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危机公关公共课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11月19日10:49  东方网 重庆“的哥”及市民代表与市领导座谈。

　　一场危机公关公共课

　　杨孝明说，在“公司——主驾——副驾”这条“榨取”生态链下，主驾掌有“生杀大权”，随时可以提高板板钱，随时可以开除副驾，而公司只管收钱、罚钱，其余很少关心。“几乎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没有四险一金。”杨孝明曾经要求公司给司机交纳社会保险，但公司回答，“如果要加社会保险，就让主驾提高板板钱。”

　　2007年，由于主驾私吞了本应给予杨孝明的燃油补贴，杨孝明将主驾告到了车队，但当天主驾就通知他不必再来开车了。从此，杨孝明在家一边打劳务纠纷的官司，一边继续申请组建“重庆市人民出租车股份有限公司”。

　　杨的设想是，公司通过募集的方式设立，股东股份等额，并聘请专业人才管理，每个股东只有一辆车的经营权，且必须自己开车，同时聘请司机作为员工。“通过章程监督，合理分配股东与司机的利益，并且要为所有员工交纳社会保险。”杨孝明说，这样避免了现有公司化垄断体制下巨额的承包费与板板钱。

　　自成为出租车司机的第一年，杨孝明就萌生此念，被主驾辞退后，他加快了申办的步伐，但最终卡在了地方政府部门行政许可的关口，至今没有打破出租车行业的垄断壁垒。

　　除“板板钱”过高与加气难外，“黑车”也增加了重庆出租车司机们的怨气，据统计，重庆大概有3000多辆“黑车”。和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黑车”与“白车”争夺市场的矛盾近年来在重庆愈演愈烈，甚至出现了个别地段，只要出租车司机停车拉客，就被“黑车”司机殴打赶走的情况。

　　来自重庆市交委的消息是，“黑车”司机多是下岗工人、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而杨孝明则说，经过他调查很多“黑车”司机原本是正规的出租车司机。“因为板板钱，因为营运权垄断，不少人更乐意去开黑车。”

　　陈斌手上的另一辆羚羊车来自另一家出租车公司。他说，这辆车实际上已经报废，严格意义上属于“黑车”，他花了5万元取得承包权，4年后5万元公司全部退还，但他每个月要向公司交纳9210元板板钱。

　　这辆车陈斌雇了三个副驾，一个月可以赚三千多元。杨孝明说，出租车司机对这样的“黑车”意见最大，“正规的出租汽车公司把大量报废的车重新投放市场，我们的生存空间被进一步挤压。”

　　这类黑车，杨孝明估计最高时可能有一千多辆，但他并没有具体统计过，有媒体曝光，在重庆某地段，200多辆这样的“黑车”营运多年，一直无人管理。

　　“除此以外，重庆的出租车租价结构也不合理。”杨孝明计算，重庆市出租车起步价5元，“一般十分钟后跳一次表，只有6毛钱，如果拉到一个短客，再遇到堵车，我拉一个五六元的活，就要亏1.5元。”

　　因此，出租车司机出于成本的考虑很不情愿拉短途，拒载与绕路的情况因此也就越来越严重，就在这次罢运事件前，重庆一名出租车司机因为拒载一名孕妇，被取消终身营运的资格，轰动一时。

　　一名重庆市民表示，有时出租车司机拉到短途无法拒绝，便将情绪发泄到乘客身上，急转弯、急刹车，“不要命一样，非把你吓出一身冷汗。”

　　与以往面对群体事件的思维相似，11月3日全城罢运发生后，重庆市道路交通管理局最初表示，少数人操纵了这次出租车全城罢运事件。接着，大量警员走上街头遏制砸车现象，另一方面，公安机关也全力调查操纵罢运的“幕后黑手”。杨孝明也在当天夜里被叫到公安机关问话。

　　不过，重庆式化解群体事件的政治智慧在这之后开始展现，当天，重庆市就将这一事件的定性迅速由“少数人操纵”改为“因受阻不能正常营运”。

　　重庆市交委副主任梁培军对外通报了导致此次罢运的四大原因：一，出租汽车企业与驾驶员利益分配存在矛盾；二，主城区出租车存在加气难问题，未得到彻底解决；三，出租车租价结构不合理；四，非法营运车辆扰乱正常秩序。

　　有了政府的部门的这个表态，罢运的出租车司机情绪顿时因为得到理解而获缓解。重庆市在3天内召开了四次新闻发布会。11月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就罢运事件给市民带来的不便向市民表示了道歉。公开、透明，使得这次事件在坊间没有了遐想和被人利用的空间，历次群体事件，如瓮安事件中的那些“不明真相”的群众没有出现，街头亦没有出现因罢运而引发的恶性连锁反应。

　　一场惊心动魄的全城罢运事件随着政府部门善意的动机理解与解决问题的坦诚，而逐渐走向平和。随着政府部门责令各出租汽车公司下调“板板钱”，并作出打击“黑车”等一系列承诺后，11月4日，80%的出租车重新驶上街头，至11月5日全面恢复营运。

　　而11月6日，薄熙来与出租车司机代表、市民代表的“见面会”又将这一政府危机公关推至了高潮。薄熙来也因此被认为给各地官员上了一次处置集体事件的公共课。

　　在见面会上，薄熙来坦言出租车司机的份子钱“确实高了”。他对“罢运事件”表示了充分理解，并不回避相关职能部门在此事上负有的责任，薄熙来甚至将出租车司机反映的“一难一低三多”即：加气难，运价低，黑车多、罚款多、收费多，结合司机在现场反映的问题，加上了“两少”：停车站点少、厕所少。

　　他细细与出租车司机算了一笔账，考虑返空费，重庆每公里1.8元的计价并不低，他提醒司机代表思考，如果把运价调高，坐车的人会不会减少，“因为我们也有这么一个估计，就是在大都市里面咱们重庆居民的人均收入还不是很高的，如果你把出租车的价格调上去，会不会使出租车市场受到影响。”

　　薄熙来的这个考虑，令更广大的重庆市民心中的石头落了地，罢运事件发生后，确有不少市民担心，为化解这次危机，政府部门会不会提高运价，将成本转移至公众。

　　在薄熙来的政治智慧下，罢运事件最终在满堂的掌声中得以化解。以这次“见面会”为标志，重庆市化解罢运事件进入了政府承诺的兑现期。现在，各出租公司已经明确表态坚决支持政府的各项政策，并在限期内回调板板钱。在加气站每天增加1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供应的同时，一场打击“黑车”的专项整治也正在进行。

　　“街头厕所增加了，并赠送了司机导厕图，临时停车点也增加了。”陈斌说，看到一系列改善出租车司机民生的措施在实施，他的心很安定。

　　不过，陈斌还坚持那个观点：如果不闹，那些困扰已久的问题能得到这样迅速的解决吗？

　　“一闹就解决”的示范效应

　　重庆出租车罢运事件，被视为近年来出租车营运权垄断体制引发矛盾的一个标本，重庆式的危机公关也成为了地方政府化解群体事件的一个标本。就在人们担心重庆“一闹就解决”是否会引发示范效应时，11月10日，也是一个星期一，海南省三亚市与甘肃永登县相继发生出租车罢运事件。

　　同样因为“份子钱”，三亚市1200辆出租车司机罢运，数百名出租车司机聚集在市政府门前，司机们显然受到了重庆事件的启发与鼓励，直接将问题摆在了市长面前。

　　据调查，2007年2月17日，时任海南省委常委、三亚市委书记江泽林以一个普通市民的身份，亲身体验了市区公交车及出租车的运营情况，没想到在乘坐出租车时被司机多要了6.4元。经过为期一年的调研，三亚市政府认为每辆出租车每月5226元至7490元不等的承包金负担偏高，于是酝酿变革，规定从今年1月1日起，三亚市全程、联弘、道路、通宝、中益、天行等六大出租车公司单车月承包金统一调整为旺季5800元，淡季4800元，月平均为5300元，且已含车辆保险及各项代缴费用。

　　然而，大部分出租车司机并未能享受此项“福利”，除了全程旗下217辆出租车是按照单车平均5300元上缴月承包金外，联弘一直收7200元承包金，另几家公司1月份下调租金后又要求出租车司机按7000元的标准补交承包金。 出租车司机反映，今年8月至10月，各出租车公司逐一与司机谈条件：要么按照7200元左右的单车承包金标准签5年合同，要么就按照政府规定的5300元平均标准一年一签。

　　由于在承包出租车时，司机普遍向公司交了业内俗称“户钱”的好处费数万元不等，这些钱没有发票，司机们担心一年一签后，公司合同满期找借口不再续签，这样要么“户钱”打水漂，要么“户钱”在来年被要求增加。

　　几乎与重庆罢运事件如出一辙，三亚市的出租车司机此前已经就这些问题多次向相关部门反映过，但同样没有得到解决，最终导致出租车司机与政府部门罢运相见。

　　11月11日、14日，三亚市代市长王勇、市委书记江泽林先后与出租车司机代表面谈、道歉，江泽林鼓励司机大胆将诉求讲出来，由政府解决问题，他表态，合理合法的要求，政府自然会支持。

　　这一天的会场坐满了人，一些晚到的司机席地而坐。江泽林当场承诺：一、各出租车企业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出租车承包金政府规定标准，即旺季5800元／月，淡季4800元／月，均价5300元／月，出租车公司自2008年1月1日后多收的承包金，必须在2日内无条件全部退还；二、各出租车企业不得因承包金标准下调而改变合同承包期；三、如出租车公司因不执行政府规定要求而导致经营权被取消的，原车辆司机可到国有公交企业继续承包经营；四、将坚决依法打击非法营运行为，取缔“黑车”。

　　“政府在推行出租车行业承租金指导价方面出现了问题，失职了，为此我代表三亚市委、市政府向广大出租车司机道歉。”江泽林说。

　　出租车司机们同样以掌声回报了江泽林，对话结束后，在市政府广场的200多辆出租车首先恢复了营运，随后全城出租车停止罢运。

　　最新的消息是，三亚市交通局党委书记李明德、局长陈治邦、分管道路交通的副局长易治军等三位主要负责人，已经提出引咎辞职。此前，重庆也启动问责制，重庆市交委主任丁纯11月5日提交报告，要求市委给予处分。

　　发生在重庆、三亚、永登的这三起出租车罢运事件，规模与政治影响不一，但却反映了一个全国性的普遍问题，那就是出租车经营权垄断体制的诟病与社会诉求回馈机制的缺失。

　　重庆市目前正在酝酿建立出租车驾驶员协会，而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均已未雨绸缪，采取积极措施避免同类事件的发生。

　　重庆还释放出了改革的信号，初步探索实行个人购买指标、组建托管公司负责管理等模式，试图打破垄断，从根本上解决出租车行业的体制问题。

　　摆在薄熙来以及各地政府面前的这场考试才刚刚开始。- 来源：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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