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湮来的高长虹

《我的爷爷高长虹》之一
被历史湮来的高长虹
录入时间：08-10-31 08:47:38　　作者：高林祖　　来源：阳泉晚报
在滚滚滔滔的历史长河中，一个人，能以他短暂的一生留下自己永恒的光辉，才称得上真正的强者。高长虹可以称得上是这样的强者。
所谓强者，他能够勇敢地面对生活，不畏艰险不惧死亡，诚如鲁迅先生所说：“伟大的心胸，应该表现出这样的气概—————用笑脸来迎接悲惨的噩运，用百倍的勇气来应付一切的不幸。”高长虹的一生自始至终实践了鲁迅先生的这一理论。
高长虹毕生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真理、追求革命，他拖着幼年时摔残的左腿，从盂县走到太原，从太原走到北京，从北京走到上海，从世界的东方走到西方，又从西方走回东方；从香港走到重庆，从重庆走到延安。一路上层层关山阻隔，重重困难羁绊，却挡不住他的前行。高长虹像一只视死如归的飞蛾，勇敢执着地从黑暗飞向光明……如果不是一个强者，他能够做到这样吗？
（一）回顾：上世纪八十年代高长虹研究曾出现高潮
高长虹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
1981年第三期《新文学史料》登出了陈漱渝的大作《鲁迅与“狂飙社”》。这一划时代的文献，向世人发出了高长虹研究开禁和解冻的信号。读了陈老的大作，笔者也曾写了一篇《也谈高长虹》的拙作，刊登在1982年第一期《盂县文艺》上，只是因为档次太低的缘故，并未收入《高长虹研究文选》。
1983年9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董大中《勿以偏概全》一文，在全国范围内发出公开为高长虹辩解的第一声呐喊。
陈、董二老冒着巨大风险研究高长虹，并敢于替高长虹说句公道话，这种大无畏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从1988年夏天开始，在“狂飙社”老前辈张稼夫、张磐石、王玉堂、郑效洵等诸老以及文艺界、出版界、社科院的老前辈艾青、舒群、侯唯动、林辰、姜德民、刘福春、屈疏秀等人的关心支持下，董、陈二老大力帮助，高长虹的儿子高曙、外甥闫继经到全国各地寻访亲朋故旧，提供资料。不到一年，收集到高长虹当年出版的17个集子和绝大部分未入集的作品，计1200余篇，130余万字。1989年8月由盂县政府特聘我省和北京文艺界一些知名人士及县里部分人士组成编委，在董大中老先生亲自主持下编辑成《高长虹文集》上、中、下三卷本，中国社科出版社承担出版发行任务，到1989年底，仅5个月的时间就圆满完成了校审印刷任务。
1990年初，盂县政协同山西省作协及北京鲁迅博物院在首都联合举办了《高长虹文集》出版首发式座谈会，其规格之高，规模之大，真令人高兴，仅出席座谈会的名人就包括全国文化界的领导及同高长虹有过交往的文坛前辈，以及从事现代文学研究和鲁迅研究的专家、教授、学者共五十多人。在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程思远，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代部长贺敬之，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马烽以及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陈荒煤，“狂飙社”老前辈郑效洵等。还有康濯、林辰、唐韬、钱理群、许觉民、陈漱渝、董大中诸老都在会上发了言（陈思远、陈荒煤、康濯诸老为书面发言），热烈祝贺《高长虹文集》出版，同时还有《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等14家新闻单位出席并分别进行了宣传报道。
一时间，高长虹研究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1991年4月盂县政协又出版了《高长虹研究文选》共收入各类作品80余篇，计30余万字，提供了不少高长虹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
（二）“两注”及个别名家造成阻力
令人遗憾的是，《高长虹文集》《高长虹研究文选》出版数量有限，世人一般还看不到，就连中国当代的一些大名人、大作家、大教授对高长虹的作品也从未拜读过，仍然重复195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卷2·故事新编·奔月·注8》和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鲁迅全集卷11·书信261229·致韦素园·注5》这“两注”中任意贬损高长虹的内容。
最典型的是1995年文艺界发生的王蒙与王彬彬打起的笔墨官司。王彬彬写文章批评王蒙，王蒙发表了《黑马与黑狗》回敬。刘心武为王蒙助阵。他在《中华工商时报》发表了《长虹的湮灭》一文，拿高长虹来顶炮眼，做垫背。请看刘老师大作是如何写的：
“与朋友聊天，偶然提起了高长虹，那个曾经骂过鲁迅并且也被鲁迅回骂过的人……高的骂鲁，当然有若干具体的缘由，但其焦虑于不能顺畅地“走向出版界”，希图以‘反权威’的‘黑马’姿态，速成其名，恐怕是其重要的心理动机。因鲁迅没有宽谅高长虹，在几篇文章里相当刻薄地讽刺了这匹‘黑马’，因而却也起到了助高长虹一时暴得众目所睽的效应。现在你翻《鲁迅全集》不仅高长虹名字印在正文中，后面的注释里一定还要说明其人其事，从这一点说，高长虹也算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名载史册’的人生愿望了吧！”还有“历史是严酷的，作为一个作家，或者一个文人，高长虹除了与鲁迅‘对骂过’，究竟他还有什么业绩值得后人记忆研究，似乎竟趋于零。……然而高长虹一类人，则除了‘敢骂鲁迅’以外，再难举列出创造性的业绩。虽有一时‘雨后长虹’效应，究竟不能持久，乃至于除附着在《鲁迅文集》注释中与世长存外，个人的主体价值，则基本上湮灭无存。”
再看看王彬彬所写《如此借古讽今》和《再说高长虹》两文中对高长虹的断语：“高长虹本是攀附过鲁迅的，自称到鲁迅那里去过不下百来回，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也喝过鲁迅的血的，而后来的骂鲁迅（其实，被他说成“假冠”的冠，本来是他加诸鲁迅的），纯属于私怨……（《中华读书报》1995年6月14日《如此借古讽今》）他又写道“高长虹与鲁迅的反目，是一种极端卑劣的背叛。高长虹因生活琐事而那样丧心病狂地谩骂攻击鲁迅，将使他永远被钉在道义的耻辱柱上。”（1995年8月9日《中华读书报》《再读高长虹》）
从上述文字不难看出刘心武、王彬彬这些中国当代名家、学者们竟然对高长虹的经历、业绩、思想、作品一无所知，却大言不惭，咄咄逼人，给高长虹定了十恶不赦之罪。他们抓住鸡毛当令箭。根据是什么？刘心武老师言之确凿，就是他一再提到的《鲁迅全集》中的“两注”。可见“两注”流毒之广，害人不浅。
《鲁迅全集》这么厉害的“两注”，把高长虹作为造神的祭品，摆上了供桌，这与鲁迅先生毫无瓜葛，这完全是“两注”撰稿人那些所谓权威的鲁迅研究专家编造出来的，他们以鲁迅代言人自居，不惜歪曲篡改历史，给后人以误导，连鲁迅先生的面子都不给留。例如堂堂中国文化精英李霁野老先生是鲁迅研究室顾问，在他回忆文章中两次提到高长虹：
“1926年1月，我们出版了莽原半月刊。此前鲁迅先生编过一种莽原周刊，在京报上附出：我们只以个人名义投过稿，和其他投稿人高长虹等没有什么社团关系……（《记忆名社》）又写道：“未名社几个成员确实同高长虹等互不相识，他们只是一二人向《莽原》周刊编者鲁迅先生投寄过少数几篇短稿，所以在决定出《莽原》半月刊时，我们根本没有计划把他们列入撰稿人之内，鲁迅先生没有提过他们的名字，也没有介绍过他们的任何稿件。”（《未名社出版的书籍和期刊》）。
李霁野老先生竟然不顾鲁迅先生生前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称赞高长虹为“莽原”“奔走最力者”并全文引用《狂飙》宣言，并说高长虹“尚未以超人自命，还带着并不自满的声音”的事实；武断地写出了上述欺骗世人的假史料。
回顾历史，我们的确应警惕这种造假的行为，要重新认识人的精神价值，重新树起正义的大旗，为研究高长虹消除障碍，克服这重重阻力。 （作者为高长虹侄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