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科学院：区域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

地方科学院：区域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

2009年3月12日，中国科学院与河南省人民政府在北京举行科技合作座谈会。

河北省科学院“科技双进”小分队在围场县棋盘山镇进行农技指导和科普讲座。

 □本报记者 张巧玲 王静 祝魏玮 作为地方的综合研究机构，近年来，地方科学院活跃在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承担着地方提升技术的重要工作，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区域自主创新的重要力量。 然而，当前地方科学院究竟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发展状况，在发展中它们还存在哪些问题和机遇却鲜有人关注。10月21日～22日，全国省（市、自治区）科学院第25次院长书记联席会暨央地科研机构合作发展高层论坛在京举行。《科学时报》记者借机采访了众多地方科学院院长、书记，对于地方科学院目前的现状展开了深入调查。 转制： 活了研究所，缺了创新资源 1999年，对省属科研院所来说是个特别的年份。那一年，科技部以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企业化转制为突破口，开始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步伐，正式要求省属技术开发类院所向企业化转制。从1999年7月开始，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个国家局所属242个科研机构转制工作正式实施了企业化转制。至今，转制仍是地方科研院所的热门而敏感的话题。 企业化改制，简单理解就是要求转制研究院所直接面向市场，国家不会再对其有财政方面的投入，其经费必须自收自支。 “‘转制’这个问题在地方科学院争议较大。”河南省科学院副院长张占仓对记者说。 张占仓告诉记者，河南省科学院共有15个研究所，其中划归技术开发类的9个研究所，如化学所、化工所、能源所、检测院等，于2005年到2006年实现了企业化转制。 “现在看不出转制是否是好事，上下说法不一。”张占仓道出了心里话，“转制所虽已变成企业，但其基本的人才队伍并没有改变，仍以科研和开发为主，目前还看不出有多大变化。” 转制的成效也不能一概而论。贵州科学院院长何力告诉记者，贵州科学院共有8个研究所，其中3个被列为技术开发类研究所实行了转制，包括贵州省冶金化学研究所、贵州省新技术研究所、贵州省新材料基地。 “转制让这些研究所直接面向市场，增加了他们的活力。事实上，几个转制所的小日子都过得不错，其实际收入要比未转制公益类研究所高得多。”何力举例说，像有色金属这块的销售收入可以达到每年1亿元，即便近来受到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收入有所下降，但总数依然很可观。 “不过，这些研究所的科技支撑功能实际上已逐步丧失。”何力说，转制让研究所变成了企业，现在他们实际上向社会卖的是产品，而不再是提供科技服务。 贵州省新材料基地现在主要为冶炼厂提供阳极板，这个所只有20多人，其一年的销售收入却可以达到3000万元左右，平均每个职工每年可为国家提供十几万元的税收。“但他们的产品是科研人员在20多年前研发出来、10年前转化的。这些研究人员曾是贵州省最顶尖的材料专家，现在他们已逐渐由科技人员蜕变成为生产人员、车间管理的技术人员。”何力说。经过近20年的时间转化，这批贵州省最顶尖的材料科技人员的知识结构已经老化，已不再具备继续做科研的能力，这个研究所实际上也不再是研究所。近几年，市场的日新月异也让研究所感觉到缺乏创新的危机，他们打算重新启动科研，“但今不如昔，他们只能重新招兵买马组织人员，重新找选题，实际上就是重新起步”。 转制让研究所直接面向市场，到市场找生存，而从实际上看，不少转制研究所已逐步蜕变为为市场提供产品的企业。山东省科学院党委书记李海舰在谈到转制问题时指出：“我们缺的不是企业，而是创新体系。” 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副总工刘清珺也认为，将研究所转制为企业、为政府甩包袱的这种“一刀切”的做法有待深入研究。刘清珺介绍，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曾提出“化一颗大树为一片森林”，研究所作为一棵大树，可以变成很多小公司，孵化原来的技术成果。 “转制可以把创新资源变成一种赢利资源，但作为国家的创新资源和区域创新体系资源却被分散了。”刘清珺同样认为，现在我国的科技资源是稀缺的，转制本身其实是对科技资源的消耗。 刘清珺举例说，今年上半年，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某一转制研究所所部的整体收入只有70万元，未转制研究所的所部收入达到了2700万元。而转制所的群体，包括企业，其收入高达几千万元，最大的一个公司收入达到了2亿多元，其市场能力确实得到了充分释放。但却使创新资源受到影响。 刘清珺告诉记者，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一共有8个研究所实现转制，而整个北京市有66家研究所实现了转制，相当于少了一半的创新资源。 不转制是“幸运儿”吗？ 早在2000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就转发了科技部等12个部门《关于深化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提出了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的基本思路，计划全面启动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改革工作。不过由于现实情况，被划归社会公益类的科研机构并没有真正进入转制的行列。 那么，对于没有转制的研究所来说，他们是否就是这场转制风波的“幸运儿”呢？ 河北省科学院党委书记王新民向记者坦言，河北省科学院下属有4个公益类研究所，4个转制科研机构，“相比之下，没有改制的研究所生存和发展的状况比较好，因为有财政的支持和保证”。 王新民说，如果从经费构成上说，未转制研究所经费大体由几部分组成：一是省财政每年按比例增长的科研经费，二是申请和争取的国家、地方政府和部门的科研经费，三是面向企业，主要向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申请的科研经费，大体比例各占1/3。 “现在我们正努力多争取一些横向的项目和国家级的支持，此外，省委省政府对我们的支持力度每年都在按照一定比例增加。”王新民介绍，有了稳定的财政支持，科技创新才有保障。 不仅是河北省科学院，记者采访了近十个地方科学院，未转制院所的经费构成也几乎都是三部分构成。 张占仓介绍，河南省科学院的未转制研究所的科研经费来自于政府拨款、为企业搞联合研发获取的科研经费、部分中试级别产品获取的市场收入，比例也基本上各占1/3。 张占仓认为，科研是长期投资，风险较高，需要由政府来买单；不仅如此，从提高创新能力的角度看，财政的推动也是必要的，实际上国内外科研经费的投入都是政府投资占较大的份额。 “当时我们差点转制，最终我们庆幸没有转制。”刘清珺同时还是北京理化分析测试中心的主任，他坦言，不转制的最大好处是财政预算能给科研单位提供稳定的经费来源，“但要受到很多限制，因为是财政资源”。如作为事业单位，未转制研究院所必须按照事业单位的规定来进行审计，而相关的规定本没有考虑到科研单位的特殊性，缺乏灵活性的科研管理体制也是创新发展的一种制约。 上海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钮晓鸣则认为，转制不能用“更好”或者“坏”来评价，由于地方科研院所多以应用型研究为主，因此它不应关起门来搞研究，即便是未转制的研究所，随着发展，也会逐渐开始面向市场、行业和地方的科技需求。 新一轮改革： 创新资源整合、可持续发展 不谈转制，不等于改革的脚步已经停息。钮晓鸣认为，地方科研院所新一轮的改革其实已经悄然开始。 上海科学院成立于1977年11月，当时与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的管理机制。1987年7月，经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实行独立建制。 钮晓鸣介绍，上海科学院目前主要有三路“大军”：一路是12个地方单位，均为事业单位；一路是19个中央在沪所；第三路是90家高新企业。 “无论哪路‘大军’目前都在努力成为上海服务国家战略，推进地方区域创新的重要科技力量。”钮晓鸣说，与20世纪初的那一轮地方研究院所改革有所不同，在新一轮的改革中，地方科研院所会有新的探索和新的认识，“我们会瞄准更长远的发展，吸引更多的人才，瞄准前沿技术，如何夯实共性技术，为新颖人才提供更多的保障等，使研究院所获得可持续发展，也为产业提供持久的支撑”。 钮晓鸣认为，新一轮的改革是要找到地方研究院所发展的瓶颈问题及科研院所背后的体制机制问题，而不是简单的将研究院所推向市场。 “新一轮改革要凸显创新要素的整合，创新资源的战略重组，不是面向今天，而是面向5年或更长时间之后的科技需求。”钮晓鸣说。 钮晓鸣的这一说法得到了很多人的共识。作为黑龙江省政府的直属科研机构，黑龙江省科学院所属的科研院所“逃过”了转制，至今仍是省财政的一级预算单位和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而言，地方需要一些自己的科研队伍。”黑龙江省科学院党组书记、院长申立国介绍，截至目前，黑龙江省科学院已取得了1400多项科研成果，获得国家技术奖和技术进步奖11项和4项全国科技大会奖，成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科技支撑。 尽管如此，申立国介绍，黑龙江省科学院也正在悄然进行新一轮的改革。其目标是，以院为基本单元来通盘构思，准确把握科研布局，全局谋划资源整合，依靠综合合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形成区域创新体系中的强大科技集群。 记者还见到了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几位负责人。天津市科技企事业管理处副处长孙志伟告诉记者，天津市也有不少地方研究所，这些研究所目前仍直接挂靠在天津市科委下面。而他们此行的目的，希望能像各地方科学院借鉴经验，建立更加合理的地方科研院所管理体制，加强对天津地方研究所的管理，使这些地方的科技资源更好地为天津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定位：野战军还是地方军 如果把科学研究比喻成做菜，做一道菜有几个要素：一是原料，原料如何来弄属于基础研究；有了原料，需要配方，就是应用技术、共性技术；最后由掌握技术的厨师把菜做出来、端到饭桌上。 在谈到地方科研院所在整个创新体系中应当承担的角色问题时，钮晓鸣给记者举了这样一个形象的例子。他说：“‘原料’这块一般由中国科学院和高校来做，厨师是企业承担的角色，现在中国不缺‘原料’和‘厨师’，缺的是中间环节——‘配方’，地方科研院所应当把这个担子挑起来。” 北京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丁辉认为，目前地方科研院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定位仍不够清晰。地方科研院所一定要解决地方发展的难点问题，一定要对中小企业有促进作用，一定要对产业的共性技术有促进作用。 “在国家创新体系中，地方科学院究竟是什么地位？是野战军还是地方军？需要宏观指导。”江西省科学院院长黄亲国表示。 黄亲国说，一是从外部环境上说，国家层面的创新体系进行了系统设计，但对地方综合性科研机构的定位缺乏应有重视。一些地方简单照搬国家层面开发机构的改革模式，没有体现区域与国家层面的差异。区域创新体系中地方科学院的定位总体上没有落到实处，在各种资源配置上极不到位。 二是从内部发展方面讲，地方科研院所的定位在行动上还有待落实。例如，现代院所的制度没有建立，研发投入不足，科研规模与能力提升缓慢；对人才的吸引力不强，学术带头人偏少；综合运营管理水平不高；与大学、企业和政府的合作机制难以有效运作；研究所自成体系，综合整体优势发挥不够；技术服务规模不大，能力有限，对地方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明显。 李海舰同样指出，目前，中科院也在全国各地进行院地合作战略布局调整，当地研究型大学也在进行应用研究布局，正在建立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也是一种战略布局调整，这些主体的功能定位和地理分布都与地方科学院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叠。如何分工和定位，如何形成战略联盟等问题应尽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何力在地方科学院的定位问题上认为，地方科学院的定位应是高校、中国科学院与企业的中间环节，其上游是高校和中国科学院，下游是企业。地方科学院应该做应用技术的研究，主要是做技术的集成，通过集成创新来解决社会和企业的技术需求。 “企业的技术升级换代会反映出很多问题，属于基础的那块由高校和中科院解决，地方科研院所可以将高校和中科院的‘解决方法’移植过来，为企业提供实际可行的技术方法。”何力说。 这一观点在地方科研院所中达成了共识。张占仓认为，地方科研院所为地方经济发展和企业提供科技支撑服务有独特优势，其中最突出的优势是，它有熟悉的地方人脉关系，能清楚地知道当地需要什么，了解当地的资源环境情况和技术需求。 钮晓鸣则认为，地方科研院所应依靠地方科技主管部门，及时找到发展方向，而地方科学院则应当在地方政府与地方研究所之间承担起纽带作用。 困惑：缺乏学术带头人 河北省科学院现有8个研究所，4个省级重点实验室及省级重点工程技术中心，现有人员460多人，然而具有博士学历的只有15人，硕士74人；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仅为36人，副高级职称99人，也就是说具有高级职称的科研人员占总人数的1/3。 “我们现在很难吸引和留住一部分科技人才，特别是学术带头人，人才是比较突出的问题。”王新民向记者坦言，尽管他们已出台不少人才方面的措施，但落实到具体单位，尤其是转制科研单位，由于待遇较低、条件较差，所以很难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其现有的高技术人才都是原有的。此外，科研院所缺乏市场经营的经验和实际的有市场意识和市场能力的人才，特别是营销队伍都不健全，很难适应当前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人才问题，尤其是学术带头人的缺乏已成为地方科研院所发展的一个重要瓶颈问题。黄亲国说，许多地方科研院所几年来由于缺乏财政方面的支持，人才流失严重，面临青黄不接的困境。其平台建设基础差、投入少、实验条件差、待遇难以与高校竞争，也使其很难引进高层次人才。 对于西部欠发达地区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何力介绍，地方科研院所可以通过争取各种科技资源来改善其生存的硬环境，但是其软环境却需要靠人员、团队建设来解决。 “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尤其面临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和技术骨干缺乏的问题。”何力说，一方面是受到地方经济发展的制约，而另一方面则是未转制的科研单位的人事岗位设置和职称设置要受到现有人事制度的局限，而科研单位的人事岗位设置不尽合理也限制了人才队伍的建设。 何力举例说，贵州省理化测试分析中心作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目前职工只有52人，现在该中心要在贵州省9个地州市同时建立食品安全中心，为了满足人才需求，该中心不得不从社会上招聘了30名大学生和研究生。以中心的核心团队带领年轻学生的模式来满足各食品安全中心的科技服务需求。 “如果这个中心没有这样一些领头人，也不可能招来这些学生来满足贵州省流动领域对食品安全的技术层面的需求。”何力说，对于科研院所来说，建立现代团队必须是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相结合的机制，尤其是对西部欠发达地区而言，制定相对宽松的政策才能吸引高层次人才的加盟。 人才问题近年来也得到地方科研院所的高度重视，如江西科学院为营造全院上下尊重科研人员的良好环境，有关资金、政策也向优秀科研人员倾斜。在着力解决引进人才住房问题的同时，也加大投入，确定设立高层次人才引进、培养专项资金每年100万～200万元，用于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培养；此外，他们还筹划组建专家咨询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遴选聘请相关专家，为其发展出谋划策。 未来：央地联动 前景广阔 近年来，中国科学院与地方政府和企业广泛开展科技经济合作，通过转让成果、转移技术、联合研发、人才交流等形式进行科技成果产业化,改造传统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对于中科院来说，它能从地方和企业发展中获得优势资源、促进科技发展的双向互动工作。对于地方科研院所来说，这是它们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机遇。 2000年，河南省政府与中科院签订了省院合作协议，希望中科院能与河南相关单位加强合作。2008年中国科协年会期间，河南省又与中科院、中国工程院、中国农科院签订了第二次合作协议，其中与中科院的合作由河南省科学院负责落实。今年3月12日，河南省主管科技的副省长徐济超就河南省与中科院的院地合作问题，专门与中科院副院长施尔畏进行了探讨。 张占仓向记者介绍，截至目前，河南省科学院的研究所与中科院的研究所已签订了20多个合作协议。这些合作的开展，对于河南省科学院来说，无疑是其新一轮发展中的重要“筹码”。 钮晓鸣告诉记者，科技部与上海市政府、中科院与上海市政府都已有大体的合作框架，作为地方科研院所，上海科学院也在积极策划与中国科学院的合作。 “在央地科技合作中，上海科学院并不打算扮演重要角色，而是通过上海这个大平台做实际的工作。”钮晓鸣说，在央地合作中，上海科学院会将自己的地域优势转化为科技资源，瞄准某一个领域的深度合作，最终变成产业需要的技术。 在这些地方科学院领导的眼中，尽管他们还有一组未解的难题需要面对，但是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他们始终是活跃在区域创新发展中的一支生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