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文化大革命：第二章：文化大革命所见所闻（第二小节）

       父母他们都进了“五七干校”一边学习，一边劳动。学习无非是端正思想，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续深入。劳动就是改造世界观。演出的时间相对要少一些，只是有演出任务才演出。所以在干校每天还能看到练功、掉嗓、吹拉弹唱不少的人……

       干校是一所在文革中停办中专农业学校，这学校很大，有教室、礼堂操场、更重要的是有几百亩试验良田，地区把他作为“五七干校”最合适不过的地方了。去干校都是地区行署、地委、文教、卫生、体育等系统的人，除“文艺四团”的全体人员进入“五七干校”外，其余都是有“问题的人”才到“五七干校”劳动学习。

       干校离我们县城只有十多里路，有一条碎石马路通向干校，在走不远就到了一个公社的场镇……

       每当假日我们这些孩子都去看父母，其实就是去玩，地区单位有很多小孩，大小都有，大的给大的玩，小的给小的玩，各自都有自己玩的同学、朋友，好玩的不得了。当然主要是哪里的生活条件可以吧，每天中午都有俏混菜（就是有一点点肉的菜），每月都有几次打牙祭（吃肉）。干校自己种菜、喂猪、喂鸡等，要比在外面的生活好多了。在家里每月也吃不到两次肉，

        特别是寒暑假那小孩多的不得了，军大、艺大的小孩有在此结聚……

        每天中午闹的不得了，大人根本不能午休，工宣队、解放军宣传队多次家长几次招呼，还出了告示让家长管好自己的小孩不要闹，或是自己午休让小孩到外面去玩。告示出了，父母也说了，都还不管用。怎样去午休呢？父母都是住得大寝室。就是教室拿来做宿舍。一个教室十个人，就像学生一样，有上下铺（上铺都是放箱子、盆子、碗之类的东西），中间安放书桌，四周就是床。男孩都是同爸爸睡，女孩与妈妈睡，而且分的很开。男宿舍住在二楼上或者条件不好的平房里，女宿舍要好一些。

         每天中午工、解宣的人就把我们集中一起，到礼堂、外面去玩，工宣队的人讲他们工厂里的事，解放军就讲革命斗争故事，听多了就不想听了，因为大小不一，他们讲大的笑，小的闹，他们根本没有办法讲，没有办法管理这些“不懂事”的孩子。从他们把我们带到外面去了后，我们知道了干校种有些什么了……

       甘蔗田一亩多地，一个中午就被我们给它瓣完……红薯地四处被掏，扯罗卜，瓣嫩玉米来吃，就连刚点上的胡豆种也被我们给捡尽。也就是说只要能生吃的东西，就会遭到我们的“袭击”。这下不得了，工、解宣把所有的孩子一些家长带到现场开现场会，甚至把这些事说成破坏生产，上纲上线，还有一位不懂文化的工宣队的人说，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还是解放军叔叔好，你们是小孩不懂事，今后不要干破坏生产的事就好了，让家长加强管教孩子，希望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了。真的就这样我们再也没有去破坏生产力！还是懂事、怕事，更怕挨打！

        田间是我们练功翻筋斗好地方，稻草作地毯，稻草作飞跃筋斗的屏障，不怕摔、不怕绊，真是老天爷赐给我们好玩好耍的好地方。田间又是我们玩耍的战场，田埂是我们游戏的分界，干涸的小沟是我们的战壕，树枝作刀枪，泥土作子弹，口哨作指挥。玩的一身汗、一身泥，玩后就跳下河洗澡。那时我们怕谁？只怕回家挨骂、挨打，除了这些害怕。我们害怕什么！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啊！

        我与小全为这些事不知挨了好多打，可能是前伤没有好后伤又来了。这怪谁，只怪自己太惹事了……

        这一切真让大人操劳不少心，管也管不了，他们一天到晚都在学习“洗脑”，他们已经洗烦了，疲惫了。看见我们心里就更烦了，也管不了，实在是看不下去，那就把我们“暴打一顿”。要就不说，不问。真是没有办法，就懒的管了。

        大哥哥们就去干校鱼塘里钓鱼，还去偷开大东方红牌拖拉机和手扶式拖拉机，还差一点就玩出人命来。这下把大哥哥吓坏了，工、解宣的人找他们父母，让他们管好孩子，那是无非就是把大哥哥他们各自打一顿罢了，还能怎样呢？玩耍是孩子的天性。

         不久干校发生了重大的偷盗，原农校的图书室被盗，图书室早就封存了（大门上还可见封条：一九六七年封，还有公章），文化大革命开始就说那些都是“封、资、修”的东西，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这下惊动了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让干校的工、解宣成立专案组，协助公安人员查找盗书的人，一一地排查，当然查了好久才查了出来，这些人还是怕连累别人，也怕上纲上线，怕坐牢才一个个地招认。

        他们是比我们大的哥哥们：地委（军大）的苏朝、罗熙；行署的李建安、张志强、刘建勇；四团（艺大）的旦然、查芳、吕康、陈小林、李小军，还有我家的小全也参与了，他就是爬进图书室的人。共有十多个人，平时就好在一起，看书讨论时事，一说图书室有书，就一拍即合。在他们当中有的有工作的、有的是下乡的、有的无工作的、有的还是学生。而这样些人都是在当时很爱看书的人，也是这些人在恢复高考后大多数都考上大学、有的当上大导演、作家。后来我问过小全“借了”什么些书，他说是一些小说和科学书籍之内，具体有什么书他也不知道，晚上他只晓的见书就拿。而他不止说过一回，“借来的书”还没有来得及去看，就被发现了。发现的太早了，让我们看一下书也值，真的好可惜……

         他们很早就瞄上这个图书室，只是没有机会下手。机会来了，工、解宣一部分人回去办事了。他们就有机会“借”书了。其实偷书时间过了好久都没有被发现，而是农校方去图书室里找一些急需要资料，才发现图书室的书被盗，才去上报。从外面看一点看不出来被盗的痕迹，可留下痕迹是新的，这就给办案人留下线索。而是他们撬开副窗木板一人一人进去的，在外又多人接书、放哨，搞了几晚上才“借来”这些书。他们又分别掩藏起来，当他们被收出来时书有一架架车，好多哦！当事后处理都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因为书没有外传，没有造成多大的危害。最重的苏朝、旦然、查芳（可能是主谋吧）才给了个留职查看，在职一般就是处分，学生就由家长管教，事件就这样慢慢地淡了下去……

        1971年干校走一批又来一批，走的人一些是解放了，解放就是恢复了原来的工作职务。还有的人就是被下放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改造，要比那些遣返回原籍的人好多了，遣返就是没有工作了，带着历史问题回到原籍，只是比判刑要好一点点。

        地区单位“有问题的人”一批一批地下放，一批一批又解放……

         文艺单位的好听名称是：整顿文艺队伍，精简文艺队伍，组建地区文化宣传队。其实就是把有：“问题的人”下放到工厂去。

        父母就是有“一点点说不清问题”，在1971年11月中旬被下放到小柳小艺他们下乡的那个青城县的一个地区岷江纸厂里接受劳动改造。我和小全也随父母一起到了地区岷江纸厂。

        同我们父母下放到工厂接受劳动改造的人很多，还有是去年就下放的，在那个青城县城就有地区机关好几百人下放到工厂里，而这个青城县城也是地区工厂最多的地方之一，多数都是地区岷江什么厂开头命为厂名（地区岷江纸厂、地区岷江木工机械厂、地区岷江机械厂、地区岷江齿轮厂等），所以很多人多被下放到这里来。

        就是一个地区的地区纸厂就有十多家夫妻下放，全家（除工作、下乡的人外）举家迁徙一样下放到工厂里……

        他们是：原地区法院院长：李明（分区转业到地区的，一家四人，小孩：李建华、李建琼李建民）；

       原检察院副院长：孙建军（分区转业到地方的，家三人，小孩：孙铁、孙刚）；

       原行署原宣传部副部长：张志强（一家五人，小孩：张红、张茵）；

       原地区食品公司经理：郝云凌（一家四人，小孩：郝亮、郝湘）；

       原地区供销社主任：刘剑峰：（一家五人，小孩：刘光庆、刘光跃、刘光群）；

       歌舞团的洪辛（一家四人，小孩：洪大福、洪小福）；

       川剧团的甘心（一家六人，小孩甘小新，甘小鱼、甘小静）

        还有……还有我们一家，我们同军大小孩就有二十多个纸厂，那个县城军大、艺大的人下放了一百多位……

       我还记得我们去纸厂的情景。我们一家的家当就只有一架架车，那时家里根本没有家俱，家里的床、桌子、凳子等一切都是公家的。在家就只有几个棉被、衣服包裹和几个大小不等的箱子，余下就是一些盆子、锅碗之类的东西，一家人的行头巾只有一架架车，车也原单位请运输公司的人来拉到青城地区纸厂的。跟同去的那些人都是这样，有些更为简单，只有些床上用品。真的那时的人算得上是彻底的无产阶级，充分体现那时的公有制的优越性……

        那天我们同洪辛、甘心家里的人坐车公共汽车去纸厂，小全与洪大福、甘小林等人他们是骑自行车到纸厂的……

       从车站到纸厂还有几里路，我们一行走到纸厂也没有人前来迎接，只是有一个管理房子的人过来问了几家人，后把几家人的房子分了就没有人来过问了，一看房子一家人的房不到二十个平方，一间房里只有两间旧的单人上下铺床，还有就是刚打好的灶头。

      各自把拉来还在架架车上的包裹、东西卸下来，就放在各家的门口，好让运输公司拉车的人走。父母他们看到这一切心里是多么的难受、心酸，这样怎么住？

      时已是下午五、六点钟了，工人开始下班了，过来看“热闹”的人多了，少不了有热心人，爱打听的人，帮忙的人。

      有人问：我们父母是从哪里来的，原来做什么来的，到这里干什么，父母便给他们一一解答。

       有的工人说：这房子实在是太好小了，只好将就一点。不要怪厂里，厂里的房子很紧张，这房子还是昨天才腾出来的，原来是单身汉住得，现在他们搬进很拥挤的集体寝室里住了，才给你们腾了这几间房，房子很紧张，可能明年就要修了……

        好心人：帮忙找木板、稻草搭铺，父亲用木板拼凑稍大一点“双人床”，一间母亲睡的，我与小全睡一间，父亲一人睡一个单人铺，床上就放那些杂乱东西。

       热心人：从家里拿来挂面，调料来，让我们到有炉子的隔壁家煮面条吃。

忙了十点过钟总算简单整理完了……

       这样我们和下放的人家就安营扎寨下来了！

       纸厂的基本工序：1：切草车间，就是把麦草、棉干皮、废纸、水泥纸（清理、挑选等金属、石块等）切成二、三十几公分长，在经过机械筛子筛去金属、渣土等。2：再用输送带输入到一个很大的蒸汽罐里，在用加入草碱高温蒸软化。3:蒸完后在清洗纸浆，在把纸浆放进池子里漂上。4：然后就是打捞纸浆输入制品车间制作纸张，5：最后一个工序进入成品车间，纸制造好的纸张按需要切割，成品纸就好了。当然制造远比这些复杂，还有一个小电厂，抽水、治水车间、化验室、机修车间等……

       纸厂是一个空气，水污染很重，水消耗很大的厂矿企业。昔日辉煌的纸厂也在九十年代初期期，停产关闭。几十里能看见的高高的烟囱，随着时代另外一种机械的轰鸣声，它倒下淹没了，而在他的原地、四周耸立起一幢幢高楼，花园绿树。往事造纸排污的酱色污水、一团团气泡漂浮污染河流，也被时代的洪流所冲击，天空蓝了，水也清了……

        父母他们下放的男大部分都分进切草车间或到蒸汽车间，因为这两个车间，因为这两个车间最脏、最臭、最危险。也符合接受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改造，接受工人阶级监督。

        首先最脏：切草的灰尘满世界都是，就是带双层口罩，鼻子里的灰尘也扑满一鼻子灰尘。劳动力最强的车间：繁杂程序，需要挑选、清理，劳动也很大，要搬运两三百斤的麦草、棉干皮。当然在那时物质贫乏的时候，谁把健康看的重要，没有那么多讲究，讲究的是实惠，看到那点劳保在那个年代，谁不喜欢，还惹的人羡慕。一年一套工作服、围腰，每月两双手套、肥皂一连，半斤菜油、一斤黄豆、半斤白糖，有时间还要发一点猪血。还能方便捡一些煮饭的麦草、棉干皮作煮饭的材火，就为这一些还有很多工人想去这个车间。

         再次最臭：纸厂最臭的就是蒸原料软化完毕时放开蒸汽罐的气味，它能臭方圆十多里，这个县城里的人不会不知道纸厂的臭味。

         其次危险：危险是怕蒸汽的泄漏或阀门的损坏，发生蒸汽冲人事情的发生。而这两个车间也是紧挨着的……

         女的大部分到成品车间，这里没有什么技术活，只是把纸码好就行了。就是刚切割的纸是很割手，一不小心手机会被割。

         没过几天我们就开始上学了。小全与李建华、孙铁、龚蓉、杨晓芳等人去初中上学。我与李建民、孙刚、郝湘、张茵、刘光跃、刘光群、洪小福、甘小鱼、甘小静等人读小学。我与张茵、郝湘、刘光跃读一个班。还六年级的有洪小福、甘小鱼等人。我们在小学也只读了一个多月。

        没有多久我们就与厂里的小孩打架，原因是厂里的娃娃认为我们出来驾到，一切要听他们的。厂里的娃娃很多，像我们这样一般大的就有好几十个，他们还不知道，我们在地区打架就是有名的，以小全、洪大福和孙铁为首我们十多个人同厂里的何贵才、蒋杰根他们二十多个人结群打了起来，当然是我们“胜利”，把他的“首领”打得鼻青脸肿，因为他们一打就打散了，而何贵才、蒋杰根本不是对手，就要小全一人也能把他们打的趴下。厂里的娃娃胆小，怕事不如我们一样的团结，我们早已经历过很多打架的场面，就这样他们就认输，以后就不敢惹我们了。反而是成为我们的朋友，一起上学，一起玩耍，临近厂里的娃娃们挑逗我们也一起上，这一来我们厂里的娃娃就成为远近打架出名的名气……

        1972年元月我们直升到青城塔子中学读初中。我与张茵、郝湘、刘光跃 ；纸厂有蒋这杰，胡中良、李芳、方乐等在七四级四班。

         小全读七三级三班，与他同级、同班李建华、洪大福等，纸厂有何贵才、蒋杰根等……

          这一生中我最为留念的是初中时代，她给我是最为天真、开心、理性、生理认识的开始，有着少年转为成熟特有的那种梦，只有青春初始那样的梦。也在这时慢慢开始懂得同学的友情，男女之间异性分别，男女同学之间的害羞感，并与同桌女同学的桌子上划了一条分界线，那条线如同是不可逾越的鸿沟。人不可能忘了他最为感知的时期，更不会忘了最为理性、生理认识开始的时代。想得多了，明白多了，懂得也多了，所以今天更愿把那些往事的事一一地回忆……

         虽然我们在那读书无用、五分加绵羊、白卷英雄的时代中，同学的友谊都是在平等的基础上。好问、好玩、相互帮助同学，互助友爱，这点都是出于真情。当然还有很多不懂事的地方，现在看来好幼稚可笑，只怪那是我们无知……

        我记得的我们的班主任，她是刚才大学毕业，实习完后到我们班第一次担任班主任。她是省城里的人，年青朝气、清秀、大方、大眼、嘴微微有一点扁，笑起两边的酒窝特别深。留着很长的头发，编织成“吴清华、喜儿”一样的独辫子，加上她一米六以上的身高，如同一个演员在讲台上“表演”，她真像演员一样美丽，而她自己感觉还是像老师。声音特别甜，特别好听。而她偏偏不给我们上语文课，却给我们上的数学课，要是她上语文课，朗读课文，那是多么动听悦耳。我们这些“调皮捣蛋”的学生也经常学她说话，女生有时也不由跟着她说几句省城话，她也从不发气，只是嫣然一笑，留给人一种特别喜欢的印象。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还记得她的模样：光艳的脸儿，眼睛清目，牙齿洁白，声音清脆甜蜜，笑的迷人；秀丽的侧影，身材均匀适度，静下来看：宛如一尊雕像，那是一个真正在我们心目中灵魂工程师……

         我们初中第一节课。首先老师说：我就是你们这个七四级四班的班主任，随后她自我介绍并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上秀丽的三个大字：陆一萍，这时我们便大声高喊陆一萍，全班的气氛一下高涨，七嘴八舌喊个不停。她只好用教鞭轻轻敲打黑板让我们静下来，她便开始点名，她点名点到我，我却不答应而是张三或李四来答应，叫李四张三来答应，这又把课堂搞的哄堂大笑，她还不知道是什么，还认为点错了名，她的脸一下就红了，这时有同学告密了，她用很温柔的语气说：好好点名，点到谁，谁就起立，大家好认识认识。她一边点名，一边就在黑板上编组、写上每一个同学的名字、座位，大家也在闹声中交换座位。真是教数学的一下就把我们四十五）个学生座位编好，基本是男女搭配（我们班女生二十四个，男生二十一个）。第一节课就这样在她的温柔、细致、相互认识，点名、编组、安排座位中上完，她给我们上初中的第一节课。我们也认识了我们的班主任，我们的老师，我们的陆一萍。我们都是小学一个班或一个年级的学生，直升多数同学又分到一个班，所以彼此了解。第一节课我们就这样捣蛋……至今想起有愧于老师，深感愧疚……

         我这一生不知打了多少架，手打断过、身上也伤过很多地方，当然有些不是我想去打架而是别人来欺负我，你越是忍让，别人就越认为你好欺负，善良、忍让也有分寸的。打架主要原因我的眼睛是一只眼，安装没有安装好，一看就知道一只眼睛是瞎的，要等16岁时定型后最后安装好。所以经常有人就乱叫：边花、独眼龙，嘲笑、讥笑我。就为这些小全为我打过好几次架。上初中的第一天，我就把三班的的一个叫易德清同学打伤，他就是骂我边花的，我没有理他，他就出手掀推我。我实在是忍不住了，就出手把他打的很凶，伤得不轻。老师还叫我妈到学校来解决，这样我也在这学校、班级里“出名”了……

        课堂上调皮捣乱，大声讲话，不听老师讲课。班上还有一个男生（叶德贵），性格特别像女生，经常在上课时汪运福、王连文逗他，说他要哭了，要哭了，真的眼流水就包起，再逗他一下就哭起来了，惹得同学哄堂大笑，也惹得老师生气，就这样我们班在学校“臭名远扬”了，有我们这些不听话的学生：我尤小旗，刘光跃、蒋光会、王连文、汪运福、陈功等。我们这些人被认为同学里的一个坏娃娃，学校大门不走，却要翻墙，下河游泳（学校背后就是江安河），惹是生非，用弹绷子打同学，同别班的同学打架，真有点“无恶不作”的人。我们班也是最难管理的班，老师也没有办法上课，经常上课上不下去。可这些只是我们新年级里的时候，初二时我们班来了一个突变，一下成为年级最好的班了。

       初中的我们生理发生很大的变化，裤子象变短，衣服象变小了，而是我们身子在增高。声音变粗犷大声，依稀可见胡须长出。有了几次遗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认为是尿床。更为可笑的事，我们班上一位女同学来例假，刚好是下课，血浸透了外面的裤子，把她坐的凳子也染红了，她半蹲半跪地撕本子开凳子上的血，这时我们全班的人都傻了，我们男同学不知什么情况，都认为她生病了，还问她怎么样？这下把她弄得面红赤耳，一下就跑出教室。一个星期后才来上课，我们还是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后来我们上生理卫生课才明白这一切。

        由于文革的原因我们地区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七二级，分七二秋、七二冬，我们入初中他们两个年级就一起毕业了，我们上面只有七三级（五个班），小全就是七三级。在我们下面又没有七五级，只有七六级。我们七四级有五个班，第二年从另一所中学转来一个班，就有了六班。我们所教的老师：班主任：陆一萍，二年是：王文豆，两位班主任都是教数学；语文：许老师，英语：刘老师；政治：陈校长；化学、物理（第一年为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是卢老师和李老师；地理：吴老师，体育：陈老师；音乐：帅老师，还有……

         在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指引下：“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我们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兼学别样……”，就这样我们把课堂搬进工厂、田间、军营，开始了我们的“三学”，也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走有红又专的“五七”路线。

      学工：到工厂、车间去学习，接受工人阶级的教育。其实工厂去不去也没有关系，只是适应当时的政治需求。象理论联系实际把《工业基础知识》有关知识照本宣科地讲一些，如简单机械的齿轮带动、水泵原理对照讲一下，这是不是与理论联系没有什么关系，在课堂把书和挂图对照一讲就明白，还去工厂里干嘛，不就是迎合那是政治的需要吗？

      学农：每当“大战红五月”和秋收的时候县里各个机关、单位、学校都要组织到农村去一个多月，帮助农村“抢收抢种”，不误农时。我们也同机关单位一样，帮助生产队割麦子、捡麦穗、扯秧苗、插秧；谷子、谷穗；挖土豆等，而我们还要住在贫下中农家“同吃同住同劳动”，同贫下中农……

        学军：正是毛主席发出：“全国人民学解放军”的时候，又结合“五七”指示。到军营去“滚爬摸打”学习，滚爬摸打进是在训练中正步、排列，向前向后转、翻滚、爬行、投弹、射击、行军、拉练等训练。学习解放军的政治性、组织性、纪律性。有的学校（中学以上的学校）把每班设置一个排，每组设置为一个班，年级设置为一个连，学校就以营或团为单位，建成军队班排连建字为单位的学校。

        这年里是军队内部特招了很多下乡，在校的学生兵。学生兵大多数没有几月就退回。

        这年年底在省、市、地县都开始班艺术学校，迎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艺新生力量，为演好革命样板戏，塑造“搞、大、全”的革命形象，在我省、市、地县掀起一股浪潮，这也是文革后第一次补充文艺团体的演职员。

       小全幸运地被地区文艺系统招读艺校学员（地区为四个剧团开办了艺术学校，每一个剧团招二十五个人，是每个团抽的作为招收工作人员，所以很了解小全）。招收的条件就是没有家庭政治问题、没有下乡的青少年。尽管那年是全国正在反对“特权”、纠正不正之风的时候，还是很多领导人“名正言顺”地把子女送进艺校，很大一部分地区领导干部的子女和文艺系统的子女，当然还有一些是开后门招来的，地区、县上那些掌握实权的人子女。剧团的孩子有十几个人被招进，我们下放到青城工矿的子女只有四个人招进，还有很多被县级地方剧团招入县办的艺校。

       地区艺校也在青城县城里，位于青城塔子路，原是地区行政干部学校，前身是岷江大学，没有办成改为行政干部学校，文革后改为教育学院。紧挨地区卫校，比邻省水电学校，离我们中学很近，只有几分种的时间。

        小全招去学舞美灯光，主要是都知道他懂无线电、父亲又是干舞美设计的，就这样被选中。还有学歌舞戏剧的谢蓉（学舞蹈，舞蹈母亲就是跳舞的）、马小芹（父母都是唱戏的，她的歌唱特别的好）、宋小君（搞乐器，父亲节是川剧打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