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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 纪宝成

坛主小传　　纪宝成，1944年出生，江苏扬州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博士生导师，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至今已出版《商业活动论》、《市场学》、《商业经济与管理》、《岁月诗痕》、《学者谈艺录》、《国际高等商科教育比较研究》等专著19部，发表了《新世纪要更加重视人文社会科学》、《创新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时间和实践是科研成果最好的试金石》、《市场疲软与经济改革》、《“买方市场”质疑》等论文200余篇。
 








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 刘道伟绘图

核心提示
文化的特点是说高深就非常高深。说具体，传统节日就是一种文化现象。
中国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然而，新文化运动、西方学科制度的引进等，
却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受到了不应有的鄙视。
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倡导国学教育，目的就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传统节日与传统文化
2004年2月，我在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发展论坛”发表了“高度重视中国的传统节日”的讲话，呼吁传统节日应当成为国家的法定节假日，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几天后，召开全国第十届人大会议，我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了该会议，提出了建议案，建议将中国的传统节日确定为国家法定假日，并将其中一些节假日的日期增加1-2天。在以后的连续4年中我重提了该项建议案。经中央政治局讨论，2008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决定将清明、端午、中秋、除夕、春节确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将春节的假期提前一天。
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根本原因还是要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需要多种形式、多种渠道来进行，而传统节假日就是其中一种方式。
传统文化是民族灵魂和根基
2001年，人民大学树立了中国大陆上最大的孔子像。2002年，人民大学成立“孔子研究院”并倡修清史，2003年开始了一年一度的“孔子文化日”，2004年提出了传统节日的问题。
2005年，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倡导国学教育。
这些举措的实施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和根基，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根本标志，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坚强后盾。当今世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美国人认为，既然经济全球化了，文化也应该全球化，在其主导经济的同时也想要主导文化，然而多样化的文化才是世界文化的本质和发展趋势。中华连延5000年的文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明，显示了巨大的生命力。
国人对传统文化
的无知和破坏
当青年学生托福成绩达到令人惊异程度之时，却连中国的语言也难以理解，更不用说古文，很多学生连简单的古文也看不懂，一些博士论文在语言运用上十分不熟练，标点符号不会点，错别字连篇。不少人谈到外国的事情时了解很多，但在谈到屈原、司马迁时知道的就很少，再了解司马迁和屈原讲过什么、写过什么时知道的人就更少。
中国人民对传统节日感觉越来越陌生，越来越疏离，而西方的节日在中国却越来越火。品牌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对价值的一种认同。中国人在服装上思想最为解放，而欧美的人在这方面没有什么改变，中国的品牌正在销声匿迹，大量外国品牌占据了中国的市场。
像这种文化应该怎么样去认识？文化大革命后，在政治上、思想上都进行了拨乱反正，但是在传统文化上却始终都没有矫正到位。这种现象需要各方人士深刻反省。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中国受到列强的欺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战败后割地赔款，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此时中国人民开始向西方学习，即“西学东渐”，开始了学习欧美的新文化运动，中国人民从蒙昧中走了出来，科学民主在中国大地上开始生根发芽。
然而新文化运动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采取了非常激烈的全盘否定态度，而且以后一代一代人把中国的落后都归咎于传统文化的落后。以至于年轻一代对自己的文化丝毫没有自豪感。这种状况令我们感到惊讶，外国人更为惊讶。
1913年，英国人庄士敦说：“当我们欧洲人开始惊异地发现中国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中国的道德伦理、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都有崇高价值的时候，中国人自己却开始学着把他们文化中这些伟大的产物加以不耐烦的鄙视，这是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
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领导之一的陈寅恪先生早就预言：“新文化运动对于中华文化全盘否定的激情方式，将对日后的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埋下深层的隐患”。不幸而言中，它的确埋下了深层的隐患。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脱颖而出进入了现代化建设的阶段，但是日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没有抛弃自己的传统文化。例如日本的三五七仪式规定，日本小孩在三岁、五岁、七岁的这一天必须穿上和服去神社拜祭，日本的国民无一例外，反复进行，这样在日本人心里深深地留下他们民族的印迹。
韩国的很多文化也来源于中国，如韩国的端午祭和各种礼仪，以至于世界上很多著名的汉学家在比较韩国和中国的时候，认为韩国对传统儒学的保存和继承发扬远胜于中国。
一百多年来的反传统文化，已经在一代又一代的人身上形成了某种习惯。我在2005年发表了《重估国学的价值》一文，提出了要对百年来中国偏颇的传统文化拨乱反正。
传统节日上升为
国家法定节假日的文化意义
清明节表现了中国人民慎终追远的伟大情怀，这样一种情怀在我们年轻一代中几乎找不到。慎终追远的情怀是人类最高尚的情怀之一，具有普世的价值，对维系中华民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清明也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之一，春和景明，外出踏青，与大自然拥抱，这也是中国人热爱大自然的一种情怀。所以说，清明节的文化是非常丰富的，而每一个传统文化都有着这样的内涵，但是过去我们却认为它们是迷信。传统节日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作为民间活动的载体，人人参与，喜闻乐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只要是中国人民、炎黄子孙都会参与其中。
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既要靠知识阶层在学术思想文化方面开展各种活动，又要在生活层面的传统文化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传统节日规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属于生活层面的文化，只有当传统文化深入到生活层面，传统文化才更加生活、灵动，才更具有生命力。清明节等传统节日规定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不仅是一种尊重群众、顺应民意的举措，把民俗行为上升为国家行为，还是对百年来传统文化偏颇态度的矫正，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知识阶层对传统文化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这就谈到了国学。早在春秋时期，古人就把国学理解为学校。国学作为一门学问产生于“西学东渐”之时，从狭义上讲，国学就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及其研究的学问，今天我们研究的国学，就是从狭义的概念上去探讨的。广义上的国学则包含了很多内容，传统节假日、中医、京剧戏曲、中国功夫、天文历算地理等都属于国学的范围。国学是一门综合学科，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西方学科制度建设的不足之处。
清朝末年，皇帝颁布诏令引进西洋的学科制度，将其划分为七大学科，基本上是科学的，但是这种学科划分是全盘西化的，现在大学里也是完全西化的学科制度。引进这种制度是一种正确的做法，但是它的引进不应该导致中国自己研究方法的覆灭。在中国传统的研究办法中，文学、历史、哲学不分家，现如今却是分家的，而且分得越来越细，导致学科壁垒十分严重，甚至是老死不相往来。按照现在的学科划分，中医划分在医学中，天文历算地理又分别被归并到其它的学科中，但是中国的思想文化是不能简单地用文史哲来取代。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是综合的，把所有的学问贯通在一起加以学习。司马迁伟大的著作《史记》，融合了历史学、文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门科学的内容。
隋朝时期，读书人将学科分类为“经史子集”，清朝是修《四库全书》，“四库”就是“经史子集”四库。
“经”是指古代社会中的政教、纲常伦理、道德规范的教条，主要是儒家的典籍。“史”是各种体裁历史著作，分为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十五类。“子”是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著作，分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诸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十四类。“集”是收历代作家一人或多人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等的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等著作，分为楚辞、别集、诗文评、诗词五类。
中国经史子集的划分将学科分类，这与西方的划分方法异曲同工，而如今这种划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历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按照“经史子集”研究中国学术问题，把文史哲完全打通，从整体上研究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的八大精髓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中华文化蕴涵着优秀的传统，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国家民族立场上的统一意识。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内诸民族经历了战和更替、聚散分合、迁徙融汇，却始终不曾割断共同的文化传统，文明认同始终如一。而能够达到这一境界，其根本因素就是国家统一的理念渗透于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成为人们一致的价值取向与理想追求。
第二，为政治国理念上的民本要求。民本思想萌生于西周初年，当时的统治者在政治思想领域提出了“敬德保民”的命题。春秋时期，“重民轻神”、“恤民为德”成为较为普遍的思潮。儒家继承这些宝贵的思想资源，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秦汉以降，“重民爱民”成为历代王朝宣称的基本政治原则之一。这对于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相对稳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社会秩序建设上的和谐意愿。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儒、墨、道、法、兵等主要思想学派对和谐思想都有深刻阐发。比如，儒家提倡“中和”，强调“礼之用，和为贵”，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道家追求人与自然相和谐，提倡遵道以行，率理而动，因势利导，合乎自然，海涵宽容，从而建立起自然和谐的治国秩序；墨家倡导“兼相爱，交相利”，主张实现个体与社会的有序一体、道德与功利的和谐一致。
第四，伦理关系处理上的仁义主张。仁义是中国古代处理人际关系、治理国家的基本理念，并以此为核心形成了一整套的伦理价值观念。这些观念可以用“仁、义、礼、智、信”五个字来概括。以此为基础，确立了一系列解决和处理各种复杂社会关系、满足封建社会伦理基本需求、完成个人人格健全的道德规范。
第五，事业追求态度上的自强精神。早在《周易》中，就有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事业追求上的奋斗精神。孔子主张“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倡舍生取义，推崇大丈夫精神，这些都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普遍心理认同。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塑造了无数志士仁人的高尚人格，磨砺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
第六，解决矛盾方式上的中庸选择。“中庸”就是合宜的分寸、合宜的“度”，恰到好处，收放恰宜。孔子提出“中庸”的概念。在孔子看来，凡事都必须做到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不走极端。孔子把这种“中庸”之德定位为极高的道德境界与政治智慧，以之为人们处世接物的高明艺术。
第七，个人理想追求上的“修齐治平”。《礼记·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修身，修身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儒家认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当以修身为本。正心诚意的修养，个人道德的完善，是治家、治国、稳固天下的根本。这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理想，影响了中国一代代的志士仁人，它也是古代读书人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追求。
第八，社会理想上追求“小康大同”。小康，最早源出《诗经》：“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而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小康最早在西汉《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阐述，成为仅次于“大同”的理想社会模式。它相对于“大道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理想社会的初级阶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对理想社会的描述和追求。
中国传统文化
与西方思想相互补充
大学的开篇之语，“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几句话将教育的方针、功能和地位阐释得一清二楚。
孔子曰：“治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即追求真理、修德为民、以人为本、各种才能都要具备。传统文化教育思想强调“有教无类，教育平等”，不论何人在教育问题上都应当一视同仁对待。“因材施教”，强调个性，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进行培养。“和而不同”，在教育问题上各种学术流派都应该存在。“君子不器”，器是指“器械”，即培养的高级知识分子不能只是懂得一些技能，需做到“治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要懂得天下大事。懂得社会发展、经济运营的根本规律，不能把大学变成职业训练的场所。当代一位大科学家曾经说过，“专业教育职能把人变成有用的工具,但是不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要使人得到全面发展，重视伦理道德的教育才是最根本的方法，应该教导学生在学习这方面充满热情”。现在很多急功近利的教育家，距离孔子的教育思想相差甚远。
孔子在教育方法上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如“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即温习旧的知识，进而懂得新的知识。同时孔子倡导“每时问”，要求我们在生活实践中学习，并不一定要拘泥于书本。
传统教育思想中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习要抱着诚实的态度。“诲人不倦，学而不厌”，这既是教育的态度，也是终身学习的思想，活到老，学到老。“后生可畏”，将希望寄托与青年人，教育在某种意义上是建立未来的事业。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逊色于西方的思想，而是和西方思想相互补充，在很多方面是一致的。
孔子被列为世界十大历史名人的第一位，被认为是开创人类理性认识的世界第一人，而我们的国人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鄙视孔子！
我们很多学科都将中国文化的传统精髓和西方的思想以及实践中的经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当代有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当代意义
第一，重振国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于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毛泽东同志在1940年撰写的《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的大地上迅速传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与中国人天然所具有的大同理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思想密切相关，而这些思想本身就具有原始的、朴素的、空想社会主义的色彩，使中国人能够在心理和感情上接受科学社会主义。
第二，学习传统文化对于提升国人道德水准，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意义重大。这方面的魅力正在日益显示。
第三，重振国学对于传承中华文明，实现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意义巨大。在国际上，实行大中华文化圈、大中华经济圈，民族文化是极其重要的。
第四，重振国学、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对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增强国际影响的意义重大。
联想集团一位副总裁的感触可谓发人深省：联想现在已经走向了国际的道路，我们和世界上著名企业家在一起谈天，差别不在于技术、科学，而是文化。西方企业家对自己的文化了如指掌，而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知道得很少。当西方企业家了解了这种状况后，对中国的企业家十分鄙视，认为我们根本没有资格参加国际性的会议、制定规则，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都很陌生，又怎么对世界的文化作贡献？
（纪宝成校长4月2日在南京财经大学的演讲）
本报通讯员 崔丹丹
本报记者 陈晓春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