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第一课：灵魂告别工程师

　　相关人等表示，希望十年以后，“在一代孩子的成长中，《开学第一课》会成为他们一个共同的记忆”。

　　梦想之所以令人憧憬，因为它是自由而丰富多彩的，是许多个不同的一；共同记忆无论是幸福的还是痛苦的，都是基本相同的一。两个看似无法统一的事物，被“联合举办”在一起，原因是什么？

　　共同的记忆并不一定就能孕育整齐划一的梦想，但那些希望孩子们拥有“同一个梦想”的人却相信，通过制造共同记忆的方式，可以提高对梦想的占有率。记忆的规律在于重复，一次不行，就两次，今年，已经是《开学第一课》的第三场，我就不信你记不住。

　　其实，论批次生产的中国人，共同记忆何其多。“五讲四美三热爱”是共同记忆，“小平，你好”是共同记忆，“北京欢迎你”也是共同记忆。我和我那些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同龄人，拥有的共同记忆之一是一首歌，“静静的深夜，群星在闪耀，老师的房间彻夜明亮……”，每当想起这首歌，一个曾经耳熟能详的称谓就从脑袋里晃晃悠悠冒出来：老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虽然这个提法现在很少出现，但共同记忆却仍在延续，只不过，当年制造记忆的成本更低，只需要教孩子们唱首歌，而今天，则要邀请一批像李连杰、马云、袁隆平、成龙这样的社会名流和演艺明星，跑到八达岭上搞个大PARTY。

　　PARTY的目的是“成为孩子们引领价值观和人生观向上推动的力量”。细读这个句子，语法精妙。通过隐藏真正的主语，即PARTY的主办方，把孩子们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被引领的被动姿态，转述为孩子们的主动选择。

　　无需惊讶，成人作为教育者，其精神世界的更新通过一场局限于经济领域的改革很难完成，30余年，人们只学会了不谈价值观、“不争论”，不幸的是人类的教育活动在根本上无法回避价值观的讨论。对于主流哲学的信仰者来说，灵魂这种东西即使存在，也不过是一种类似生产原料或工具的物质，不然为什么想到用工程师来对付它呢，即使那是我们可爱的孩子的灵魂？工程师最擅长的对象毫无疑问是机器，人不就是一台机器或是一件产品吗，所以需要被设计程序，被录入一组共同记忆。

　　这种教育理念俯首可拾，比如媒体日前曝光的上海交通大学为毕业生颁发“人格证书”的做法，当时引发的质疑主要集中在技术环节，比如谁有资格鉴定学生的人格、怎样保证结果公平等等，并认为这是中国大学最雷人的创新和进一步堕落的表现。

　　其实，这一做法本质上毫无创新可言，它依然执着延续着“灵魂工程师”的机械哲学——通过一套设计科学的质量认证体系（仿ISO9000），对产品进行具有权威性的鉴定（据悉，这个认证体系分三级：班级考核、院系及社团初评、学校专门委员会最终评定）。产品下线后，凭此证书出厂并提供给用人单位以了解其性能。

　　这种做法，在人类观念发展的历史中，有着远比70后的共同记忆更为遥远的思想根源。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就以物质世界是一部巨型机器、人是一部自动机器的观点著名，但他同时相信，既然机器并无创造力和自主权，那么其存在与运转必然依靠超自然的力量，也就是说，这个唯一的工程师是神。他的名言“我思，故我在”是一句宗教的宣言，是他对那些怀疑精神世界存在的人的回答。在我们的哲学教材里，这部分内容被省略了。等到唯物论出现，上帝彻底下岗，而人依然被认为是一部机器，那么，谁来做工程师呢？很遗憾，历史给出的答案是——国家。

　　在中国，国家事实上一直没有放弃工程师的角色，原因不仅来自它所继承的政治遗产对稳定的需要，也因为这符合成本最小化的利益考量。教育开支占国家GDP排名常年稳居世界末流的现实，已经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的学校只能像生产车间一样批量生产。任何个性化、创造性、非机械化模式的教育方式，都远比现在需要更多的经费投入。规模化生产最具效益，试卷上的所有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既是政治需要，也是经济需要。

　　当孩子们带着观看《开学第一课》的心得“汇聚形成的价值观和人生观”，进入大学校园，出厂的时候再加盖一枚“人格认证”章——以往只有成绩证书、能力证书，所有工序现在都补齐了，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

　　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它太狠了，这样的塑造价值观流水线不但实质上把人当机器，还通过权威认证，程序否决了产品升级换代的可能。中国人最怕被定性，尤其是被“组织”定性。它让一个人背负过去的标签，无法更新自我，重新开始。这样的权威认证，不是越权威就越可怕吗？世界是无情的，因为我们的世界观是无情的。

　　灵魂工程师设计制造出来的机器，如果以政府调拨安排的方式供应社会，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人才分配机制；如果以自由买卖的方式供应市场，就是市场经济时代的教育产业化。而这个过程中根深蒂固的“灵魂制造”工程化思维，才是教育改革最应触及的核心。

　　所谓教育，最少被反思的部分在于，教育同时也是教育者的需要。而灵魂工程师的灵魂，谁来照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