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作宾------第一次把华语推上“国际联盟”讲坛

第一次把华语推上“国际联盟”讲坛的蒋作宾

在联合国的讲坛上，中文和汉语是法定使用的五种官方语言文字之一。而在70多年前的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会议讲坛上，全世界63个成员国只能使用法定语言英语或法语，连列强之一的日本也没有破例。但就在那时，一位勇敢的中国外交官第一次把华语推上了“国际联盟”讲坛，他就是中国政府驻德国公使蒋作宾先生。

1929年4月，国际联盟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第一次裁军会议。大会演讲开始，人们按照惯例使用英语或法语发言。4月15日，轮到蒋作宾时，他走上讲坛，庄严地用华语演讲，使所有与会者大吃一惊。第二天，日内瓦好几家报纸竞相报道了这一惊人消息：在国联上第一次听到有人敢于讲中国话！作为列强之一的日本驻德大使长冈，在花园散步时特地找到蒋作宾先生说：“敬佩，敬佩您的勇气，能在国际联盟大会上用中国话发言。我们日本今后也要援引此例！”第二年在伦敦举行海军裁军会议时，日本人果然用日语发言了。对于自己的举动，蒋作宾在日记里写道：“吾东方语渐用至西方，殆余作其俑欤？良以吾国四万万余之大民族语言，无论从何方评论，均有可用之价值。望吾同胞勿自暴自弃而自馁也。”后来经过一任又一任中国外交官的努力，华语与中文终于可以成为联合国正式使用的语言和文字了。

蒋作宾(公元1884～1941年)，字雨岩，湖北应城人。著名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出生于一个穷苦的家庭。青年时代看到清朝的腐败无能，立志要革命，推翻数千年封建王朝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富强的中国。

1905年7月，蒋作宾在武昌文普通学堂就读，因成绩优异，作为公费生派往日本留学，不久，与一些革命志士一起，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组织成立同盟会。同盟会成立后不久，孙中山离日去欧美南洋各地。黄兴代理同盟会总理职务。蒋作宾与黄兴见面，共商革命方略，决定回国以后，蒋作宾打入清朝内部，深入敌腹，从上而下夺取政权；黄兴从下而上，领导革命志士，进行武装斗争。1907年转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经过充分酝酿准备后，1908年，蒋作宾回国，向清政府报到。先分到保定军官速成学校当教官，在此期间，他不断向学员灌输革命思想，并做些革命组织工作。第二年，全国陆军留学毕业生考试，他名列第二，被调到清廷陆军部军衡司任科长，军衡司也叫军制司，是掌管全国陆军人事勤务及部队编配等业务的部门，地位很重要。不久，由于他将日本的步兵操典译成中文在军中使用，使陆军大臣荫昌等人对他倍加赏识，他便利用此机提出整编全国民革命军队的建议。将旧军干部(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在内)逐渐淘汰，而换上同盟会员(清廷当然不知他们是盟员)或陆军军校的毕业生。由于清廷害怕袁世凯力量过大，因此很快采纳了他的建议。

1911年，蒋作宾晋升为军衡司司长， 1912年蒋作宾任南京临时政府的陆军部次长，后又受孙、黄之托，在北京政府内续任陆军次长，他积极建议建立以北京、武汉、南京三点为基础的革命武装，壮大革命军事力量。但是，由于袁世凯的复辟与镇压，这些革命武装均先后遭破坏。之后，他南下追随孙中山先生，准备北伐，任大本营幕僚长。孙逝世后，他继承其遗志，出生入死，积极参加北伐，1926年北伐时，他先后任江西、湖北宣抚使。为了不让张作霖与吴佩孚合作搞所谓北洋大团结，他前往沈阳去说服张。行前，好友劝他，此去凶多吉少，最好别去。他想，北伐是实现统一的前提。统一是强凰富民的保证，为了国家的统一富强，个人生命算得了什么。他毫不畏惧地去了。果然，吴佩孚得知，指使不少军阀致电张作霖，说蒋作宾是赤党说客，要张作霖杀死他。当时上海各报都登载了这些函电。并称蒋作宾必死，他去沈阳后，大义凛然，慷慨陈词，最终说服了张作霖，保证了北伐顺利进行。北伐胜利后，蒋作宾大声疾呼，应加紧建设，恢复战争创伤。由于蒋作宾是民国政府的第一任公使，1929年，国民党政府与前苏联断交后，政府中有许多人都认为前苏联是敌人，绝不可联络。而他则认为，前苏联有许多地方可以学习，要钳制日本，必须联络前苏联。他还设法去前苏联实地考察，并回国冒险宣讲，宣传前苏联全国上下团结建国的精神状况。

1929年，蒋作宾参加了国联(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日内瓦第一次裁军会议。蒋作宾曾提出过一些不凡的见解，令德国及各国使节刮目相看，兴登堡对他评价也很高。对于国内的政治经济许多方面，他也提出不少建议，但很多都未被采纳。就连他关于调停中苏中东铁路之争的有关报告，当局都未及时了解办理，结果让日本人看笑话并从中得利。他在日记中写道：“国内纷乱如此，在外作外交官者颜面真正无处藏匿，安能在国际争得地位也？”他的理想和他的抱负不能实现，曾使他忧虑痛心不已。在那些困难的年月里，蒋作宾常劝慰大家：“抗战期间，响一炮要花多少钱啊！国家有困难，我们就克服克服，节约些吧！我宁可不吃什么好的。”有一天吃饭时，有位亲戚来看他，见桌上投什么菜，就说：“你做了一辈子宫，现在吃得这么差，过得这么苦，早为什么不抓几个钱呢？”他坦然地说：“我不是贪官，干嘛要抓钱？”“哪个象你这样穷官！”“穷官好，心中无愧，站得稳，睡得着，对得起国家民族。我革命又不是为我私人发财，是为民富国强。国好，我好，国穷，我穷。现在正是抗战，是困难时期，大家如果不节约，国家哪来的钱呢？” 1938年，在蒋作宾结婚时，他说：“现在抗战开始，黄金国有，就不买金首饰了。”一样金饰也没买。他还嘱咐妻子，不能单独乘坐他的车，更不准子女动用他的车，说“战时一滴汽油等于一滴血”。他就是这样处处想着国家。平时，他无一不良嗜好，不抽烟，不喝酒(宴会时喝少量啤酒)，不打牌，不进戏院看戏(政府及集团活动除外)，只喜欢散步，故在日本时有“散步大使”的绰号。

在蒋作宾到柏林前，中国驻德使馆，竟连一辆汽车也没有，遇到外事活动，临时借车，手忙脚乱，不仅误事，也常为人笑话。不仅如此，其馆内外破旧之状也实在令人惊讶。檐壁斑剥，窗帘破旧，椅面碎洞相连，暖气常无，被外人讥笑为“冷宫”。他到任之后，立即着手设计修缮房屋，更换室内陈设，安装对讲机、暖气等设备，使公使馆面貌焕然一新。深秋，在馆内开宴会时，即使袒胸露背的女宾，也都不觉一点凉意。从此，“冷宫”这一绰号再无人提起。他又按当时德国总统兴登堡的座车式样，定做了一辆高大美观的汽车，在柏林外交团体中非常引人注目。三十年代在日本时，类似事例也不胜枚举。驻外使(公)馆，是外国人了解中国的一个窗口，他很注意在这个窗口树立中国的威望。为祝贺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公元1937年)，同时前往德国接洽一项贸易协定，政府派财政部长孔祥熙前往。为了将此事办好，孔决定让蒋作宾(时任内政部长)的长子蒋硕民一同前往。这种好差使一般人都会争着去的。但蒋作宾坚决反对，他认为蒋硕民在德国是学数学的，而这项工作应派学经济贸易的人去才合适，在他的推荐下，派了曾在德工作多年、柏林大学经济博士王家鸿前往。他说：“我没有小组织，人才是国家的。” 1941年，在瑞士读书的儿子蒋硕治来信说他只剩下两周的饭钱了。无钱在市场上购买外汇，有人建议去找孔祥熙，说通过孔可以用十分之一的钱买到官价外汇。但是蒋作宾不肯去，宁愿儿子挨饿，也不求孔。后来，一位原驻德使馆的同事来看他，听到此事，又知道还有许多同事借的钱至今尚未还清，就主动向他们讲了雨岩的近况。于是他们凑钱才使蒋硕治渡过难关。后来蒋硕治自己又去做工，才将所有学业完成。

蒋作宾青年时期参加革命，二十八岁当了陆军部次长。他深知人才对国家兴衰有重要作用。他爱护青年，爱人才也注意培养人才。1927年1月，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为庆祝北伐胜利和民国政府迁都武汉，在江汉关英租界前进行宣传活动。英国水兵竟冲出租界寻衅，刺死一人，重伤五人，造成惨案，遂引起市民公愤，群起赤手空拳与英水兵搏斗，并向英租界冲击。蒋作宾闻讯，想到如果让事态发展下去，英方可能进行弹压，这些热血青年势必将会有更大的流血牺牲。于是在征得当局同意后，他立即以民国政府代表名义(与另一名代表一起)亲赴现场，劝说青年离开，宣布政府将循外交途径与英国当局谈判，收回租界。果然两天后，在武汉市各界群众的支持下，民国政府宣布收回了汉口英租界。

山河破碎，当局腐败，百姓遭难，他伤心极了，病情日益加重。1941年12月24日，蒋作宾满怀忧虑，两袖清风，病逝于重庆，终年五十八岁。1943年6月12日追赠为一级陆军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