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霸权与反民主

王怡
恐怖主义与霸权主义，在关于9.11事件的热烈讨论中，被普遍视为因果孽生的孪生胎。并在对于“因”的霸权的难以消除的怀恨下，对于作为“业果”的恐怖行径甚至滋生出淡化乃至美化的极端姿态。个别言论动辄以荆轲、侠客和大无畏勇士美其名曰。或以“为什么偏偏是美国”来验证恐怖选择的合理性。Sieg在网上点评乔姆斯基对于大爆炸的发言时指出，乔姆斯基对于恐怖与霸权的叙述，没有采取因果式的，而是并列式的逻辑。体现了对于灾难的尊重。在我看来，并列式的叙事并不单单是对受难的尊重，也是在因果考证上的一种谨慎。“业果报应”的观念在佛教的世俗形态中根深蒂固，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因果律也在某种世俗形态下助长了我们的此种逻辑。在这一次的网络大辩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简单的善恶果报的本土资源，是如何影响了我们对于事件的评述。
这种因果论使我们难以看到恐怖主义的其他起因和渊薮。而在我看来，那些其他的根源比起霸权主义，距离我们自己更近。我没有把握说这种忽略就多少来自于这种近距离。但是事实上，本·拉登集团的狂热的宗教的献身精神和不宽容，狂热的救世情怀，极端的民族主义姿态，和一种团体永远优先于个体的意识形态，都是我们曾经熟悉甚至深入脊髓的。
让我忧心的并非某种言论所指向的对象或其具体内容，就像在关于仇日情绪的争论中，“杀掉一切日本人”的类似言论不会让我们真的担心日本人的安全，尽管发言者再三强调这种态度仅仅针对日本人，而对其他一切只要不是日本人的人都怀有人道主义的立场。但我对于这样的自白是绝不肯相信的。我真正担心的是这样的姿态迟早要蔓延到国内的事务中来，并且已经在构成我们法治化和民主化道路上的真正阻力。因为这样的极端思想和持这样思想的人就在我的周围，甚至就是我的朋友。我担心有一天，这样的民意迟早会成为一个希特勒的“自愿的行刑队”。
我的担心不是没有征兆，在围绕9.11事件的争论中，我对于事件本身的震惊很快让位于对于争论中激烈姿态的担心。因为我的出发点始终在于国内，而非国际间。在我眼里，反霸权主要是一个国际间的问题，如果说离我的生活有一千米，那么某种国内的普遍立场让我感到的危机，套用周星驰的台词，最近的时候离我的生活只有一公分。
所以我在这种逼仄的氛围下，有时感到自己的思考亦只有一公分的进退。我看到了什么，我还可以看到的东西，都是对于中国宪政民主道路的伤害。在对于反霸权的高涨的情绪中，一种危险的倾向在混乱的看法中，甚至构成了对于20年思想进步的颠覆和推翻。那就是反民主的危险，民粹主义和反智论的危险，反法治反秩序的危险和对文明进步的虚无主义姿态。而在这一切危险的背后，我的看法，还是一个挥之不去的乌托邦情结，一个幽灵在我们脑海始终盘旋。
如果我们称谓的“霸权主义”是存在的，这个词汇其实差不多就是“帝国主义”褪掉一层意识形态含义之后的版本。而所谓帝国主义，依摩根索的定义，也就是改变世界现状的意图与行为。那么霸权与民主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朱学勤曾再三强调美国国家机器“内部运作的民主性”和处理国际事务时不可避免的“自私性”，很多人也将之视为美国民主的一个悖论。一个通常认为最民主的国家为什么会不择手段的推行霸权，扶持对己有利的恐怖势力，并枉顾民主所要求的程序性对国际中的弱者采用暴力？这一点让很多对民主抱有好感的人深感失望，并由此滋生反民主的倾向。
在我看来，失望是当然的，因为失望者抱有不恰当的过高期望。丘吉尔说，民主是我们所知一切制度里最不坏的那一种。很多人听过这句话，却并不真正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与乌托邦为敌，以顾准的表态来说，是一种彻底的经验主义立场。民主的素质首先是对政治的怀疑。而许多人却把民主当成了一种品行。这是导致混乱看法的最大误解。有人曾提过一个问题，说如果将不受制约的权力交给你们这些自由主义者，你们又会怎样呢？张五常曾经回答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他的回答是：“我会贪污。”我的回答也是如此，我会慢慢成为暴君。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我信不过我自己，信得过自己的人都成为了共产主义者或新儒家，信不过自己的人才成为自由主义者或新教徒。一个信不过自己的人又怎么可以信任美国政府和小布什呢？
所以我对美国政府在国际上的作为从来没有失望过，因为我从没有因他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抱有奢望。我的最大奢望就是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实现民主，实现从党治国家向宪政国家的转向，实现合法性根基的重建。至于国际霸权，只能首先看作一个事实和生存的语境，反者道之动也，其最终目的是让自己进步，而不是玉石俱焚。如果把民主与霸权混为一谈，所谓的反抗恐怕是缘木求鱼。
民主制度这个术语，迄今为止，是指一个国家国内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安排和一个多元化社会程序性的均衡和公正。这种民主在当今相当部分的国家内仍然举步维艰。在这些国家，国内强权和国际霸权相比之下，前者更加是民众和社会弱势群体日常的梦魇。至于“国际间的民主”，那不过是人类下一个千年的梦想。
关于霸权与民主的牵扯，我还想指出三点：
一、今天的霸权国家之所以是美国，不是因为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而是因为他是当代最强大的国家。从人类历史上看，最强大的国家一定是“帝国主义”（有着改变世界现状的意图与行为），无论独裁的罗马、立宪君主制的英国抑或民主的美国，莫不如此。但今天的美国，在有过的可以主宰大局的帝国里面，无疑是表现得最消极的一个，所受到的文明价值的制衡亦是最有力的。如果说不能奢望民主制度在政府对外作为上的牵制，达到像在国内事务上那样的效果。那么民主制度在促成霸权国家接受基本文明价值的规劝上，仍然发挥着比其他一切政体更有效的作用。比如鸦片战争的年代，在英国议会仅以几票之差通过对华宣战时，那些势力雄大的反动力量中，文明价值便占据着极大的分量。在当今经济利益日益全球化的年代，文明价值与经济利益的结合，对于霸权的事实上的束缚，必然将会越来越有力。看不到这一点，对于霸权主义一昧地激烈反对，就容易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比如在道义的立场，将武装干预带来的平民伤亡、甚而将经济封锁造成的困境下的死亡统统称之为 “杀人”，等同于恐怖分子劫机撞击世贸中心这样的罪行。天下一指，万物一马，就等于取消了一切的文明进步和起码的法治秩序。在这种道貌岸然的指责下，人类数百年来在国际公法尤其是战争法上的努力都被藐视了，似乎成为一种矫情。既然反正都是杀人，关于杀人的5个人又有什么区别？
二、正如前面提及，将民主视之为一种品行是一种最大的误解。但如果将美国看作一个人，在比喻的意义上，他国内的民主政体就好像一个人的品性。当我们将一种绝对优越的地位给予（当这种地位是自己赢得的时候更是如此）一个大家以为可以信得过的品行优良的“好人”后，品行是不能保障他滥用这种地位的。在电影《美丽人生》中，我们看到集中营中最善良的女看守，可以迅速变成最严厉和无情的一个。但如果就此认定，品行不重要，道德有什么用，一个君子可以成为暴君（如我刚才坦白承认的那样），一个民主国家还不是滥行霸权？那么剩下的就是以暴制暴，回到文明之初。将现实中的不正义无限拔高，对弱势者的反抗顶礼膜拜，看不到渐进的努力和方向。我不太关心这样对于国际间的影响，我只是以为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对于实质的正义和程序的正义一样极端匮乏的当代中国而言，是未来（亦是有深厚渊源的）最大隐患。对于任何一种极端思想的纵容和暗中扶持，最后都将搬起石头砸中自己的脚。
三、一种较流行的观点认为：既然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政府及其作为建立在民意的基础上，美国人民就有理由为自己国家的罪行负无限的责任。这种看法的混乱与对于民主的误读实在是不值一驳。因为他在谈论民主与责任这样的文明概念时，几乎没有将任何文明价值的前提带入进来。当这个关于责任的推断是从泯灭一切文明底线的大规模恐怖滥杀那里出发的，发问者的逻辑在文明与暴行之间，已经迷失了方向。其实本·拉登说过类似的话，他大致是这样说的：每一个美国人都该死，因为他们支持自己政府的行为。
本·拉登的逻辑是清晰的，他没有诉诸于“民主”的那一套话语，而是直接说出了极端分子的思路：凡是支持美国政府的美国人，都是伊斯兰的敌人。换一句我们熟悉的话说：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要反对。
本·拉登的思路与上述流行观点的区别在哪里呢？当我们说到“民主制度”及其合法性时，我们首先指的是他的“程序性”。民主的合法性就是程序的合法性，我们认为美国政府“代表”了美国的民意，仅仅是因为在代议制的宪政体制下，公共权力的取得和行使是符合程序的。“代表” 的合法性其实是一种比喻意义上的，即程序意义上的。而当本·拉登说“支持”这个词时，他不关注程序，他只看重实质。假如我们以民众对政府事实上的支持与否、而不是以民主政体的程序性来判断一个国家的政府是否真的“代表”了这个国家最广大的人民，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说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今天的美国布什政府更能代表民意，因此中国人民比美国人民更应该为政府的行为负一切的责任。甚至伊拉克的萨达姆手上的权力，也比布什更有合法性的理由。因为他的支持率比布什高。
对程序性的理解是看待民主的关键。贺卫方有篇文章谈及司法的程序性，我曾撰文指出程序性不可能仅仅在司法领域单独存在，程序性必然首先体现在一个国家最根本的地方。这个最根本的地方就是宪政制度。而学者们不愿指出的一点是，程序性的要求几乎是与我们这个政体及其意识形态的一切特征相矛盾的。回到这一事件说，对程序性的理解就意味着对自己心中关于实质正义的愤怒和乌托邦情结的部分放弃和适当过滤。
而之所以说国际间的民主还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就因为在国际间是没有“程序性”可言的，美国自己在国际事务中，比如在9.11后随之而来的报复行动中，他也不会讲究程序正义，不会讲究“无罪推定”这种国内司法原则。怎么样才能迫使他带头将“民主制度”的程序性要求带入国际事务中来呢？我的看法是随着民主制的国家越来越多，经济全球化带来的的相互依存，以及多元的区域性国家集团的崛起，国内民主制度在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有可能开始对政府的对外作为产生制衡的需求和手段。虽然我对这一点不抱太大希望，但我明确地知道国内民主制度在这个世界上的确立过程，决不是依靠泯灭文明价值的暴力运动实现的。尽管战争与杀人依然在所难免，但杀人杀得最多的暴力都无一例外的失败了。
我们今天在谈反霸权时，需要吸取反独裁反剥削的一个教训，就是千万不要梦想一个乌托邦，不要对渐进的方向和进步视而不见。更不要将这种死灰复燃的极端姿态带入当代中国这个泥沙俱下的语境中来，在距离我们只有一公分的地方，动辄以弱者的名义拔出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