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官府的钓鱼执法和民间的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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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府的钓鱼执法和民间的做局
http://book.sina.com.cn 2010年08月26日14:40 新浪读书
做局，用湖南、湖北等地的话来说，就是“带笼子”，几个人合起伙来，自编自演一个骗局，引诱别人上当，然后谋财或者害命。这样的骗术十分古老，具体起于何年难以考证。一些将蒙骗视为智慧而津津乐道的中国人，对做局并不是特别的讨厌，甚至还有些佩服，对那些不小心上当受骗的倒是倍加奚落与讽刺，讥笑他们的愚蠢。
今天的街头，这样的“做局”比比皆是。最常见的就是报纸上屡有披露的那类卖假金元宝假古董的骗局。一个人拿一个假的金元宝或假古董出来，悄悄地在街头兜售，当然一般的人不会上当，这时过来一个当“托”的人，假装不认识，看了看这假货，以权威的口吻说这是真的，特别想买，一摸口袋，钱带少了，露出过了这村没这店的懊悔神态，恳求货主便宜一点。两人在讨价还价中，吸引旁边看热闹的人上钩，最后总有人掏钱买了这个假古董，而几个演戏的人拿到钱后立即逃之夭夭。《水浒传》中做局的第一等高手是吴用，他伙同晁盖等人演戏，骗了杨志，抢走了生辰纲。这样的“局”不仅在市井间层出不穷，在《水浒传》中的官府里照样不少。堂堂的殿帅府太尉要陷害林冲，也是做了这样一个“局”。不过这种官府做局，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钓鱼执法”。钓鱼执法古已有之，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之初，听说朝廷各部有不少人贪污受贿，就派人假装向一些官员行贿，想以此获取第一手证据。结果还真有一位官员收下了一匹锦缎。太宗大怒，要杀一儆百。户部尚书裴矩听说后极力劝阻，说：这人确实受贿了，但这是陛下您在诱惑他犯罪，“所谓陷人以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
唐太宗见裴矩所言有理，便放弃了钓鱼式执法。后来，有人上书唐太宗，建议他假装发怒试验群臣以辨忠奸，说“执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顺旨者，佞臣也”。这实际上也是一种“钓鱼”策略。不过太宗却说：人君就像水之源，臣下好比流水，皇帝自己带头使诈，怎么让臣下忠直不欺呢？这就好比“浊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
李世民能听得进臣下的劝导，还能举一反三，所以是明君。但不是所有施政者都像他那样，很多人热衷钓鱼执法。
高太尉陷害林冲，和这种放钩子钓鱼，其思路几乎完全一样。他先让人化装成急需要钱用的落魄英雄，将一口宝刀便宜卖给林冲，然后再让人来请林冲，说高太尉要看宝刀。精细不亚于杨志的林冲照样被骗了，他被两个公差带入军事重地*堂，然后公差就消失了。林冲在等待高太尉出来看刀的时候，看到屋檐前写着四个大字：“*节堂”，才猛然省悟：“这节堂是商议军机大事处，如何敢无故辄入？不是礼！”准备撤离时，可惜晚了，守候多时的高太尉看钓上的鱼要脱钩，马上走出来，喝道：“林冲，你又无呼唤，安敢辄入*节堂！你知法度否？你手里拿着刀，莫非来刺杀下官？有人对我说，你两三日前，拿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于是就将林冲拿下，判了意图刺杀朝廷大员之罪，刺配沧州。
不但是林冲，另一位好汉武松，也被钓鱼执法。张团练为了报武松夺快活林之仇，买通张都监，先给武松小恩小惠，笼络了武松，并对其委以重任，让他当了自己的保镖。在中秋之夜，请武松到自家内院喝酒。刚开始，经过风风雨雨的武松还有一些警惕心，说：“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饮宴，小人理合回避。”而张都监大笑道：“差了！我敬你是个义士，特地请将你来一处饮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却要回避？”一席话，打消了武松的疑虑。等武松酒过三巡后，再让自己的小妾玉兰唱曲，一步步把武松引到局里去。最后在武松快睡的时候，故意制造有盗贼进来的假象，武松拿一根哨棒出去捉贼，不承想被埋伏许久的张府手下的亲兵当贼捉了，而武松的柳藤箱子里，早被人偷偷地塞满张府的金银器皿，这一回，人赃俱获，指控武松做贼，将其打入死囚牢。 为什么官府钓鱼执法能成功，而被陷害的人很难洗冤呢？首先是大官们掌握巨大的资源，他可以动用一切力量布局，一般人很难防备，如高太尉为了给自己的养子高衙内报仇，处心积虑做了设计。其次是大官的阴险毒辣，超出一般人的想象。在林冲误入*堂的时候，他已经被做了一次笼子。他被从小交情不错的朋友陆虞候陆谦骗出来喝酒，然后陆虞候再叫人去林冲家，对林冲娘子谎称林冲喝酒时得了急病晕过去了，骗林夫人进了陆虞候的家，然后锁上大门准备送给高衙内做礼物，幸亏林冲闻讯及时赶到，解救了夫人。按理说，林冲既然知道高衙内看上自家的老婆，朋友都出卖自己了，应该对高太尉有提防。但他还是低估了高太尉的无耻，哪想到这么大的官，竟然用下三烂的江湖手段对付自己！最重要的一点是被钓鱼执法后，没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调查、审判制度。审案的开封府府尹是高太尉的下属，而高太尉作为这件案子的当事人，他的下属官员怎么可能公正地审理此案？既不能将高太尉作为重要证人叫来出庭作证，又不能找到那个买刀的以及两个号称听从太尉吩咐带林冲进*堂献刀的差人，只要凭高太尉一人的指控，就能让林冲入罪。高太尉在此案中，即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或者说是裁判员的上司。老子审儿子的案子，都不可能公正，何况儿子审老子呢？所以开封府有个办案的孔目孙定——相当于现在具体办案的小法官，他为林冲抱不平，质问上司府尹：“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这话真没说错，在那样的制度下，审案的开封府，还真差不多是高太尉家的。好在当时官场还有孙定这样敢于直言的办事人员，有开封府尹这种不愿昧良心替高太尉助纣为虐的官员，所以以两个带林冲进入*堂的差人没能捉拿，证据有破绽为由，让本来要判死刑的林冲捡了条命。在司法不独立、官大一级压死人的大宋，除非皇帝亲自出马才有可能给林冲洗冤*。而当时的皇帝，是极其器重高太尉、一味只会享乐的宋徽宗。就算包公再世，活在宋徽宗手下当开封府府尹，恐怕也难替林冲翻案。人治的社会就是这样，希望只能寄托在明君身上。当代大诗人聂绀弩先生咏叹林冲的命运：“家有姣妻匹夫死，世无好友百身戕。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堂。”好不悲凉！他和卖烧饼的武大郎一样，就是因为娶了个漂亮老婆，而惹祸上身。
江湖人士做这种下三烂的“局”，尤可理解，可朝廷命官也用这种下三烂的伎俩，今人也许有些不解。其实这些居庙堂之高的人，品行又比草寇高多少？也许他们根本不认为这是“下三烂”的骗局，而是政治智慧呢。
官府之外，流行于市井社会的“局”，《水浒传》里有好些，最著名的就是“智取生辰纲”那一节。注意，作者和许多读者都认为是“智取”，隐含着对其“做局”艺术的欣赏。
晁盖等八人集团智取生辰纲前，作者不惜笔墨铺垫了杨志的清醒与警觉。杨志清楚地知道世上不太平，路上打劫的人太多，便从梁中书那里申请了对押送队伍的绝对指挥权，一路督促军健早起程早住店，尽量不给劫匪下手的机会。
可尽管他千般防范，不怕贼抢就怕贼惦记，黄泥冈上他终于着了道。黄泥冈上晁盖、吴用等七人和白胜合演的那场戏剧，真的可以入选中国古代十大骗局这样的排行榜。这个局场面浩大，安排巧妙，演出逼真。不但骗了牛皮烘烘的谢都管以及那些偷懒的军健，且骗过了职业军官杨志这类高手。七个人化装成贩卖枣子的商户，看到杨志一行前来，便假装自己十分害怕劫匪，使杨志等人的警觉放下一分，对其贩卖枣子的身份有些相信。当白胜装成卖水酒的小商贩走过冈上时，杨志极力阻挡众军健买酒，害怕酒里有蒙汗药。七个“贩枣客”要买酒，白胜还欲擒故纵，表示自己被诬为下蒙汗药的，伤了自尊。最后好说歹说把酒卖给“贩枣客”，一桶喝完，都很正常。刘唐假装要占小便宜——这是小买卖人的通病，符合他这一角色，强行在另外一桶用瓢舀了一瓢酒喝了，被白胜追赶。吴用拿出已经放了蒙汗药的瓢，准备再占小便宜，舀了一碗被白胜夺过去，倒回桶里——蒙汗药就在眼花缭乱中入了酒桶。“局”这时达到了高潮，杨志的警惕性已经一点点地减少到最低。杨志想道：“俺在远远处望这厮们，都买他的酒吃了，那桶里当面也见吃了半瓢，想是好的。打了他们半日，胡乱容他买碗吃罢。”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怪不了杨志。
《水浒传》中最常见的“局”，就是孙二娘、李立那些开酒店的，用麻药将客人迷倒，然后谋财害命。梁山人劫法场、顾大嫂化装成送饭的妇人前后去营救解珍兄弟和史进，也都是一种“局”。
杨志、林冲、武松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他们行事谨慎，远非李逵这样的人能比，但都毫无例外地陷入设好的“局”。他们的聪明为什么一下子就短路了？是因为那个世道陷阱太多，骗局太多，花样翻新，以设“局”为业、为荣的人太多，正直的人防不胜防。
当代作家刘庆邦写了一篇小说《神木》，后来被导演李杨拍成电影《盲井》，就是讲述了两个农民合伙“做局”，害死一同挖矿的矿工而骗取抚恤金的故事。当然，小说和电影都是虚构的，但也能看出古代做局这种手法，在我们生活中并没有绝迹。
电影里，某地矿井下，宋某和唐某趁元某毫无防备时将其杀死在矿井里，然后伪造被砸死的现场。在此之前，宋和唐引诱在劳务市场找活的陌生人元某，对其说他俩和唐的弟弟三人已经在一个小煤窑里找到了活，弟弟突然生病，他俩可以带元某去干活，但元某必须假装成唐某的弟弟，否则老板不予接收。然后两人为元某假造了身份证，向矿老板证明元某是唐的亲弟弟。元某被害后，唐假装哭悼“弟弟”的死，而矿主为了掩盖安全事故，只好用三万元打发唐，让唐和宋拿着“弟弟”的骨灰滚蛋。
拿钱之前装得悲痛欲绝的唐、宋二人，拿了三万元钱后立即进城住进酒店，将元的骨灰倒进马桶里，然后唱歌嫖妓，开始寻找下一个目标。两人在一个劳务市场捕捉到一个“猎物”——无钱交学费而出来打工的十六岁少年、王宝强刚出道时扮演的元凤鸣。二人利用凤鸣急需找到活的心理，让凤鸣假装成宋的侄儿，并同样给凤鸣做了假身份证。
宋的家里有个成绩好的儿子，看到满脸稚气、十分好学的凤鸣，他有了些犹豫，尤其通过凤鸣的全家福得知凤鸣就是他们前一个“做掉”的元某的儿子时，心里更有隐隐的不安。最后在矿井里，唐已经看出内心矛盾的宋某即将妨碍自己的致富大业，便先杀死了宋，就在他想对凤鸣下手时，煤块真的砸伤了唐的腿，凤鸣得以虎口逃生，而坑道中放炮把唐某也砸死了。最后元凤鸣以宋亲侄子的身份领了三万元钱，被迫与矿主私了。戏剧性的结局似乎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和中国人普遍的人生哲学：恶有恶报，因果循环。
罪恶在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民族中都存在，但可怕的是，唐、宋（注意这是很有意思的两个姓，代表中国历史上两段辉煌时期，这是否是作者的有意安排？）这两个看上去纯朴勤劳的农民，作恶后不仅没有丝毫的良心谴责，而且对自己杀人的行为有着那样坦然的开脱与解释。“你可怜他，谁可怜我们？”“谁断了我的财路，我就杀了他。”在利己的驱动下，所有的罪恶似乎都是合情合理的。一条生命以及生命背后的妻儿和区区三万元钱，是何等不等值的对比。但生命是属于别人的，痛苦同样是属于别人的，钱才是属于自己的，所以唐和宋才能为区区三万元钱不怕杀人，拼命演戏。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信条在两位农民身上得到很好的体现。这个片子揭示了中国人普遍的道德危机，不仅没有罪感，连耻感也没有了，也充分揭示了为了生存不择手段带来的人与人之间普遍的不信任。中国古代，盗墓只能兄弟一起干，不能与外人合作，因为担心墓中的人将珠宝递出去后，墓外的人会堵住出口将其闷死在里面。
电影中的那口井极具有象征意义，电影中的人们其实都生活在这口井里。就如宋说：“这世界除了娃他妈，其他可能都是假的。”唐的回答是：“连娃他妈都有可能是假的。”那么，他们相信什么呢？
有人说中国人最有戏子人格，最能表演。电影中的宋和唐在自己的家人面前，是个负责任的父亲，宋一直惦记家中孩子的学业；在矿主面前他们又是卑微谦恭的农民。当他们把元某杀死后，唐在矿主面前哭自己的“弟弟”，那演技太高了，而宋居中调停，表演亦是十分娴熟，分寸拿捏得相当到位。
最后的结局好像有些偶然，但又是某种必然。因为罪恶的结盟都是利益结盟，没有真正的相互信任。当宋有些犹豫时，唐毫不客气地向他痛下杀手，而宋的犹豫正是因为他“厚黑”的不如唐，才误了卿卿性命。至于他们引诱凤鸣去*嫖妓，让其完成一个男孩到一个男人的历程，然后才决定下手，并非是犯罪者还有某种温情，而是他们内心寻求解脱罪恶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他们认为这样做已经对得起即将被他们杀死的人，那么下一次犯罪更没有心理障碍了。这是种犯罪心理，是犯罪者自我安慰。
目睹了宋与唐自相残杀的凤鸣，拿着三万元钱和两人的骨灰，一脸迷茫地望着火葬场的大烟囱，他真的成人了，因为他清清楚楚看到了人世间种种的“局”。
他会怎样处理二人的骨灰和三万元钱？像二人处理他父亲的骨灰那样倒进马桶？三万元钱拿回去供妹妹和自己读书还是挥霍？这是一个悬念。
也许他会像唐和宋那样，因为在这个黑矿井里，许多作恶者曾经也纯洁善良。
也许他不会走上唐和宋的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是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