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最大的银行——冀南银行

   冀南银行总行机关旧址（坐落在今涉县索堡镇）

    冀南银行总行第三印刷所旧址（坐落在今涉县悬钟村）。

     冀南银行印制冀南钞票时用过的旧石刻版。

     冀南银行钞票

     高捷成烈士遗像

      赖勤烈士和夫人墓（坐落在今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

    每逢八月，就自然想到建军节，就想到那硝烟弥漫的战场，那浴血奋战的勇士。建军节前夕，记者到博物馆搜集资料，无意间看到一套发行于1939年——1948年间的冀南银行纸币。看那套冀南币，经历时间流逝，岁月沧桑，不知承载了多少历史故事。

    冀南银行，是根据我党中央洛川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建立的，银行总行机关设在今涉县索堡镇。在9年的火与血的考验中，面对敌人军事上的大规模“扫荡”、经济上的残酷掠夺和封锁，冀南银行顽强地挺了过来。从抗战初期到解放前夕，冀南银行为晋冀鲁豫边区的发展生产，保证军队和机关供应，活跃边区经济，改善人民群众生活，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涉县，至今还保留着当年冀南银行贷款支持军民共建的将军渠。同时，冀南银行从成立之日起，一直是在血与火中战斗成长壮大的，经济战线的斗争与兵戎相见的阵地一样，有时更加残烈。因为一切战争的目的都不是为了战争本身，而是为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团体的利益。冀南银行为我们验证了这道理：

    混乱的沦陷区金融业

    战争年代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整日的硝烟弥漫，但是即使在硝烟中人们依然要吃喝，依然要生活。要生活就要发展经济，而货币又是经济生活中必要的一环。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大军侵入中国后，一面扩充敌伪金融势力一面排挤原有金融势力，妄图霸占整个沦陷区内金融业的垄断地位，从而为日寇军国主义“以战养战”，“以华制华”政策服务，敌伪在华北与华中设立了20多家银行。

    抗战初期，冀南银行尚未成立以前，货币金融市场是非常混乱的。当时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种类极为庞杂，除国民党政府中、交、农各行发行的“法币”外，山西、河北两省银行和一些商业银行发行的钞票，以至各县政府及地方银号、商号、当铺等也发行了五花八门的钞票，到处充斥市场。边沿地带还流通日伪钞票，个别场合还有使用银元的。这些货币大多数币质低劣，信用很差，部分属于专区和县级单位发行者，他们在抗战后全都逃之夭夭，无人承担发行责任，这些货币在人民群众中没有信用基础，在流通中经常被拒绝收受使用。在此情况下，敌伪币泛滥于市场，原始式的物与物交换盛行。这些种类庞杂的货币存在，既有碍于根据地内部经济建设的发展，更不利于对敌进行经济斗争和货币斗争。

    此外，在根据地内部，在冀钞未发行前，各根据地发行的货币也不统一。如在冀南，有冀南农民合作社发行的冀南农民合作社兑换券。在晋东南有三、五行政区发行的上党银号标和山西省第五行政区救国合作社兑换券。

    为什么要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发行抗日货币呢？

    当时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任杨秀峰和许多领导都有论述，但副主任戎伍胜在1940年8月4日《关于统一本位币市场问题》的讲话更加通俗易懂，他说有以下几个目的：

    （1）货币与巩固扩大根据地有密切关系，首先是为了活跃金融，繁荣市场，需要发行一部分抗日货币，因敌后与大后方，不能经常取得密切联系，法币不易流入，致使市场因筹码缺乏、破烂，形成金融死滞，交易呆板。在这种情形下，没有根据地内抗日货币的发行，是不能维持的。

    （2）发行抗日货币重要的是为与敌人在经济上作斗争，即保护法币，打击敌伪钞，因法币受敌人的操纵易遭破坏，不能起应有的作用，同时又因敌伪钞的充斥也无法防止，故需要发行一种抗日货币，代替法币在根据地的流行。

    （3）加强根据地经济建设，须充实筹码刺激生产。

    冀南银行适时而生

    1937年11月8日，太原沦陷。接着，平汉线上的安阳，也宣告失守。国民党大军仓皇溃退，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官僚机构，土崩瓦解。疯狂的日本法西斯匪徒，长驱直入，恐怖的劫掠和屠杀的浪潮，扫过了华北大地。千百万的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时，中共中央明确地指出了：“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1939年，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不顾国民党的限制和阻挠，挺进太行，开辟了包括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各一部分的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成立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

    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增多，使游击战争有了赖以保存与发展、驱逐与消灭敌人的战略基地。而建设巩固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建设，是重要的一部分，而活跃金融与整理货币是财政经济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于是，1939年10月15日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以及各方面救亡人士热烈协助拥护之下，在后索泸召开了成立大会，创建了后来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解放区银行——冀南银行。由高捷成担任总经理，赖勤任经理，胡竹轩任副经理。

    革命根据地货币工作的基本方针是：独立自主、平稳物价、保护人民财富，保证生产发展。

    冀南银行就是根据这个指导方针建立起来的。晋冀鲁豫边区的货币政策是：统一本位币市场严格取缔敌币，保护法币，收回土杂钞，保护金银等等，使我们的货币在根据地货币市场取得独占的地位。同时还由人民民主政府颁布法令，规定根据地内所有财政收支，财务往来，经济企业、事业单位和人民群众之间的商业交易、债权债务清偿等，均须以根据地的冀南银行发行的货币为计价工具和商品交换媒介。

    英勇无畏的杰出英才

    办银行，搞经济，可不是一般人能干得了的。爱祖国、爱人民，一腔赤诚，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英雄，却不见得胜任银行工作。因为冀钞的发行、管理，统一货币市场、对敌货币斗争以及支持根据地经济建设方面的工作，仅凭热情是做不来的。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能够一步一步从胜利走向胜利呢？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占有了人和，也就是这个组织里集聚了全国各方面的人才精英。

    首任行长高捷成同志（1912年——1943年5月14日）就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同志，杰出的经济方面人才。他是福建省厦门人，自幼天资聪颖，胆识过人。年甫十五，正值大革命爆发，即毅然只身参加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为宣传员，后赴广州受训，并成为该地学生运动之领导。大革命失败后，于1928年返回福建，入厦门大学专门攻研经济，未毕业，旋又去沪就职中南银行。1931年，随林伯渠同志至中央苏区，参加中国工农红军，毕业于红军大学第一期，193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矢志以革命为终生事业。曾翻雪山，越草地，历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宣传队长、总务处长、教育科长、组织科长等职。任会计科长时，因首创全军会计工作制度而荣获奖励。1943年5月14日，敌人“扫荡”太行山，高行长于反“扫荡”战争紧张之际，奔走边沿区布置货币斗争，途经内邱白鹿角村时，与奔袭之敌遭遇，在突围中壮烈殉国，终年31岁。这是冀南银行历史上重大损失。

    第二任行长赖勤同志（1906年—1945年6月9日）也非常了不起。他是江西泰和县人，出身于小康家庭，高小毕业后，曾任教年余，后考入兴国县立中学。在中学时期，正值广东革命势力日益发展之际，赖勤同志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中学毕业后，又赴上海南洋医科大学攻读，仅及半年，赖勤毅然决然弃学返里，参加农民运动，加入当时革命的中国国民党，考入南昌的农运训练班，钻研革命理论。于1927年在该校正式参加中国共产党，学习完毕后，深入广大农民群众中进行革命活动。1929年，赖勤同志正式参加工农红军，先后在游击队独立二团担任宣传员、宣传科长之职。后来部队扩大改编为红军第三军，赖勤同志又担任政治指导员。1932年，任野战供给处长。1936年任野战司令部三科长及供给部军需处长。1937年任援西军供给部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赖勤同志即担任一二九师供给部政治委员。年余，调任冀南行署财经处长，后又调任冀南军区后勤部长兼供给部政委及冀南银行路东行经理。1943年7月，调任冀南银行总行行长之职。1944年10月，冀南银行和工商管理局合并办公，又兼任冀南银行太行区行和工商管理总局监察委员，直到1945年6月9日病逝，终年39岁。其一生艰苦奋斗，为人民事业之无比忠诚，实为后继者之楷模。这是冀南银行历史上的又一重大损失。如今，高捷成和赖勤二位的遗体依然安葬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每逢清明节，都能受到后人的怀念和敬仰。

    说起战争，就会想到那战火纷飞、枪林弹雨的战场，那里有无数浴血奋战、奋勇杀敌的英雄。因为战争需要军队，战场需要军队，军队层出英雄。可是，仔细想一想，英雄何止在军队中，何止在战场上；经济战线的斗争，一点不比一线战场逊色。因为控制经济命脉往往是战争的最终目的，所以这个战线上的斗争更加激烈、残酷。冀南银行成立将近9年间，有许多同志为革命工作、为银行事业而捐躯，据不完全统计，除两位行长外，还有29名同志牺牲、病倒在工作中。

    艰难困苦的创建之路

    当边区党政领导作出决定要开办冀南银行的时候，一无房屋，二无设备，三无业务、会计和印制钞票的技术人才，困难非常多。特别是在印制工作中，遇到和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因为边区处在山区，经济落后，技术条件很差。在根据地创建初期，急需货币，如何着手呢？只好在革命队伍内部尽量发现和选用人才，并采取就地取材，以土代洋的办法印制货币。他们还采取“取之于敌、虎穴取材”的办法，通过商人关系从日伪占领下的大中城市如石家庄、德州、北平、天津等地进行采购，或者派出采购人员或者专门组建采购站、货栈、商店等以经营一般商品作掩护，通过爱国商人、伪军政机关之中的地下工作者买通日本保安队、宪兵队，甚至通过特务机关等多种曲折关系，进行工作。这样做不仅要付出一定外汇贿赂费用，有时甚至牺牲我们的同志。当采购到手，往根据地运送时，要沟通情报，由部队、民兵、自卫队等押运，于黑夜抢过封锁线运到根据地内。这些器材之中有时因某一种纸张或油墨一时采购不到手，往往影响纸币印制，不得不临时换版、改版，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是形成冀钞版别种类较多的一个重要因素。

    战争年代，银行的行址不能固定。抗战时期曾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支队支队长等职，解放后曾任解放军总后顾问的张贤约同志回忆说：1940年7、8月，百团大战后期我军转入守势，敌人对华北各根据地进行扫荡。邓小平政委让他负责保护冀南银行和印币厂转移，严肃地对他说：在敌人扫荡期间，你们要保证银行的安全，绝对不能让敌人搞掉了，我们掉脑袋不要紧，这可是关系到根据地部队穿衣吃饭的问题。银行和印币厂的干部、工人共有50多人，他们用几十头骡马将票子、机器、版和纸张分开驮着，在太行山的河北邢台、沙河、涉县、武安、山西的黎城、辽县、和顺一带和敌人周旋。到10月底，百团大战结束，他们在辽县的桐峪完整地把银行的人员、机器交回供给部。

    除了印刷材料和技术方面的困难外，还有在发行、统一管理货币的业务，以及在此过程中对敌、对友、对群众等等方面的错综复杂的问题。

    敌人除了采用军事力量直接掠夺我根据地人民的财富外，还通过发行大量纸币采取经济手段掠夺人民的财富。对敌货币斗争，冀南银行制定的斗争方针就包括：首先是努力扩大本币的流通地区。在进行此项工作时应做到政治措施和经济措施紧密结合的货币阵地斗争；其次是一方面打击敌币，提高本币信用以扩大本币阵地，并保证我区物价不受敌区物价波动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配合贸易斗争，达到低价购进必需品，高价输出农副产品，实现根据地的贸易平衡。这是一个货币比价的斗争；第三个就是反假票斗争。从1941年开始日寇汉奸就采取了破坏冀钞的活动，印制了大批假钞。企图降低我抗日冀钞的信用，扰乱我金融市场。解放战争开始后，1946年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关于经济形势及方针作法草案中关于反对假票的指示中说，今后由于斗争形势更加尖锐，国特制造冀钞票破坏我金融的可耻行为将更加严重，因此，一方面要认真完成整理本币计划，另一方面应将反假票斗争，开展群众性的反假票工作，放在对敌货币斗争中的重要位置。

    血与火的考验一直伴随着冀南银行的成长和发展，虽然前进的路上充满坎坷，但是冀南银行的同志们经受住了考验，出纳人员经常用口袋背着现款逃难，靠着对党的伟大事业的无比忠诚，对人民的无比热爱，使冀南银行一步一步壮大，后来成为解放区最大的银行。

    币值稳定物价平稳

    邓小平同志在《太行区的经济建设》一文中指出，我们的货币政策是发展生产与对敌斗争的重要武器。货币政策的原则是：打击伪钞。为了保障本币的信用，我们限制了发行额，大批地贷给人民和投入生产建设事业，取得了人民的热烈拥护，它的信用是很巩固的。太行山物价之低，在很长一个时期为它区所不及。

    货币币值的稳定，主要决定于物价是否稳定，物价高低是货币币值高低的集中体现。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冀钞的币值与北海银行币和华中银行币等值（即1元兑1元）。在黄河以北的各解放区中，冀钞高于其他友邻解放区货币的币值，长期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状态。据统计，从1939年到1948年，太行区物价上涨指数低于货币发行上涨指数。而日本占领区和蒋管区则与此相反，物价上涨指数远远高于货币发行上涨指数。

    在日伪占领区，1940年1月，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货币发行额为4.95705847亿元，截止1944年10月，货币发行额达到105.5131016亿元，增长指数为2128.54。同期，华北敌占区批发物价指数增长情况，以1940年1月为100,1944年10月增长为6481.19％，物价上升指数比货币发行指数要高出将近2倍。

    而蒋管区的货币发行与物价飞涨情况更是令人惊讶。据统计，法币从1937年——1948年8月改为金元券时，发行额从14亿元增加到660万亿元，增长47万倍；同时期内，物价竟突涨了492万倍。

    由此可以看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蒋管区虽然处在大后方，但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反动的法西斯统治，生产停滞，经济凋敝，物价迅速飞涨，货币急遽贬值，处处一片凄惨景象；而我边区虽然处于被敌包围分割、经济落后的农村，但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认真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实行党政军民齐动员，开展以农业为主的大生产运动，同时实行精兵简政、经济领导一元化，统一协调财政、贸易、银行工作步调，对敌占区实行统制出、入口贸易等政策措施，使军、政、民所需物资达到不同程度的自给，减轻了人民负担，增加了财政收入，减少了财政开支，稳定了金融物价保持了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

    当时在冀南银行做政治工作的陈希愈同志回忆说：“冀南银行在战争年代支持革命战争、支持根据地经济建设，主要是通过发行货币，支持商业贸易，掌握物资供应军队和财政，调剂市场解决军需民用。同时，也直接贷款给农、工生产事业、合作社组织以及私营商业，扶持其生产和经营，多方面增加社会财富。经验证明，进行这些工作要与有关部门密切协作，既要积极支持，又要精打细算，严格掌握撙节开支，不浪费资金。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物价不致迅猛上涨，货币币值保持相对稳定。”

    正像陈希愈同志所说的，冀钞一发行就向农村发放低利贷款，当时是以贷款方式通过群众发行冀钞的。记者还找到了一份1940年冀南银行发放贷款的情况资料：

    太行区因战争影响，市场萧条，工业品缺乏。为了繁荣市场与发展手工业，发放了一些商贩与作坊贷款。

    当年春耕时，发放了春耕贷款；

    秋初冀西水灾时，发放了救济贷款。

    在冀南，结合着当地实业工作——“发展农业、家庭副业”“提倡合作社”，发放了一部分打井、耕牛、种牛、油坊、鸭鸡合作社等贷款。

    秋季冀南大水灾，结合着救济难民工作，发放了救济贷款。——这只是冀南银行初期的发放贷款情况，在以后的几年里，向农、工业生产发放贷款的工作一直在进行之中，为根据地的巩固和人民的生产发展做出了贡献。

    冀南银行存在的时间将近9年，冀钞流通的时间为9年零1个月（截止到1948年11月），发行额为2000余亿元。按当时华北人口近5000万人计算，每人平均合4025元。冀南银行的经营，对支持边区的抗日斗争，促进边区的物资交流，开展边区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在邯郸经营期间，不仅增强了实力，而且促进了全区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完成使命功成身退

    1947年10月15日，在冀南银行成立8周年时，已经成为下辖4个区行、26个市行、173个县支行的大银行。随着解放区地域的统一和扩大，尤其是冀南银行迁驻邯郸以后，在整个边区已经形成了一个总行到支行的完整的工作系统，处于全区金融战线的领导地位。

    冀南银行是我根据地农村信用合作社得以大规模发展的摇篮，它在战争年代里就建立了880多个信用合作社（部），这在当时所有的根据地中是独具特色的。在当时高利贷盛行的民间，组织农村信用社对解放束缚农民的经济枷锁，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1948年4月12日，随着华北解放区的发展，冀南银行总行迁至石门市，与晋察冀边区银行总行联合办公，正式成立了华北银行。冀南银行自成立到入并华北银行，前后经营达9年时间。在解放战争的短短三年时间里，冀南银行币完成确立和巩固了它的边区本位币的地位，在支持边区经济建设，保证革命战争胜利，尤其是对恢复和发展城市的工商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创建华北乃至中国人民的金融事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1948年12月1日，以华北银行、西北农业银行和北海银行为基础，成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统一发行了第一版人民币。至此，各解放区的货币停止发行。冀南银行遂停止营业，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资料图片选自河北人民出版社《冀南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