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优势

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优势

[6005]　(2009-02-16)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开启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伟大征程。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改革开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性优势。为什么中国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具有这样的优势呢？从政党制度方面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下简称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两党或多党竞争制，也有别于有的国家实行的一党制。这一制度在中国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为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证。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既能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又能实现集中统一

　　中国是一个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国土、13亿人口、56个民族的发展中大国。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多民族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中国，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一个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和八个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不是在野党，更不是反对党，而是同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友党和参政党。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了“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基本特征。

　　政治协商是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就国家重大方针政策和重要事务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进行协商，是实行科学决策、民主决策的重要环节，是中国共产党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途径。经过多年实践，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政治协商形成了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协商；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

　　在中央一级，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也保持经常性的政治协商。据统计，1990年至2006年底，中共中央、国务院及委托有关部门召开的协商会、座谈会、情况通报会就达230多次，其中中共中央总书记主持召开74次。

　　人民政协由34个界别组成，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各界代表人士。中国共产党在人民政协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界代表人士的协商，是政治协商的另一重要方式。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要求政党制度具备高度的社会整合功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以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为前提，又有各民主党派的广泛合作，从而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合力。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

　　稳定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首要条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不实行西方式选举民主，国家政权相对稳定，避免了多党纷争造成的社会动荡。在中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定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执政党排除干扰，谋划跨越选举周期的长远规划，实施跨越选举周期的大型项目，并保持大政方针的连续和稳定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执政党集中力量办大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相继作出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重大战略部署，实施了三峡工程、“南水北调”工程、全国公路和铁路网建设、载人航天工程等特大建设项目，及时提出规模达4万亿元的刺激内需系列措施，为国家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些举措，无一不是投入多、周期长、风险高的大手笔。

　　在所谓民主国家，由于政党轮替、多党纷争，很难实施如此密集的重大举措，国家建设受到制约。正如小平同志指出，“我经常批评美国当权者，说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当然，美国资产阶级对外用这一手来对付其他国家，但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在非洲，由领导人选举引发的政治危机往往转化为种族危机，民众热衷于反政府而无暇顾及国家建设。在拉丁美洲，民主逐渐演变成具有民粹主义特征的社会运动。在亚洲，阿富汗和伊拉克在西方占领下建立了西式民主，但是由外力强加的民主十分脆弱。2008年以来，中国周边“民主国家”也乱成一团。从亚洲最大经济体之一的韩国、印度到巴基斯坦、蒙古、泰国、印尼，普遍遭受了大规模的街头抗议、暴力冲突、群众骚乱、议会垮台、军方干涉、首脑更替及其他形式的冲击，国家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在“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由于政府更迭和党派之争，基础设施建设“十分糟糕”，过去10年“中国修建了3.5万公里国家级高速公路，而印度的1.5万公里高速路建设尚停留在纸上”。即使在民主的大本营欧洲和美国，民主政治也存在问题。比如，为了选票，欧洲国家的政党纷纷走中间路线，在经济建设方面难有建树，在城市建设方面也被中国“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在美国，由房地产开发商和金融玩家“制造”的“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在危机之初，美国很多政治人物都知道次级贷款潜藏的巨大风险，但是，因为担心得罪选民，没有谁出来阻止。危机爆发后，为拯救经济，布什政府提出了涉及7000亿美元的救市法案。在众议院，由于大选临近及党派之争，法案迟迟无法通过。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暴露出西方各种政治力量对国家大政的掣肘，而且暴露出美国发展模式的制度性缺陷，“华盛顿共识”的光环变得暗淡。难怪西方舆论挪揄布什政府的救市方案“代表着这个国家迈向社会主义最大的步伐，标志着美国曾经引以为自豪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终结。”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有利于充分发挥举国体制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领导力、动员力、组织力和凝聚力；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具有的这些特质，使其能够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社会力量集中解决重大问题。中国实行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为中国共产党发挥举国体制的作用奠定了物质基础。

　　今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短短几天，灾区就集结了10多万大军，70余位将军战斗在最前线；大批公安民警、消防官兵和特警，民兵预备役人员，医疗卫生人员，地震专业救援人员以及数十万志愿者及时赶赴灾区，“需要什么物资就调运什么物资”，展开了史无前例的生死大营救，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国体制的无比优越性，也焕发出强大的国家战略能力。大地震后仅半个月，中央就提出了“一省帮一重灾县”的措施。在西方国家，由于党派纷争和地方高度自治等原因，根本不可能实施这样的措施。举国体制的优势，又一次在灾后重建中闪烁出耀眼光芒。北京奥运会已经胜利落幕，这是一届在奥林匹克运动史上留下辉煌一页的体育盛会。神舟七号顺利发射，中国航天员实现“太空漫步”，标志中国成为俄、美之后第三个独立掌握太空出舱技术的国家。抗震救灾的重大阶段性胜利、北京奥运会的辉煌、载人航天工程的巨大成功，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综合国力的集中展示，也是中国举国体制优越性的具体体现。

　　中国多党合作制度有利于选拔出优秀的领导干部

　　长期以来，西方舆论利用话语霸权，向全世界灌输西方民主是“普世价值”，是否普选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与否的标志。实际上，判断一个国家是否民主，不能只看是否实行“一人一票”的选举，关键要看选举和决策的过程是否科学民主，选举出来的人员是否真正优秀，是否能够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一往无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国实行的是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人民通过选举和内部充分协商，尽可能取得一致意见，是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经过多年发展，中国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日臻科学合理，大致分三个步骤：一是党内推荐。先后经过群众“海推”,党委组织部门谈话、提名，定点推荐，所在单位民主测评，一共有10多道程序。二是政治协商。党委作出决策前，就领导干部建议人选与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听取意见。三是人大选举任免。包括推荐候选人、讨论确定正式候选人、投票选举等几个步骤。投票选举阶段，由参会的全体人大代表或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一人一票”对正式候选人进行票决，获得半数选票始得当选。

　　在制度设计上，中国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机制要优于西方民主机制，有利于选拔出政治坚定、道德高尚、业务精通、开拓进取的优秀领导干部和执政团队，为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提供了人才保障。以今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为例，地震发生后，中央高层迅速作出反应，其卓越的领导能力、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让世界震惊。胡锦涛总书记多次抵前指挥，温家宝总理在第一时间奔赴前线，其他七位中央政治局常委也亲临前线。中国高层的表现，比菲律宾台风、印度洋海啸、巴基斯坦大地震，乃至日本阪神大地震、美国卡特里娜飓风发生时，那些西方民主机制下产生的政府的表现要优秀得多。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中国高层审时度势，不仅自救，而且尽最大努力帮助相关国家共渡时艰，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当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百年来全球最大的金融危机继续蔓延，世界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政府果断出手，逆势推出高达4万亿元的刺激内需10项措施，不仅行动比美国迅速、坚决，而且在选择救援的重点方面也与美国有很大的不同。美国的救市方案旨在通过购买不良资产恢复信贷市场的正常运转，而中国的措施则集中于铁路、能源等重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及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和医疗保健等民生问题。中国的措施被称之为中国“新政”,认为其震撼力相当于北京奥运会。舆论同时认为，“中国完全懂得什么是建设强大经济所必需的，而美国似乎就不明白这一点”。

　　反观西方的政治民主，竞选活动旷日持久，越来越“表演化”、“娱乐化”，同时，耗费巨大，撕裂族群，产生的领导人也未必令人满意。回顾历史，西方民主机制既可以产生皇帝（拿破仑三世），也可以产生纳粹分子（希特勒），还可以选出笨蛋(萨卡什维利被称为最愚蠢的领导人)。这是很需要西方国家反思的。对于已经“民主化”了20多年的中国台湾地区人民，更是“于我心有戚戚焉”。2000年、2004年，台湾人民两度用选票把陈水扁扶上台，用了8年时间才明白自己辛辛苦苦选出了一个“台湾之耻”。台湾实行的“民主”是西方政治制度最佳的反面教材，是宝岛台湾现身说法对中国大陆作出的最大贡献。

　　西方国家需要反思的东西还有很多。比如，家族政治长盛不衰，成为西方选举民主的一大痼疾。从中南半岛的菲律宾、印尼，到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甚至日本、美国，无不陷入“世袭政治”的怪圈。又比如，对民主的滥用，以民主的名义，少数人就可以“绑架”一个国家。在韩国，一个裸体青年以民主之名阻挡了该国建军60周年阅兵式上的钢铁洪流。因为抵制进口美国牛肉，韩国数以万计的示威者夜夜在首尔游行，要求总统李明博下台。在泰国，人民民主联盟的支持者长期在街头抗议，甚至占据总理府，封锁国际机场，迫使两任总理下台，严重影响了国家形象，阻碍了经济发展。好民主是好东西，劣质民主只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灾难。

　　新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有力保障下，全国人民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国家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上，中国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北京共识”、“中国模式”在国际上热议不断。政治上，逐渐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模式，这种新型模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除西方模式之外的一个强有力的选择，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因此，在中国改革开放进入第二个30年之际，我们要进一步坚定坚持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的信心和决心。

　　当然，与西方政党制度相比，中国的政党制度还相当年轻，其优越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甚至还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因此，中国人民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博大的胸怀和世界眼光充分吸纳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在实践中继续完善中国多党合作制度，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一个悠久文明绵延5000年而不中断的民族，一个负重自强、励精图治的民族，一个兼容并包、勇于创新的民族，一定能够为人类文明进步奉献一种新型的社会发展模式！

　　重庆 彭军 《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