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MM写的读史/读书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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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者按:这是一位70后MM写的读史/读书笔记,本庄主拜读后不由地生出一声感叹:后生可畏!(呵呵,本庄主乍读之时,还以为出自一位老先生的手笔哩)本庄主还认为,这样的年轻人,才是中国明天的真正的希望所在……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1】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
  
作者:陈郢客

  
  对于一个杂书动物而言,阅读的时机、缘分都是随机性的。我小学时就读了特里尔的《毛泽东传》,而且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那时心里颇为认可毛应该死于1956年——他声望的最高点。
  随后,毛泽东的传记种种,读了不少,我以为对他已经相当了解了,虽然彼时我只读过他的部分名篇。
  数年前,某次去鲁迅博物馆,看见毛泽东潦草手写的“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旁边说明:毛泽东晚年眼疾,医生名曰唐由之(中医光明使者),听到他的名字,毛沉吟良久,后来写鲁迅的这首诗相赠。我的心忽一动,这太苍凉了。想到差不多同期,毛泽东多次让工作人员为他诵读《枯树赋》——萧索不忍读的大恸之文,心情好生复杂。
  我是这几年才恶补毛泽东文集的。若一手资料没读完,何来自信自大的了解?我看了太多别人怎么说的,居然近年才看他的自述自陈,很滑稽也很有意味。李贽和张居正、戚继光是同代人,深知他们都是千万世人物;以此坐标,我们去毛不远,毛更是千万世之人物,李贽牛处,我等果然不及。
  博物馆和实物极富特别用处,读百本传记,未必动心入骨;与实物狭路相逢,通感路径,方有真切体会与切实尊重。今年机缘巧合,去了次韶山,在毛泽东纪念馆和毛泽东遗物馆里呆了一天,更是感慨良深,发些照片,与诸君共享。


  斯为序。


【1】一份了解中国的履历 [ 陈郢客 ] 于:2009-10-04 02:52:59 复:2465626
我在陈郢客:【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25)曾写道:

【改变中国命运的是一位曾受过地域歧视、学历歧视、上过当受过骗的人。
“因为我不是湘乡人,又不为人所喜。做一个湘乡人非常重要,而且是湘乡的某一区人也很重要。湘乡分为上区、中区,与下区,上区的学生与下区的学生不断地打架,完全是因为乡土观念。双方好像要拼个你死我活似的。在这“战争”中,我总是采取中立地位,因为我不是那一区的人。结果三区的人都看不起我。我精神上感觉十分苦痛。”

“我开始留心报纸上的广告——彼时有许多学校开办,而且都用广告来吸收新生;我并没有特别的标准来判断学校,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么。一个警官学校的广告吸引了我的目光,于是就去报名。但是,在受试以前,我看到一个制皂“学校”的广告。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而且还可以有一点津贴。这个广告是动人的。它指出制造肥皂有巨大的社会利益,可以富国富民。于是我变换了进警官学校的念头,决定做一个制皂工程师。我又在这里交纳一元报名费。”
“这时,我有一个朋友做了法科学生,他怂恿我进他的学校。我又读了这法律学校的动人广告,里面保证了许多了不得的事情。它答应在三年之内教完一切关于法律的学科,保证学成可以立即做官。我的朋友不断地对我称赞这个学校,直到我最后写信回家,详述广告上的保证并请家人寄学费给我。我将自己的前途画成一幅光明的灿烂的图画给家人看,将自己画成一个法律学家和大官。于是我付去一元向法律学校报名,同时等待父母的回音。”
“但其中忽然又有了变动。这回是一个商业学校的广告。另一个朋友劝我,以为国家正在作经济战争,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就是能够建立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得胜了,我再花一元到商业中学报名。我真的去注册而且录取了。不过,这时我还继续留心广告,有一天看到广告,描写一个高等商业公立学校的优美。它是政府开办的,课程繁多,听说里面教员都是极能干的人。我断定还是到那里学成商业专家比较好,出了一块钱去报名,随后将我的意思写信告诉父亲。他很高兴。父亲很知道有了商业智慧的好处。我进了这个学校而且留在那里——有一个月。”(出处:《毛泽东自传》1937年)】

湘乡,是毛泽东母家之地。毛泽东对谭政说过,“我也是半个湘乡人”。他对父母感情不同,众所周知。毛自述,“我母亲是个心地善良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愿意接济别人,她可怜穷人,他们在荒年前来讨饭的时候,她常常给他们饭吃。但是,如果我父亲在场,她就不能这样做了。”(见《西行漫记》107页)解放后,毛泽东还对堂弟毛泽连说过:“旧社会那种私有制,使兄弟间也不顾情义。我父亲和二叔是嫡堂兄弟,而买二叔那七亩田时,就只顾自己发财了,全无手足之情,什么劝说都听不进去。我后来思考这些事,认清只有彻底改造这个社会,才能根绝这类事,于是下决心要寻找一条解救贫苦农民的道路。”

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和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是表兄文运昌带给他的。某种程度上,文运昌改变了毛的命运。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讲授新学的消息也是文运昌带给他的,在八舅文玉钦和几位表兄的帮助下,父亲毛顺生被说服,毛泽东终于走出韶山,来到湘乡东山学堂,也就是他第一次感受到地域歧视的地方。临行前,他抄了一首诗送给表兄文涧泉和文运昌:“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910-1911年,毛的思想和道路均处于动荡期。他从东山小学又考入长沙的一所中学,因四川保路运动剪去了辫子。1911年武昌起义,湖南宣布戒严。“我决心加入革命军,决定和几个朋友到汉口去,同时我们向同学募一些钱。听说汉口非常潮湿,必须穿雨鞋,我就向驻扎城外的一个军队朋友那里去借。我被卫兵拦住,这个地方已经变成十分活跃了,士兵们第一次领到子弹,大批地在开到街中去。”
“当时,叛军正在沿着粤汉路进窥长沙,战事已经开始。在城外发生一次大战。同时城内也起了叛乱。城门被中国的劳工们攻了下来。我靠了其中一个劳工的帮助,重新回进城中。然后站在一块高地上观战,直等到最后看到衙门上飘起了写着“汉”字的白旗。”
“学生军已经组成,不过我不喜欢学生军,认为他们的基础太复杂。决定还是参加正规军队来帮助完成革命。”他当了半年兵,饷银七元一月,两元用于吃饭,其余奉献给报纸书刊。
南北统一于袁世凯,毛泽东“以为革命已经过去,决定继续求学”。
他在湖南图书馆里起早贪黑自修了半年,又在商业学校中一番颠沛折腾,1913年终于进了湖南第四师范预科(次年编入一师本科),“以为我最适宜于教书”;且此处“不收学费,膳宿费很便宜”。

把女儿嫁给他的北大杨昌济教授,看履历的目光远超众人。


这份履历起于微末,在民国毫不时髦。
民国时髦的是读清华留美预备学校,然后再拿份像样的洋文凭,在政界、经济界、文化界出将入相,是为精英。
胡适、梁实秋、宋子文……均是这样的精英。
然而,最终改变中国百年积弱的人物却是毛泽东和一批土八路,——这是历史最冷静也最值得深思的评判。

今天,海龟亦是遍地,海龟可以看不起李书福的“土”,不过历史所倾倒的豪杰,未必苟同我们沉浸其中的主观体系,今日的主流时尚。

这其实是中国历史最动人也最耐人寻味的场景。  
一个无聊的问题:他是牛人吗?到底有多牛?
  
作者:陈郢客
  

  天涯有个有趣的板块叫“股市论坛”,被顶上来的帖子往往是若干天前被不屑被讽刺被大骂过的帖子,然后楼主在今天被尊为“神仙”;当然,过几天,可能广大群众再次如梦初醒状,将之彻底打倒。神仙的速成和速朽,煞是一幕好看的人间悲喜剧。
  至于李嘉诚、巴菲特,那自然是人人称羡的“神仙”了。而生意人做到极致,游刃有余,自会瞩目政治,最暴利的事业当然是政治,有眼光有胆识的生意人吕不韦借此终于将自己变为史册上一个深刻的名字。
  梁漱溟先生肯说关于自己的老实话,自然是大家,我也自然看重他说的关于别人的话。
  梁漱溟在1937年见识了44岁的毛泽东:
  
  【我记得我第一次到延安,卢沟桥事件刚刚6个月,我为什么那么早去延安呢?就是因为日本人来了之后,全国有一种崩溃之象,北方就是卢沟桥七七事变,南方上海是“八一三”打起来。就是都不行了,上海退南京,南京退武汉,北京、天津都沦陷了,山东也沦陷了,全国人都是在逃难,你逃难,我逃难,大家各自逃难,崩溃,好像无主了。蒋的政府眼看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办法。我对他很失望,对南京政府很失望。】

  去延安的时候,梁漱溟是很悲观的,不过怀着死马也好歹看一眼的绝望,【不知道怎么好,大家都在逃难,南京政府毫无能力,怎么好啊?怎么办呢?】
  
  毛泽东让他大吃一惊。
  
  【一去,看到他完全不悲观,我是悲观地去的,他告诉我,没有问题,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非有这样一个大灾难不可,不过日本人他不要高兴太早。……这个时候,他正在写《论持久战》,(艾:是。)把《论持久战》的话讲给我听,他说日本人是不自量,他想吞并中国,(笑)那是妄想、笑话。中国是大国,太大了,他太小了。也不是中日两国,世界列强不能看着日本人来侵吞中国。“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后来列强都反对他。】
  
  1937年毛说“中国非有这样一天不可”,并不能排除说high了的可能,毕竟做事后诸葛亮,很帅很容易。可是,这居然果然竟然……不是马后炮。我在韶山看到了令人目瞪口呆的证据——

 


  毛泽东1913年春,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读书。次年,编入一师本科第八班。这封书信写于1916年,时年23岁。
  这封书信也不是人品爆发,妙手偶得的孤证。1917年,他24岁时,给敬重的老师黎锦熙写了另一封信,《贯通大本大源》。
  这个24岁的青年有着青年人彼时共有的苦闷,“盖举世昏昏,皆是斫我心灵,丧我志气,无一可与商量学问,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
  也像司马迁一样,看重游历之于书本的补遗。“今年暑假回家一省,来城略住,漫游宁乡、安化、益阳、沅江诸县,稍为变动空气,锻炼筋骨。”
  特别之处在于,这位24岁的青年,对于“术”、“道”已有精确的辨析,对于“盲从之志”与“真志”亦有坚定的立场判断,正本清源,一心求索“大本大源”:【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人通达天地,明贯过去现在未来,洞悉叁界现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圣人复起,不易吾言”。】
  他完全懂得了儒家的致用精髓:诚心正意,始可以格物致知,改变社会。“孔孟对答弟子之问,曾不能难,愚者或震之为神奇,不知并无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
  中国哲学,儒家也罢,道家也罢,对于“聪明灵秀”并不怎么看重(“隳聪明”),看重“守拙”,这其实是中国文化深纯至处。一个聪明人愿不愿意放弃取巧而走一条漫长建功的路,真正决定了一个人的境界和作为。而一个“守”字,非沉勇者不可为,没有信念,是坚持不下去的。
  佛家有小乘和大乘之分,小乘,是为自利修身,大乘,是为普渡众生,这和儒家的“穷者独善其身,达者兼及天下”内在相通,三教合一,即境界深处,殊途同归。孔子那里尚有“士”、“民”之分,李贽倡言士大夫们的良心未必比贩夫走卒可敬,有人欲杀,就精髓而言,确为儒教继力加油。
  近代中国以来,如何对待“愚民”——那些落后于你的人,是评判每一个精英沉甸甸的试金石。“小人累君子,君子当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无知小人太多,世上经营,遂以多数为标准,而牺牲君子一部分以从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悯者也,君子如但顾自己,则可离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许是也。若以慈悲为心,则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体也。吾等独去,则彼将益即于沉沦,自宜为一援手,开其智而蓄其德,与之共跻于圣域。彼时天下皆为圣贤,而无凡愚,可尽毁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
  24岁的毛泽东臧否当世豪杰袁、孙、康,唯“康有为似略有本源”,然而细观“不能指其实在何处,徒为毕言炫听”。他已确立了自己的志业,并一以贯之,求索一生,知行合一;这封书信是理解他一生作为的key。
  性格青年指点江山,在中国其实并不少见;历史最终证明了他臧否当世三杰的资格,这才值得探究。这封信点出了他和其他大话青年的区别,也点出了为何他的道路成功有望。“日本某君以东方思想均不切于实际生活。诚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民国海龟们对毛不够洋派西化多有指摘不屑,岂不知,成就毛也最终成就中国的,精神自立的拿来主义,当列首功。若是精神匍匐,人云亦云,彼时中国,只会有若干精通N国外语的人才,至于国家崛起民族复兴,清流谈笑间,虚幻泡沫耳。
  信末说明毛不仅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更是立足现实的实践主义者。【弟久思组织私塾,采古讲学与今学校二者之长,暂只以叁年为期,课程则以略通国家大要为准。过此即须出洋求学,乃求西学大要,归仍返于私塾生活,以几其深。怀此理想者,四年于兹矣。今距一年之后,即须实行,而基础未立,所忧盖有叁事:一曰人,有师有友,方不孤陋寡闻;二曰地,须交通而避烦嚣;叁曰财,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书,阙少一分收入,又须费用,增加一分支出,叁者惟此为难。然拟学颜子之箪瓢与范公之画粥,冀可勉强支持也。】24岁的毛能做到:以国家为重,不以个人为重;以做事为重,不以文凭为重;以目标为重,不被清高自缚。做事便需财力,羞言阿堵物难以成事,心忧而能耐苦,亦是毛“卓异”处,鲁迅说过中国最需要身兼“学者的良心”、“市侩的手段”的人,而毛,恰是这样的人。
  几十年后,知识分子有勇者说:小知识分子怎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这是很多知识分子内心的话。殊不知余英时曾考证过,清中叶已降,科举制已不能尽招天下豪杰,有人务商,有人布衣幕僚,有人学兵有人勘探,三千年巨变来临,个人如何择身,毛绝不是独行者。状元张謇做实业,一手营建南通;史量才弃科举养蚕起家,又为“国有国格”而办《申报》……以事功定夺还是以学历等级定夺,国家利益和知识分子阶层利益之间如何取舍,也是影响国史书写的重大问题。
  理解一个现代史人物最好的途径有二:
  1)将他置放到我们当代,看看在当下他到底“牛”到什么级别,可有人及;比较下相似的年龄,我们在想什么,我们在做什么。
  2)将他置于同代人中,当一个真人对待,而不是视为一个名目、象征、牌位,我欲下笔千言便千言,反正死人无从置喙。
  邓公是勇于做事的人,果决干脆堪称一大长处;同时不爱读书。师兄郑超麟在《郑超麟回忆录》里写得清楚明白,他是邓公法国勤工时代的见证人。
  同样,我们也不妨看看湖南一师同学心中的毛泽东:

 


 


  毛泽东24岁写出的书信,我近年才略窥门户。读书渐多,好些少时敬畏不已的人物现在已吓不到我了,毛泽东却是越读越生出一种惭愧敬服的情绪,始对颜渊赞孔子的话有所感触(小时候只觉得颜回还挺肉麻),“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在挫折感的惭愧中,又不禁替中国生出庆幸,幸好——天佑中华。
  如果一个股市论坛上的“神仙”帮我们赚了万把块,我们会感恩不已;那么将整个中华带出最狭窄最黑暗隧道的这个人,我们怎能以己度人,狂言呼喝,以为痛快?
  这也是一幕耐人寻味的画面。

【3】一个牛人是怎么炼成的 [ 陈郢客 ] 于:2009-10-05 23:44:16 复:2465626
中国是史书大国,格外看重成功者的经验和失败者的教训,我们文明几千年不绝,大约和这份“成功学经验大全”不无关系。

毛泽东进一师进对了。他遇上了一位“强避桃源作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的老师,即后来他的岳父,杨昌济。杨昌济1920年英年早逝,现代知识分子和现代中国彼此成全的风光,是等不到了。这位“板仓杨”,两次乡试不中,亦入过岳麓书院,服膺谭嗣同新学思想。自述“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着力,常欲以久制胜”,学生称呼为“达化斋法门”。 戊戌谭嗣同之死,震撼天下,曾参加“南学会”的杨昌济继同仁未竟之志,绝意仕途,“以直接感化青年为己任,意在多布种子,俟其发生”,“悠悠万事,无此为大”。杨昌济教出了两个著名学生:毛泽东、蔡和森,戊戌一代亦可告慰。薪尽火传,一脉不绝,中国历史上充满了这样的动人场景。

杨昌济留英读哲学、伦理学——所谓大本之学,亦是一批精英继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之后矢志于中国的必然选择,如蔡元培研究哲学、美学、伦理学,鲁迅弃医从文,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今日流传“读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已难想象还原当日场景。

1917年下半年,杨昌济给学生讲授伦理学,所用课本是德国哲学家泡尔生写的《伦理学原理》,由蔡元培从日文转译。同学罗学瓒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记里记载,“余借毛君泽东手录西洋伦理学七本……”,毛泽东洋洋洒洒在手抄本中写了上万字(纪念馆记是2万多字;也有1万2千多字一说)的批语。
举其中一条为例,“人现处于不大同时代,而想望大同,亦犹人处于困难之时,而想望平安。然长久之平安,毫无抵抗纯粹之平安,非人生之所堪,而不得不于平安之境卫生出波澜来。然大同亦岂人生之所堪乎?吾知一人大同之境,亦必生出许出[多]竞争抵抗之波澜来,而不能安处于大同之境矣。是故老庄绝圣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陶渊明桃花源之境遇,徒为理想之境遇而已。即此又可证明人类理想之实在性少,而谬误性多也。是故治乱迭乘,平和与战伐相寻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来,一治即有一乱,吾人恒厌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
另有一条展现了他对于中国的信心和再造计划:“吾尝虑吾中国之将亡,今乃知不然。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无忧也。惟改变之事如何进行,乃是问题。吾意必须再造之,使其如物质之由毁而成,如孩儿之从母腹胎生也。国家如此,民族亦然,人类亦然。各世纪中,各民族起各种之大革命,时时涤旧,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毁之大变化也。 ”
毛根据《伦理学原理》写过一篇《心之力》,杨昌济大加赞赏,给了满分100,还写了“加5”。


“实事求是”堪称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继承了经世致用的湘学之风,不仅上承到曾国藩、王夫之,亦可追溯至宋儒朱熹(岳麓书院千年书院,朱熹曾在此讲学)、陆九渊等人。上引《讲堂录》中云“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忘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又如“陆象山曰:激励奋进,冲决罗网,焚烧荆棘,荡夷污泽(无非使心地光明)。”“不为浮誉所惑,则所以养其力者厚;不与流俗相竞,则所以制其气者重。”“古者为学,重在行事”,“闭门求学,其学无用,欲从天下国家万事万物而学之”。宋儒修身治学精要,实在于此;而不在道德杀人。
世人多言毛学马列,而忽略了毛深得传统精髓(孔孟、宋儒、王阳明、曾国藩……)的一面,如此始能继承,能取舍,能批判,面临三千年之变,开新中国之局面。

1917年下半年,毛除了苦学《伦理学原理》……还干了些了不起的事情。


用他的话说,不仅要读“有字之书”,还要读“无字之书”,那就是深入社会,参与实践。附毛泽东的《夜学日志》:


较之暑假游历,无疑更进一步;而这仅仅是一条照亮现代中国的伟大道路的伊始。

 

【4】一项事业如何准备就绪(上) [ 陈郢客 ] 于:2009-10-06 08:25:03 复:2465626
毛泽东少有大志,以救国为志业。这大约是最宽泛最容易止于口号迷失于朝夕的目标,我们且看他是如何准备就绪的。

【学识】
苦读大本之学,亦广阅报刊,有“时事通”之称。一师期间,节衣缩食,为此耗资160元。

【体魄】
1917年4月1日,《新青年》刊登了一篇《体育之研究》,作者即是“二十八画生”(毛泽东)。文章是杨昌济向陈独秀推荐的。文中说“国力恭(苶)弱,武风不振,民族之体质日趋轻细,此甚可忧之现象也。他主张在中学和中学以上,应该实行德、智、体“三育并重”,并提出一个有名的口号,“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
文中还介绍了一套自己编的体操。他当日的锻炼项目有:日光浴、风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长途跋涉以及体操和拳术等。
毛后来回忆说,“在寒假当中,我们徒步穿野越林,爬山绕城,渡江过河。遇到下雨,我们就脱掉衬衣让雨淋,说这是雨浴。烈日当空,我们也脱掉衬衣,说是日光浴。春风吹来的时候,我们高声叫嚷,说这是叫做‘风浴'的体育新项目。在已经下霜的日子,我们就露天睡觉,甚至到11月份,我们还在寒冷的河水里游泳。这一切都是在‘体格锻炼'的名义下进行的。这对于增强我的体格大概很有帮助,我后来在华南多次往返行军中,从江西到西北的长征中,特别需要这样的体格。”
众所周知,毛泽东喜欢游泳。据他回忆,“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
他在实践孟子的主张,“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如他所言,“体育锻炼有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等许多好处”,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

【同仁】
第一个伙伴就在他的身边:萧子升。杨教授曾云“三杰”即毛、蔡、萧。
他们在湘乡东山学堂就认识了。萧子升比毛小一岁,因为毛一番辗转才入一师,萧比毛高了3级。
1915年,某夜他们在学校后山讨论创办社团改造中国的计划。他们希望结识一批有才智、有理想的青年,有10个就可以建构一个社团的基础。彼此鼓励沟通,共享知识,携手共进,最终目标:救亡图存。
毛泽东自述,“这时我感到心情舒畅,需要结交一些亲密的同伴。有一天我就在长沙的一家报纸上登了一个广告,要求有志于爱国工作的青年和我联系。我指明了要结交能刻苦耐劳、意志坚定、随时准备为国捐躯的青年。我从这个广告中一共得到了三个半人的回答。”三个人最终反对或背叛共产党,“半个人”即李立三。“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毛泽东干脆自己动手,刻字印刷,将“二十八画生启事”寄到长沙的所有重要学校。湖南省女子第一师范学校第一次收到这封信时,非常猜疑他的动机。

倒是本校有人在广告栏看到,积极回应了他。毛此时颇有感触,回复说,他的来信如“空谷足音,跫然色喜”。这个人叫罗章龙。他们在图书馆见面,毛泽东直接问他读什么书,两人理念相近,终成朋友。
新民学会的骨架就是这么慢慢搭起来的。

在此我得杂话一位古人:王夫之(船山)。中国文科不仅有正经学问,亦还有伟大的“经世致用”传统。所谓“经世致用”,非指当日炙手可热,而是直面问题,救弊所失,若当世不可为,则播未来之种,图以长远。这样的学问,是真正有生命力的学问,对称且不逊色于西人所言知识分子“批判与守护”的职责使命。我在【原创】小杂感·“焚书”·小别的话(14)曾感慨,
【遗民顾炎武、王夫之诸人,深感旧式系统无力,致“经世”学问,——机会已失,这代有抱负的士人咀嚼苦果,沉痛不已,遥指未来。】
新民学会便是继承王夫之、曾国藩精神的产物,同时,毛也曾是“船山学社”的会员。300年终于结果,这亦是可堪寻味的中国历史。

新民学会参与了几件大事:组织湖南青年积极倡导留法勤工俭学运动;驱逐军阀张敬尧。
1920年,新民学会部分学员投向共产主义,名单如下: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罗章龙、李维汉、谢觉哉、向警予、杨开慧、蔡畅、夏曦、萧三、郭亮等。
毛后来回忆说,“在一九一七年,我和几个友人发起了新民学会。会员约七八十,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中成了有名的人物。会员的大部分,在一九二七年清党时期都被杀了。”

【调研】
漫游中国大约是每个青年心头涌动过的梦想,不过毛最终落实为“调研”,非止旅游主义者浮光掠影的一瞥。
毛泽东自述,“一天读《民报》,看到一篇记述两个中国学生漫游中国的文章,并说他们已达(西藏边境的)打箭炉。这使我大为感动。我要学他们的榜样,不过没有钱,我想还是先游历湖南。”
1917年暑假,萧子升已经毕业,在长沙楚怡学校教书。他决定暑假“做一段时间的乞丐”,之前体验过几天,感觉不错,这次想体验得再久一些。毛泽东和他一拍即合,决定一起出去“行乞”。两个人身无分文,只带了套换洗衣服、毛巾、笔记本、毛笔、墨盒和雨伞。
两个人离开长沙,一路步行。路过何叔衡的家,何叔衡很是震惊,“你们真是两个奇怪的家伙。你们做的事真乃怪哉也!”
毛泽东回忆的口吻是愉悦的,“我开始以步行游湘省,走了五个县城。有一个同学叫萧瑜,陪伴着我。我们一文不名地走了这五县,乡下人给我们吃饭和睡觉的地方。不论我们到达什么地方,总是受到欢迎和善遇。”
可惜,萧子升后来和毛、蔡分道扬镳。“这个和我一起旅行的家伙,萧瑜,后来变成了南京国民党的职员,在一个以前做湖南师范学校校长,后来变成南京高级官吏的人手下做事,并被委做故宫博物院的管理。后来萧被人告发盗卖故宫中最宝贵的东西,并且在一九三四年带了这笔款子潜逃。现在他避居大连。”(毛1937年自述)

同仁终歧路,早有端倪。1919年,蔡(偕向警予、妹妹蔡畅)、萧均赴法勤工俭学。【和森在八月十三日(注:1920年)的信里说:“我将拟一种明确的提议书,注重无产阶级专政与国际色彩两点。因我所见高明一点的青年,多带一点中产阶级的眼光和国际的色彩,于此两点,非严正主张不可”。】
【和森信里说:“我现认清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的反映其重要使命在打破资本经济制度,其方法在无产阶级专政”。和森又说:“我以为现世界不能实行无政府主义,因在现世界显然有两个对立的阶级存在。打倒有产阶级的迪克推多,非以无产阶级的迪克推多压不住反动,俄国就是个明证。所以我对于中国将来的改造,以为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与方法。……我以后先要组织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据和森的意见,以为应用俄国式的方位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是赞成马克思的方法的。而子升则说:“世界进化是无穷期的,革命也是又穷期,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以工会合社为实行改造之方法。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一一革命为正当,而倾向无政府――蒲鲁东式一-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同时李和笙兄来信,主张与子升相同。】
毛的意见是:“我对子升和笙两人的意见。(用平和的手段,谋全体的幸福)在真理上是赞成的,但在事实上认为做不到。”他之前听过罗素的讲演,罗素的主张和萧、李近似。【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罗素和子升和笙主张的要点,是“用教育的方法”但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有人,三要有机关。现在世界,钱尽在资本家的手,主持教育的人尽是一些资本家,或资本家的奴隶。总言之,现在世界的学校及报馆两种最主要的教育机关,又尽在资本家的掌握中,现在世界的教育,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教育。……教育所以落在资本家手里,则因为资本家有“议会”以制定保护资本家并防制无产阶级的法律,有“政府”执行这些法律,以积极的实行其所保护与所禁止。有“军队”与“警察”,以消极的保障资本家的安乐与禁止无产者的要求。有“银行”以为其财货流通的府库。有工厂以为其生产品垄断的机关。如此,共产党人非取政权,且不能安息于其守下,更要能握得其教育权;如此,资本家久握教育权,大鼓吹其资本主义,使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宣传,信者日见其微。所以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第二层,依心理上习惯性的原理,及人类历史上的观察,觉得要资本家信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事。人生有一种习惯性,是心理上的一种力,正与物在斜方必倾向下之物理上的一,种力一样。要物下倾向下,依力学原理,要有与他相等的一力去抵抗他才行。要人心改变,也要有一种与这心力强度相等的力去反抗他才行。用教育之力去改变他,既不能拿到学校与报馆两种教育机关的全部或一大部到手,或有口舌印刷物或一二学校报馆为宣传之具。正如朱子所谓“教学如扶醉人,扶得东来西又倒”,“直不足以动资本主义者心理的毫末,那有同心向善之望?以上从心理上说。再从历史上说,人类生活全是一种现实欲望的扩张。这种现实欲望,只向扩张的方面走,决不向减缩的方面走。小资本家必想做大资本家,大资本家必想做最大的资本家,是一定的心理。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再说第三层理由,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用和平方法去达到共产目的,要向何日才能成功?假如要一百年,这一百年中宛转呻吟的无产阶级,我们对之,如何处置,(就是我们)。无产阶级比有产阶级实在要多得若干倍,假定无产者占三分之二,则十五万万人类中有十万万无产者(恐怕还不只此数)这一百年中,任其为三分之一之资本家鱼肉,其何能忍?且无产者既已觉悟到自己应该有产,而现在受无产的痛苦是不应该;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事实是当前的,是不能消灭的,是知了就要行的。”

在新民学会中,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不务空谈少有空想的做事的人,而且是厚积薄发能沉下心气做事的人,理想和务实因实践而妥帖融合,屡进一步。萧和蔡都去了法国勤工俭学。新民学会和蔡元培诸人搭上线,在勤工俭学运动中是主要的组织者,毛泽东若想留法,是极其容易的。但他1919年初送别第一批留法同学时已有定见,“我觉得我们要有人到外国去,看些新东西,学些新道理,研究有用的学问拿回来,改造我们的国家。同时也要有人留在本国,研究本国问题。我觉得我对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若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1919年,洋博士一纸文凭,不啻跃过龙门;没这张文凭,有本事的也被人看不起。已任北大教授的刘半农被逼无奈,只好20年代去法国补修了一个“博士”学位归来。求真功业而不计文凭的,世家陈寅恪可算一个,农家青年毛泽东的取舍,更见胆识魄力。民国海龟们不知,放在手边的“机会”敢不要的,胸中构图,何其旨远。

新民书信中可见毛超越才俊们的视野:【会友张田基君安顿赴南洋,我很赞成他去。在上海的肖子璋君等十余人准备赴法,也很好!彭璜君等数人在上海组织工读互助团,也是一件好事。彭璜君和我,都不想往法。安顿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劝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我一己的计划,一星期外将赴上海。湘事平了,回长沙。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经名自修大学),预计一年或二年,必将古今中外学术的大纲,弄个清楚,好作出洋考察的工具(不然,不能考察)。然后组一留俄队,赴俄勤工俭学。至于女子赴俄,并无障碍,逆料俄罗斯的女同志,必会特别欢迎。“女子留俄勤工俭学会”,继“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而起,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很快,他认定,要做事情,唯有坚守中国这方土地,【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我觉得暂时在国内研究,有下列几种好处:
    1、看译本比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得较多的知识。
    2、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拟从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3、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拟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工夫,如果留在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一来无方才所说的困难,二来又可携带些经验到西洋去,考察时可以借资比致。】
【以上是就“个人”的方面和“知”的方面说。以下再就“团体”的方面和“行”的方面说:
  我们是脱不了社会的生活的,都是预备将来要稍微有所作为的。那么,我们现在便应该和同志的人合力来做一点准备工夫。我看这一层好些人不大注意,我则以为很是一个问题,不但是随便无意的放任的去准备,实在要有意的有组织的去准备,必如此才算经济,才能于较短的时间(人生百年)发生较大的效果。我想(一)结合同志,(二)在经济的可能的范围内成立为他日所必要的基础事业,我觉得这两样是我们现在十分要注意的。】
他不反对别人出国,也赞成大留学政策,“我们一些人都要过一回‘出洋’的瘾才对”,但此时,他的目光已有凝注,中国实践事业百废待兴,更值与共。

这是他人生极其重要的一次选择。坐而言不如起而行。时代是民国了,可是太阳之下,少有新事。袖手谈心性的旧式士大夫们,彼时不过穿着教授的衣袍,夹杂若干洋文,谈谈时髦的主义而已。谁愿意真正扎下去做中国的功课?
站在今天回望,我们明白,这才是件最“了不起”也最“新”的事情。这是开天辟地的一条新路。这条路非大定力者大见识者大刻苦者大努力者真正愚者圣人不可为,而毛,不仅选择了这条路,而且真走通了。我们每一个人,均受益其中。

 

【5】一项事业如何准备就绪(下) [ 陈郢客 ] 于:2009-10-16 22:20:22 复:2465626
萧子升后来写了《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对“行乞”体验有非常生动的描绘。萧子升强调旅行的创意属于他,不过体验和事业向来有根本的不同:一个是兴之所至;一个是精诚所开。前者或许是一次性的,后者却是终生互动的行知实践。

他们在路上讨论起中国的家庭制度。毛说,“我以为中国人的家族观念太重,所以人们缺乏民族感情。”萧子升则中庸许多,“把儿子完全当做家庭的私产,一定要站在父母一边的做法是错误的。”不过,“但也并不完全属于国家。夸大的国家观念和夸大的家庭观念是一样有害的。”听起来萧子升的分寸感更得当,其实这恰恰说明,他不可能是改变中国的那个人。他像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一样,温和中庸;偏偏时代的问题就横亘在那里,是绕不过去的。你可以在语词里化解,可没有对症下药的胆识、智慧和勇气,语言游戏不过是一场自欺的幻觉。

世人皆知蒋、毛均学曾国藩,不过蒋得皮毛,毛得精髓。曾国藩在道光24年三月初十日的《致温弟沅弟》的信中说,“是故既吉矣,则由吝以趋于凶;既凶矣,则由悔以趋于吉。君子但知有悔耳。悔者,所以守其缺而不敢求全也。小人则时时求全;全者既得,而吝与凶随之矣。”辩证法的种子,可不是黑格尔、马克思独有;中国的阴阳、正奇……颇耐琢磨。

王国维先生在《人间词话》里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其实,芸芸众生间,亦自有境界不同。譬如说,可以简要分为:未知规矩者;懂得规矩者;有立有破者。但凡懂得并遵循规矩,已可一生衣食无忧。让钱学森先生记挂担忧的“创新人才”,其实便是人数最为稀少的“有立有破者”。要知道,只有心脊坚实,方真正有立;有立,更进一层,方有真正的“破”,轻易言破的,往往是大话嚷嚷派的。

我近年才懂得这道理,读书也罢,做事也罢,真正的牛人都具有严肃、认真、质朴的品质。王国维先生学问做得好,鲁迅曾说他“老实得像火腿一般”,颇为精到。这位王先生,是往死里认真的。我不是说他的死,其实他的死可以想象,正如闻一多先生的死也可以想象一样。他们都是死命认真的人,读书打下如此烙印,人生归宿亦是证明。王国维起初苦读大本哲学,入门读康德,觉得不对路或不可解,转进读叔本华,“大好之”,然而到了1907年,王国维对哲学幻灭,“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

早在1904年,王国维就意识到了叔本华在《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中所言“解脱”的根本困境:解脱意味着“拒绝意志”,“拒绝”算不算一种意志呢?况且意志为宇宙之本体,“非一切人类及万物各拒绝其生活之意志,则一人之意志亦不可得而拒绝。”只讲个体的解脱,未讲世界的解脱,其实像提着头发将自己拽向空中一样不靠谱,焉能独善?

是的。对于一个中等以上境遇者,我们可以活在自己的小世界微环境中,然而这绝非一个可封闭自立的系统,可以默认旁人无关——大多数人,其实都是在外力碾碎小世界的梦后才明白,原来我们每个人并非孤岛。大部分人都是被迫明白的。乱世的人以为自己身处顺世,这是人性最常见的悲剧。也总有人敢于面对真实,比如说:遭逢太平天国时代的曾国藩;亡国灭种阴影时代的毛泽东。

【问题】

和问题站在一起,就是和资源站在一起。


(上次真是一句话都没完,就暂时打住了,好歹把这句话说完。仍未完。也算留个包袱,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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