供给，才会有好的收入，才会有足够的消费资金，才会有有效需求。这样看来，终极原因还是有效供给不足。
这样讲，不是说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而是说，在当前大面积失业的情况下，人们没有收入的保障，是不会产生需求的。所以说，目前改革的任务不是什么产权、破产问题，而是如何提高就业，从而创造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也避免发生更大的社会危机。
2.2 现在似乎不谈知识经济就不时髦，正如前几年不讲"资本运营"就不时髦一样。笔者认为不能越过工业经济谈知识经济，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工业化。当前应趁国有企业大面积滑坡之机，大幅度进行国有企业的改革，进行固定资产的大规模更新，优胜劣汰，形成一批能够提供有效供给的企业，加大产品的知识含量，而不是一谈知识经济就一窝风抢滩计算机、网络业。计算机、网络只是手段。没有计算机、网络，人类也许生活得更好，可没有基本的产业如粮食，人类将无法生存。
中国现在的状况是中国还不是很富强，百姓的收入还很低，国家一切政策的出台必须考虑到这个现实，否则就会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
笔者曾从居民收入角度论及利用信贷消费刺激经济启动的政策，并提出该项政策的效果不会很明显（李多、赵海英：《信贷消费：一副"大力丸"》，《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7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该政策实施不久，上海就出现了负面的情况。在住房按揭贷款户中有10％的住户不能如期还款。情况表明，部分人不还款，深层次原因是居民的还款能力差，与房价相比，收入水平太低（《住房信贷新问题：部分买家不还款》，《中华工商时报》1999年5月9日）。马克思说："一切危机的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第548页）。只有提高广大群众的收入，才是促进消费的根本，才会真正带来经济的繁荣。
实施一项政策，一旦出现一窝风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负面效应。如减员增效政策，在一部分行业是有效的，但一旦铺向全面，而且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执行时，就会出现不良后果。以公交车为例，现在很多城市都实行无人售票，似乎无人售票，国人的素质就提高了。而这一做法的负面效应就是司机忙得不可开交，乘客感到不方便。本来是三个人干的工作，现在一个人干，公交公司需要有三分之二的人下岗。从微观上看，公交公司的管理方便了，但从宏观上看，带给整个社会的问题是不是更多？
"不富无以养民情"（荀子语），人总归要吃饭，没有饭吃就会闹事。何新先生讲："当前我国国民经济面临的首要问题，既不是所有制及产权的改革问题，也不是进一步促进国企破产的问题。而是必须以一切政策全面促进和提高社会就业，疏缓庞大过剩人口压力，刺激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下恢复增长势头，以遏制衰退，恢复繁荣"（《何新批判──研究与评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1月第1版第 296页）。
一个人的行为有两个基础：物资基础和道德基础。而物资基础又是基础的基础。目前的许多政策，可预见的结果就是越来越使普通百姓处于不利境地。而改革的代价由普通百姓来承担，这公平吗？最近有人说：不怕被剥削，就怕没人剥削。可见人心是多么的无奈。这种无奈也对社会的稳定提出了警告。
经济问题很现实，这就需要中国的经济学者深入研究中国面临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必须是真问题而不是伪问题，提出有效的对策。有效对策来源于对中国的城市、农村、企业、人心的了解。作家有到各县乡挂职，体验生活的，经济学家是否也可以走出学院，到企业、乡村去挂职，真正感觉一下中国的企业、乡村的现状。我们一直在实行"科技下乡"，给农村带去科学技术，而"经济学家下乡"可以带去新的经济观念，观念的更新似乎更重要。经济学家们有句名言："如果我们懂得贫困经济学，那么，我们就会更多地懂得经济学"（何博传：《山坳上的中国》，贵州人民出版社1989年6月第2版第166页）。樊纲先生有篇文章"改毕于太平洋上空"（《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5月21日），如果樊纲先生的文章改毕于ｘｘ企业或ｘｘ田间地头，笔者相信会有更好的效果。
原澳大利亚驻华使馆参赞杰弗·拉比（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原英国驻华使馆一秘彼德·伍德（专门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博士）在10年前批评一些中国人照搬西方经济学时曾讲："美国经济学家为了反对马克思，所以反对'政治经济学'，只讲'经济学'。现在他们存在两大倾向：一是把经济学数学化，二是把经济学非政治化。其实，还是应该要'政治经济学'"。同时，他们希望： "中国朋友要自己研究中国的问题，创造自己的经济理论，解决自己国家的问题，不要尽听外国学者的意见。他们不了解中国，匆匆来一趟就出主意，太危险了"（喻权域：《英澳外交官批评中国一些人照搬西方经济学》，《国际内参》1989年7月16日）。这是十年前两位博士的批评、建议，现在读来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经济学是什么？"经济学，说好听点是一门伪科学；说得不好听些，它是场猜谜游戏"（小阿尔弗雷德·马拉伯：《迷惘的预言家》，海南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第9页）。所以，张五常教授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只管瞎说好了，说对一次，你就可以成大名"（张五常：《人类所知道的社会体制其实一共只有三种》，《经济学消息报》1999年7月23日）。看来，张五常教授所说的"瞎说"应改为 "瞎猜"。笔者不是经济学家，不想"瞎说"或"瞎猜"，也不想成大名，只是偶有所感，并将其记录下来而已。
2001年07月0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