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西方的书写——从“悲情”到“批判”的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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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的书写——

从“悲情”到“批判”的转身

孟繁华《 人民日报 》( 2010年09月07日   20 版)

  百余年来,中国作家对西方的书写,总有一种“悲情”隐含其间。这与百年来中国不断遭受西方凌辱的记忆有关。而《口袋里的美国》则不同。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成就我们可以讨论,但它在政治范畴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阐释空间,同时也改写或者终结了以往对西方书写的“悲情”历史。

  主人公赵大卫是带着自己的历史进入美国的。他有顽强抗争的性格成长史,从少年、知青时代一直到大学,这种性格都不曾改变。他的人生经历和个人性格决定了他的生存能力,比如他到美国第一个落脚点金凤餐馆的经历,与美国黑人打交道、与同胞老板打交道等,总是有惊无险,游刃有余。他的性格成就了他,使他最终走进了美国的主流社会。因此,赵大卫没有查建英《丛林下的冰河》中主人公在中、西两种文化之间的犹疑、徘徊或不知所措的矛盾;也蜕去了《北京人在纽约》、《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等夸大商业成功从而凯旋的肤浅炫耀。《口袋里的美国》最大的不同在于,赵大卫的成功或胜利,不仅是商业性的,更重要的是一种价值观、文化精神的胜利。

  《口袋里的美国》的核心情节,是赵大卫被解雇。他的被解雇当然是不合理的,因此在法庭辩论中,美国律师丹尼尔说:“是什么原因导致赵大卫这样一位优秀的、杰出的雇员不但没有得到他应有的礼遇,相反却遭遇他不应该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是一个亚裔,是一个中国人!导致这场悲剧的根本起因,就是种族歧视!”赵大卫最终获得了高额赔偿,美国修改了法律例案。但应该注意的是,这时赵大卫的身份已经是一个“美国人”,因此,斗争双方无论是谁胜利,都可以看作是美国的胜利。但是我们又应看到,创作这部小说的,一个是华裔美国作家,一个是中国本土作家,他们共同拥有中国文化的背景。因此,这是一次“中国人”共同书写的小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不联想到当下中国新的处境,或者说,今天的中国同《丛林下的冰河》和《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已大不相同,更不要说郁达夫的《沉沦》时代了。当年《沉沦》的主人公“祖国啊,你快强大起来吧”的呼唤,从某种意义上已经实现。虽然不再被欺凌,但事实上的不平等仍然存在。这时,国家的整体战略也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就是提高文化软实力,加强中国价值观对世界的影响。这些背景是《口袋里的美国》人物塑造、情节设置乃至叙述话语的基础。离开了这个背景,就没有《口袋里的美国》,当然也就没有赵大卫的慷慨陈词和改变美国法律的神话。因此,《口袋里的美国》最终还要在政治的范畴内得到解释,这与文学批评最终都是政治的是同样的。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本书是一次充满了批判精神的写作。无论对中国还是对美国,那些社会上存在的有悖于公平、正义的事情,作者都给予了没有妥协的批判。这一点是很难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