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治理政策之邪恶

卢麒元
今日（2007年10月3日），美资大行又开始推荐中国大陆银行的股票了。
理由很简单，利差继续扩大，实质负利率在迅速扩大。美资大行看得很准确。中国加息，仅仅是加长期存贷款利息，而冻结活期存款利率，将活期存款与贷款之息差进一步拉大。也就是说，中国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剥夺活期存快人的收入，将之转化为银行利润。此外，中国加息速度显然跟不上通货膨胀增幅，实质负利率在加剧，这意味着中国的货币政策剥夺存款人财富的规模在继续扩大。有本事的贷款人们急于分配这笔无偿财富。境内外投资者人为地制造了更为迫切的货币需求。其结果就是银行业务越来越欣欣向荣，银行股票进一步被看好，香港和国内股市将进一步被炒高。
中国管理层调整货币政策的初衷是为过热的经济降温。但是，他们的政策手段及其结果却是加温。金融类股份利润增加将导致股市进一步非理性上涨；负利率政策将导致楼市进一步失控。
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主要存款人的政府、居民、国有企业的财富通过巨额息差和实质负利率被大规模转移给金融体系和境内外投资者。这种直截了当的、近乎残忍的、罕见无耻的货币政策，一种堂而皇之掠夺国民财富的政策，竟然可以长期执行，并且反复被强化。显而易见，这不是什麽认识问题或者水平问题。这是一种经典的政策邪恶。邪恶的政策，必然会有邪恶的结果。国民经济结构失衡将进一步加剧，经济危机正一步一步逼近了。
笔者之无奈，不在乎政策之邪恶。笔者之忧虑，在乎谁来治理政策之邪恶？江山代有坏人出。只是，这一代坏人尤其凶残。他们是很狼的一代（见笔者文《很狼的一代》）。有了洋人的加持，有了羊皮敷身，放肆的吃人于无形。
谁来治理政策之恶？
政策之邪恶源于三个方面：国内外雇佣学者制造的理论邪恶；很狼的一代对制度和政策强力的扭曲；西方金融寡头有系统的推波助澜。
中国人首先必须解决认识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冲破西方金融寡头及其国内代理人制造的话语霸权，必须让管理层和国民听到国内外雇佣经济学家以外的声音。中国的知识分子必须顽强的建立基于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经济学说，并用自己的理论体系指导制度和政策的建设。中国的知识分子要敢于跨越行政和商业的藩篱，不仅仅用声音也用双手捍卫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
其次，中国的国民必须重拾自主和自决的精神。中国国民要拿出在反封建和反殖民斗争表现出的坚强意志，在市场化、特别是资本化过程中，勇敢的坚持公平与正义的原则，形成建设市场理性的强大的民意基础。中国的国民不能再次愚昧，不能围绕在市场周围，看着很狼的一代吞噬“人血馒头”而无动于衷。
最后，我们仍然寄望于管理层。毕竟，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组织，中国宪法规定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无产阶级先锋队当然不会允许资产阶级肆无忌惮地掠夺；工人阶级当然懂得维护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
笔者希望，大家能够群起治理政策之邪恶，并且一并处理邪恶背后很狼的一代。
很狼的一代－－兼论中国新利益集团
卢麒元
香港的朋友无法理解中国的楼市和股市，何以如此的非理性？香港的学者问笔者，市场非理性的背后，注定是经济政策的非理性，何以经济政策会如此的非理性？笔者无言以对。当我们的目光，越过政策，检视那些制定政策的人们，不禁一阵阵凄楚。这是怎样的一代人啊？
任何有经济常识的人都知道，中国的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源于货币政策。中国的货币政策，包含了三重对民众的剥夺：
第一、绝对低存款利率。绝对的含义，就是无论是比较通货膨胀，无论是比较国际金融机构标准，无论是比较贷款利率，都是绝对的低水平。这意味着，剥夺存款人应得的利息收入。笔者估算，这种剥夺绝对值可能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这就意味着，每年民众失去8000亿元的收入，而中国的市场也同时失去8000亿元可能的消费；这就直接导致内需严重不足，过度依赖对外贸易，外汇结余过快增长；这也就使得民众生活改善缓慢，贫富差距迅速拉大，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不过，却导致一些特殊企业获得超额利润。
第二、利息税。国家财政收入来源应该着眼于三个方面：国有资源的转让和使用收费；法人和自然人的收入所得；财产转移、商业经营和商品交易过程的必要税费。但是，我们却竟然长期选择了利息税。从民众羞涩的钱袋中拿走不道德的税收。相对应的是，理应建立起来的，针对富有人群财产和收入的课税却迟迟无法建立和无法有效实施。利息税，作为国家困难时期，民众帮助国家的一种手段，无可厚非。但是，历经数年，国富至此，仍刻意刻薄取财于贫苦民众，虽取财而失德，意义何在？
第三、高存贷差。中国无论企业还是个人，富不过金融。中国的腐败和低能，滥不过银行。然而，中国的货币政策，却给予银行等金融机构高于世界普通标准数倍乃至数十倍的存贷款差额，形成银行在低能、低效、贪腐之下，仍然保持极高水平的收入。这种存贷差收入，本质上就是对民众存款收入的剥夺和对银行关联利益团体的利益转移输送。随着大型银行的海外上市，由民众提供的所谓利润，也就是被剥夺的存款收入，成为全世界投资者分享的奶酪。
除了这三重剥夺，还有更为严重的政策导向：那就是政策性驱逐。负利率，特别是高额实质负利率，对民众持有资金，主要是存款有强烈的驱逐效应，迫使民众资金追逐增值资产，以达到保值和增值的目的。否则，高额实质负利率将迅速吞噬他们可怜的存款。与此同时，由低利率转移出来的8000亿元的利益输送，形成金融机构、垄断企业、大地产商等低利率受惠团体的高额回报，最终表达为这两年某些企业高速利润增长，这就使得A、B、H股股票，变得如此美丽，足以构成对民间资本的强大诱惑。在中国相对狭窄的资产市场中，只有两个可以容纳民众资金的蓄水池：楼市和股市。民众在负利率驱逐下，蜂拥冲入。
于是开始最后的剥夺：富人对穷人的剥夺。或者说新利益集团对民众的剥夺。这是在现行制度与法律范围之内，通过资本控制、信息控制、甚至政策调整进行的，合法合理合情的，有组织、系统的、大规模的剥夺。
笔者对中国经济实质经济效益甚存怀疑。在GDP超过10％的背后，全部净资产回报率仅为1％。笔者怀疑，这百分之一也是由利率转移构成的。实质净资产回报率，若计入应付资金成本、环境成本、社会成本，应该是负数。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实际创造价值的能力十分脆弱，而大规模的利益再分配正成为制度和政策焦点。温家宝总理对中国经济有清醒认识，2007年3月15日全国人大记者招待会上，总理指出中国经济状况存在着“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
任何时代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不可避免地打上那个时代人的烙印。一个时代的人民，特别是精英阶层的的道德情操、知识水平、管制能力，决定了一个大时代的兴衰。在审视中国经济政策的时候，我们无法回避，站在政策后面的人，也就是这个时代的精英。
中国经济政策的非理性源于政府机会主义。政府机会主义出于中国当代的知识精英、政治精英和商业精英。令人愕然的是，当代精英中，主体正是五十年代出生的特殊一代人。他们出生于建国时期，成长于文革时代，改革开放初期进入社会。这代人吃苦耐劳、勤奋好强、精明干练。他们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锋和主力，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人群。但是，这是残缺的一代人。文革的成长历程，几乎彻底地摧毁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大多数未能接受良好的教育。但是，残酷的政治和经济现实，激发了这代人澎湃的欲望和野心；艰苦的生活，锤炼了他们的胆识、耐力和技巧。他们比他们的前辈和后辈，更具有从政和经商的能力，他们也更容易上位和发达。问题是，这代人畸形的价值观和残缺的知识结构，使得他们的才智和能力，具有某种邪恶的特征。这种特征，可以表达为一批堕落的人，如王雪冰、朱晓华、张恩照等已经出事的精英；也可以表达为他们掌控的经济政策，如现行货币政策；还可以表达为学术观点，中国式的市场经济理论（国有资源转让和股份制改造）；甚至可以表达为文化艺术，例如《满城尽戴黄金甲》。
这是很狼的一代。他们成长于思想和文化的荒漠，他们拥有独特的冷漠、自私、贪婪、凶残，他们本能的懂得结党集群，善于捕捉机会，勇于劫掠和吞噬。
这是很狼的一代。它们在形式上跟上了时代的变迁，补上了一些装门面的教育，这一代精英手上，有土的和洋的文凭，有国外的护照和存折，有西装和高尔夫球棒，甚至有豪宅、名车和美女。他们由极端困苦转入极端奢华。转身即忘曾经和他们患难与共的民众了。
他们是很狼的一代。他们还带着那代人才有的谦恭与朴实，他们的圆滑世故足以欺骗他们厚道的上司和朴实的民众。在习惯于传长不传贤的中国，终于等到了出头的机会。他们在这十年里，登堂入室，呼风唤雨了。
十分遗憾的是，这是缺乏道德良知的一代人，不忠，不义，无责任，无信用；不孝，不顺，无纪律，无法治。这是知识残缺的一代人，学习了一点市场经济的皮毛和港台富豪的生活品味，并不了解建基于基督精神的西方法律体系，也绝无西方当代精英的人文精神和爱国情怀。在失去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之后，又不能把握现代西方文明实质。这种可怕的无耻加无知，一旦强力介入法律、制度和政策，将会使国家、民族和人民将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们是很狼的一代。但是，很狼却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悲剧的一个组成部分。问题是，谁来阻止这个历史的悲剧的延续和发展。不可以任由他们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宰和灵魂。尤其不能对有害于国家民众的公共政策熟视无睹，任由社会阶层分化，任由西方势力、买办、新利益集团劫掠国家和国民财富，任由社会道德沦丧和腐化堕落。我们不能失去先辈们一个世纪的努力，重拾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老路，使中国陷于结构失衡，效率低下，民不聊生的困局。我们不能断灭中华文明的香火。中国需要继续前行和进步。
到了应该终结的时候了。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伟大的民族，应该懂得作历史性选择。掀过这一页，开始新的篇章吧。看看我们的孩子们，他们拥有良好的教养，他们学贯中西，他们自信而坚强。中华民族需要伟大复兴，真正的希望在下一代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