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来的同志们-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前些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越南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民族与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会议在我所在学校——湘潭大学举行。由于笔者原来写过中越关系的论文，院长要我也参加并发言。加上尚属“年轻力壮”，我还参加了一些会务工作，因此与越南的学者们有较多的接触，也有一些感触。

　　越方代表共计11人，有两位能够说中文，据私下了解，他们的中文都是在台湾学的，其中一位大概是在辅仁大学。带队的是哲学所的副所长兼社科院副院长，能够说英文。至于其他的成员，据担任翻译的越南学者介绍，都能够说俄文。当然，由于我不会俄文，这就无从验证了。

　　语言问题大大限制了彼此间的交流。一位会中文的叫阮才东，我除了在接他们出机场的车上有较多的对话，其余时候也找不到多少机会交流。因为他全程担任翻译，特别是那位副院长的翻译，不好意思总去搭讪的。那些据说会俄文的越南学者其实也会一些英语，我曾尝试用英语与其中一些人交流。但他们的英语口语与我不入流的口语水平大概差不多，所以交流亦难深入。至于那位副院长，已是副部级高官了。我一向是“怕”与官员打交道的，所以除了有几句礼貌性的问候外，并无实质谈话。

　　会议过程中，又增加了一位会说中文的越南年轻学者。他正在湖南大学留学，中间特意赶来参加。据他说，他们哲学所目前在中国留学的就有五位，还有的在武汉，或是在北京。据了解他们哲学所总共也就四五十人，大概也不可能全是研究人员。这样的比例，加上原来去台湾的学习的，看样子对中文还较重视。一次用餐的时候，我正好与这位越南青年比邻而座，好奇地问他：越南人应该学法语很容易吧?我知道，当代越南文字是一个法国传教士创造的，也曾是法国的殖民地。但他告诉我，现在学法语没用，他原来就是学法语的，但现在改学中文。

　　会议的正式发言并无多少新意，中方的是如此，越方的亦是如此。我对越方学者的发言题目进行了记录，大致是越南政治模式特点、经济发展模式、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在越南的历史回顾，等等。尽管如此，仍然能从少数正式发言、那些会中文的越南同行、以及通过英语或翻译进行交流的越南学者那里，了解到一些至少是我本人以前不完全了解的东西。而且，感觉上他们谈话也没有什么顾忌。这与中国差不多，正式场合有正式场合的一套，私下里大概是不怎么管的。

　　我最关注的是越南的政治改革，并向几位越南学者介绍了中国存在的一种认识：越南在政治改革方面已领先于中国。不知是出于对东道主的礼貌与谦虚，还是发自内心的认识，他们似乎并不赞同这一认识。我提到越南国会实行了直选，他们说国会中其实也像中国一样，多是官员当代表。我提到越共选举总书记时采用了差额选举形式，他们说其实也已经内定了。其中一位还认为，近段时间以来，越南的政治改革慢了下来。

　　越南的那位副院长在做主题报告时提到了越南党内正在讨论的一个概念——公民社会。据说有可能被列入越南召开的越共十一大文件，这位副院长是越共中央理论委员会的成员，以前也在《南方周末》看到过关于越南公民社会讨论的报道。他能够在对外场合宣传这一概念，大概明年进入越南党的文件是很有可能的了。这应该是一个越南比中国要进步的地方，公民社会在中国也是一个被讨论很久的概念了，但也只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知识分子的讨论、民间的讨论很多，但仍然没有被纳入党的文件。这些年来的一些做法，如强化对民间组织的管理，甚至是把慈善组织也纳入政府强化管理的范畴，事实上与公民社会的建设背道而驰。而整个教育体制、宣传内容亦不利于公民人格之养成，一个成熟的中国公民社会之形成，尚不知何年何月方可成形。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越南学者在正式的发言中谈到了民主社会主义对越南革新开放的启发问题。他分析了民主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异同，共同点大致体现在主张自由、民主和公平社会，而不同点在于民主社会主义失去了阶级性，纲领中也没有革命的性质。他最后提到，民主社会主义有积极的一面，但要按照国情，视情况具体、谨慎吸收。在中国，其实也是学者提到过甚至主张过民主社会主义，但在官方意识形态层面则遭到批判。越南学者能在对外场公开交流这一思想，表明他们的思想比我们还是要开放一些。

　　另外，我还在不少越南学者关于越南社会主义模式的发言中听到“民富国强”这句话，另据会上一些较了解越南的中国学者私下介绍，越南对以人为本的强调也要比中国早。在中国，也一直有中国是“国富民穷”、越南是“民富国穷”的评价。综合来看，越南社会主义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人性化色彩多一些看样子是不错的。这反映在收入水平上。如从人均GDP来看，越南仍要比中国低许多，但如从收入水平看，越南却可能与中国相差不大。初次见面，收入我不好问他们。但据那些原来与之交流过的中国学者讲，包括各种收入(越南机关事业单位兼职的人很多)在内，对方越南学者的工资其实与他们差不多。前几天看到一则报道，了解我国的贫困线标准甚至是广东这样发达省份的贫困线标准，定得比越南还低。这也表明，在越南，国家发展的财富分配更多地向居民倾斜，至少相对中国是如此。

　　当然，越南同志也有羡慕中国的地方，特别是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那位担任翻译的阮才东告诉我，他曾陪那位副院长在郑州大学一位人士的陪同下转遍了河南，看到比较落后的省份到处是高速公路，十分惊奇。我想，这其中主要是制度上的原因。越南虽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土地私有，许多人都是自己买地建房，要征地搞建设不像中国这样容易。其弊端是基础设施建设不如中国这样发达，但好处是减少了社会矛盾，有利于社会稳定。但据熟悉越南的中国社科院的学者介绍，现在越南已经停止批准购买土地。不知他们是不是看到了中国土地制度的“优越性”，想向中国靠齐，从制度上促进基础设施建设。但这样的中国经验，导致的问题太多，越南同志不学也罢!

　　总的来看，中越之间既有各自基于国情、党情的不同，又有着社会主义国家在发展、改革过程中的相似性，包括一些问题，如广泛存在的腐败、农村劳动力的流失等等。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比越南搞得早，以前主要是越南学习中国。但双方先后宣布接受市场经济以来，如何进一步改革与发展，特别是在政治改革方面有所动作，以保障经济改革的成果，就成了一个关键性、瓶颈性的问题。这些年中国在这一问题上止步不前，因此开始有了可能落后于越南的危险。虽然从实质上看，越南的政治改革可能并不如我们所想像的那样比中国领先多少，它的领先主要是形式上的(如总书记的差额选举、国会的直选以及更加活跃的国会对政府的质询等)，但形式民主、程序民主本来就是民主进程中的重要一步，其意义不可小视。

　　对中越两国来说，可能一个更加关键的问题，也是一个共同的挑战是，政治改革仍然没有进入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进程，由于没有领导人的全民普选、新闻自由以及军队的中立化，两国的进步虽然有先有后，但完全可能由于某些领导人的意志而停下来，甚至倒退。我想那位越南学者发出政治改革速度近来慢了的认识不是没有道理的，中国这些天不也是发出了一系列的“权威”文章为政治改革的呼声(注意：也仅是呼声而已)降温吗?前几天我注意到美国华盛顿邮报网站的一则报道，就在美国国务卿来越南参加东亚峰会的前夕，越南逮捕了两名博客作者，这样的做法与中国并无不同。如何在政治改革的进程中迈出关键的步伐，使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的社会主义成为无法扭转的历史进程，是中越两国需要克服的共同障碍。谁将在这一点上取得领先与突破，谁就将成为21世纪社会主义模式创新的真正带头人。

　　在接下来的一两年中，中越都将召开新的党代表大会，选举出新的领导人。在中国，谁将出任下一代领导人核心已经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但越南的学者们似乎不能像我们这样肯定。据有的说，目前他们党内存在三个人之间的竞争，这或许意味着，他们的交接班还没有中国这样制度化吧!但如果缺少了民主的参与，这种制度化的确立，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真是难以说清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