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洪:也谈“国有怎样的中年,便有怎样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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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洪:也谈“国有怎样的中年,便有怎样的青年”时间:2010-09-07 09:16 作者:星洪点击:79次
  作家梁晓声最近撰文说:“国有怎样的中年,便有怎样的青年”(载2010年第17期的《中外杂志》)。他从“五四”运动谈到,中国人有一个思想误区,或曰思想上的毛病,即每当盼望社会进步心切,往往首推抱怨青年的无动于衷。梁晓声认为,这是中国人诸种最坏的毛病之一。“一个社会好还是不好,透明还是不透明,公平还是不公平,大多数人满意还是不满意,主张必须实行变革还是似乎仍可忍受,变革又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变——这一切向来取决于中年的人们是一批一批怎样的中年人,并且首先取决于中年知识分子,而不是青年。”
  梁先生还列举一些事实:“李大钊写‘铁肩担道义’时,三十六七岁,是中年;谭嗣同血染菜市口,想来他首先要唤醒的,也主要是施行改革能力大于青年的中年人;鲁迅诗曰:‘我以我血荐轩辕’,首先是一种自我激励的继续战斗精神的孤独表达;孙中山号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毋庸置疑首先是寄希望于中年群体的。”
  梁先生的观点,我以为固然也不错——中年由青年而来,人生环环相扣,如何能够分割得清?而且人进入中年,各方面也都着实成熟和稳健起来;但如果没有胸怀大志,激情似火的青年,哪里会有充当栋梁、担当重任的中年呢!况且谭嗣同英勇就义时刚刚33岁,应该算是青年,而鲁迅写“我以我血荐轩辕”时,也才23岁,更属于热血青年。
  “一个中年英杰辈出,垂范者众的时代,它的青年们总体上大抵是不至于精神迷乱沉沦的。而且,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可贵的精神营养的传承,中年人不传,青年何所承耶?”梁先生接着说道,“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犬儒主义盛行,沽名钓誉几成普遍风习,重思想操守及独立人格者日愈鲜见,世故圆滑虚与委蛇现象比比皆是,已被公认为不争之事实。”
  ——我自然明白,梁先生无非以此让读者推论:如此下落的中年世风,如何能够指望奋发有为的青年……?然而对此我的观点是:如果在当下中年人中出现了问题就怪罪中年,这岂不是说:这批中年人在他们还是青年的时候,与他们同代的中年人,同样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犬儒主义盛行,沽名钓誉几成普遍风习,重思想操守及独立人格者日愈鲜见,世故圆滑虚与委蛇现象比比皆是”?如果探讨“世风为什么每况愈下、一代不如一代”的话,从中国变革历史看,似乎可以肯定地说,绝不是由当时担当重任的中年人导致的。这就如同每个开元的朝代一样,当初都有一股新鲜生气,积极向上的;只是发展到一定时期,才由后来者——也就是青年人开始,大树下面好乘凉,逐渐地发生了变化:不思进取,养尊处优,萎靡不振,甚至堕落起来的。我不大懂历史,举不出更多的例子,但清末八旗的“纨绔子弟”,让大清政府竟至腐败、终于没落,却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我还认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可贵的精神营养的传承,更重要的,也并不是由中年人直接传承给青年的——工作中,中年人对青年人的带动和影响固然很重要,但青年人的志向、理想、学识以及品德的形成,并不能由中年人的“传帮带”担当,尤其是一个人素质和品质的形成,主要还得靠家庭和社会从教育入手、从孩子抓起,逐渐完成并形成的吧!
  对此,让我们聆听——鲁迅先生说得多好哇:“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小的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鲁迅:《随感录二十五》)如果中国的孩子,从来就没有过“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自然也就无法无望期待中国的未来。
  因此,与其说“国有怎样的中年,便有怎样的青年”,还不如说“国有怎样的青年,才有怎样的中年”。决定一年希望的,四季在于春;而决定一天希望的,仍然还在于“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即便希望往往最得力于“十点、十一点”的时辰,但这时辰自然也是从“八、九点钟”里来的;话说回去,倘若没有那有希望的青年人的奋发作为,从何谈起有希望的中年呢!其实,归根到底,中国的希望是在儿童,只有他们,才是中国未来真正的希望。
  这些道理,大作家总比我明白,所以我倒是想:梁先生这篇文章另有深意也说不定,他在为中国现状深深忧虑。这种心情,当下社会,肯定也不乏有人理解。其实这种情形正缘于不可分割的一些联系:与国人生存状态紧密相连,与国人素质组成成分紧密相连,与国人人格独立和精神独立紧密相连。当一代热血青年为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英勇奋斗,换来新中国之后,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原本也是受着时代的鼓舞不断向前的;但是我们不能不说,中国这艘大船刚刚从封闭了千年的封建古国里驶出来,便开始偏离方向;同样,用青年的热血燃起的“祖国山河一片红”,几近使中国又陷入灭顶之灾!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热切期望中国步入充满希望的轨道……显然,到今天,我们的教育,尚未能够实现“阳光底下最伟大的事业”,我们的儿童,以及使儿童健康成长的环境和条件,也尚未得到应有的改善……
  因此,与其说“国有怎样的中年,便有怎样的青年”,还不如说“国有怎样的老年,便有怎样的青年”。因为在中国起决定作用的,能够决定中国“充满希望”前程的,只有政治;而政治,是永远把控在老年人的手上的。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规定:65岁以上为老年;而中央政治局常委目前年龄除两位接近60岁外,其余均已超过65岁以上,都是名副其实的“老年”了。这么看的话,也的确可以说:国有怎么样的老年,便有什么样的青年。也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决定中国教育——从何时开始,真正重视“救救孩子”;从何时开始,真正“从娃娃抓起”。
  2010-9-6游夜的星洪于青馨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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