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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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落后原因略谈

[10588] (2010-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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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辛一山先生在《联合早报》评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楚渔先生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一书而发的《由中西思维模式差别说起 》一文,诸多观点精辟、透彻,但是在这其中,仍然有一些盲目的观点,特别是关于近代中国落后的几点原因,尤甚。

  近代中国的落后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有力和深刻的认知近代中国落后动因非常有助于今日中国的现代化构建。笔者对中国的近代化和落后之因的关注已经数年,笔者以为辛一山先生所言“资本主义萌芽在中国不能产生”、“不能避免遭受侵略。究其原因是政府腐败让民众怨恨”等诸观点是有偏颇的,是中国近代现状的“表层解读”。

  一

  首先要明确,中国是有资本主义萌芽的。这一个观点已经是中国学界公认。至于具体的发生时期,有宋朝时候、也有明清时候,但是以后者居多。这是一不需要辩驳的事实,从明中期之后江南的机织业、行会等都是这一问题的佐证。

  但是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在那时发展的原因之一是满族游牧民族的入侵让中原社会的先进性遭到重创。江南的多个大屠杀惨无人道,以及后来的闭关锁国严禁私人贸易等措施让本很脆弱的萌芽收到重创,直接摧残了江南地区资本主义萌芽的再发展。

  与此同时,伴随着清军入关,是王权的逐步深化,甚至废除了满族原有的一些民主因素。康熙前期议政王大臣会议被废除,后期是本属于皇帝看书学习的南书房成为政治权利的中心,最后到雍正王朝军机处的设立,标志着中国封建君主制度在体制末期的加强。

  在此期间,一些反清复明的标志性人物,诸如黄宗羲、顾炎武、复社的钱谦益、以及江南的一些边缘知识分子诸如柳如是、苏坤生等的陆续去世。后面的诸多学者被文字狱惊吓,另外一批被《四库全书》的编撰捆绑,宋明学术完成了“由虚转实”,却也走进了故纸堆,已经没有了明中期至康熙中期的那种政治批判风气,一批批学术大师在训诂、考古、文字的钻研中出名,却也丢失了理学名家的那种“修齐治平”、以及东林党的“家事国事”事事关心的豪情。这实际上是学术的倒退。

  而与此同时,康熙中叶之后,闭关锁国的观念逐步开始萌发,到乾隆朝几乎断绝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闭关锁国直接导致了明中期之后到康熙中期的那种传教士与有识的士大夫彼此学习交流传播西方思想的道路的完结。

  这也就是为什么萌发于明中期之后的资本主义萌芽在清朝没有继续发展的原因,也是本来具有与西方“文艺复兴”比肩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没有引领中国走向国家近代化(或可说现代化)道路的根本原因,所以可以说,中国集权制度里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是退步的、逆流的盛世。如果没有清军入关之后带来游牧民族的落后因子,中国发展到西方式的资本性的国家也是势在必然,尽管时间可能更长。

  二

  关于中国近世(依照学界的观点,一般指明朝建立之后)社会不如西方英吉利、法兰西的问题,在明中期之后已经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严重的阻碍着机织业、家庭手工作坊的发展并严重的阻碍着人口流动。农民被捆绑在土地上,农田的税负沉重,人口愈多的普通家庭负担愈重。而上层士大夫已经有了一些先进的思潮,对落后社会体制的批判已经很尖锐。

  但是他的落后并不是因为腐败问题致使的,腐败只是表层的解读,腐败的根本是体制问题,而体制问题的最大表现并不是腐败而是从底层基础到上层建构的全面的落后。

  张居正的改革和后来清朝的农田赋税改革都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对人口控制的放松,但是在当时中国,并不具备施行近代化的国家体制的条件。

  首先,传统的伦理君国思维强大。这是中国落后西方的最大原因之一。从十六世纪资本主义的萌芽和明清之际的先进思想的出现,这都是细微的上层的思维活动,并未对统治阶层形成全面的客观的和直接的影响。这一点,直到百日维新仍然没有根除,可以说现在还有严重遗留。二十年代的鲁迅笔下的描述依然表明吃革命党鲜血的人不乏是成百上千的。于此可知,在明清之际,真正建立现代化国家的思维并未具备。

  其次,维护运行的中央集权制的体制很强大。前文说过,到军机处为标志,中央集权制的层次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在这种体制本已末期的这种强大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后期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等等口号都是这一反应,而最典型的则是“甲午海战”的失败。号称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北洋海军被日军打败意味着中日发展的真正的分水岭,从明治维新走来的日本完全成了典型的胜利的现代国家的模范,所以吸引了无数的中国有志之士的前往学习。而此时开始的日本为中国日后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力。

  其三,对思想启蒙与革命行为相结合而反对政府的手段认识不够。纵观西方历史,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是思想启蒙,而新教徒引燃的则是革命运动。西方现代先进国家的建立都是在先思想启蒙然后革命运动的模式上成功的。中国的知识界只知道思想的启蒙,洋务运动和百日维新的失败在于没有认识到这个体制是最大的障碍,特别是康梁的维新运动。指望上层的几个官僚推动君主立宪的变革是极其荒谬和可笑的。虽然康梁主编的报纸都宣扬过法国大革命,但是他们并没意识到法国大革命的逐层递进是因为有足够的思维准备的,从英国开始的三权分立的探索到伏尔泰等人宣扬现代国家模式之后的法国民众对现代国家和民主形式已经是路人皆知,正是下层大众熟知了现代国家的方向和路线才推动革命一次次的向前发展。反观中国,最大的失败就是忽视了这里面的诸多要因。

  其四,中国近代的成功是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群体的领导。从新文化运动到五四的是思想启蒙,而革命起义则是战争启蒙,这种一如西方的双启蒙运动推动了中国的发展。

  而今日两岸政府的建立都是这一基础之上的发展。

  于此便知,中国在近代的落后有其必然性和可预见性,这是时代和体制的必然,而绝非一些诸如“腐败”等表象所导致的落后。毕竟,任何普遍腐败产生都有其体制的弊端造成并引燃的,今日的中国同样如是。

  焦宗燁《联合早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