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马勤：托古改制，遗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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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勤：托古改制，遗害无穷时间:2010-09-05 00:05 作者:马勤点击:380次
中国社会有一个尊崇权威的传统。以拜服权威的虔敬而论,环视世界民族,几无可以比肩者。这一点,在思想界表现尤为明显。与别国不同,中国思想界的权威,并不单纯因思想的博大精深而威信自立,往往是借靠权力者的背书,以钦定、官定而形成正统的、主流的霸主地位。对这种思想权威的挑战,也就成了对权力的挑战,总是不会局限于学术争论领域,而成为一个犯罪的问题,轻者坐牢,重者杀头。这一中国特色,使我们在讥嘲前人循规蹈矩、泥古不化时必须给予“同情之理解”。毕竟,为真理而不顾身家,只有极少的人能够做到。
但思想的脉动,并不会因言论环境的严酷而停止,总有人要讲出自己的新知。只不过在高压之下,为求自保,中国的思想者寻找到了一种曲折弯拐的表达方式,就是在以往权威的话语中,断章摘句,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借以阐发自己的思想。这种方法,被统称为“托古改制”。
托古改制的祖师爷,应该是孔子。儒学建立的前提,就是假设远古时代——尧舜禹及周公的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礼教斐然,万民安乐。所以恢复周礼,重拾古制,就成为治乱承平的不二法门。此后,孔子本身,也成为后人所托之古,后人复为后人之古。这就造成中国学术史的一个诡异现象：从汉代至清末,中国的学问家和思想家,都是注释学家、考据学家、语言学家,都是在儒学经典中打转转,很少有摆脱儒学传统的标新立异。这种沉闷局面,比之西方天主教神学造成的中世纪黑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末,随着西方炮舰轰开国门,西学东渐。维新变法,成为时尚。维新派的头面人物康有为,也是一个托古改制的爱好者,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正是托古改制的经典事例。及至辛亥革命,民国成立,经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思想界总算有了一点新面为开的意思。惜乎外族入侵、社会革命接踵而至,待共和国成立,儒学的旧古固然摧灭,却又改拜了洋古——马克思的共产学说。中国的思想界重归注释学,不过这一次,连发掘微言大义、托古改制的空间也不复存在了。
拜自然规律之赐,毛泽东终不能万岁。改革开放兴起,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是思想解放运动。其间虽有一九九0年代的退缩,却因互联网时代的应运而至,中国思想界仍进入了空前活跃的时期。由于官方坚持马克思教义的同时,表现出对传统思想的宽容,托古改制就呈现出格外令人眼花缭乱的局面。
求民主的托青年马克思、晚年恩格斯之古,要改为民主社会主义之制；求法治的托法家之古,要证明法治社会古已有之；求自由的托道家之古,说道法自然,就是自由；重传统的托儒家之古,要以新儒家主义将东、西方一并收治；还有旧古、洋古一起托,要搞儒家社会主义的。随着底层不满的膨胀,托毛泽东之古,要重归全面管治或阶级斗争的也大有人在。这些旧古、洋古,都曾在中国历史的某一时段,为官家所尊崇,不是彻底的离经叛道之论。唯有起源欧美、经新文化运动而流布、历思想解放运动而重生的自由主义,找不到历史的合法性,所托不仅是洋古,而且是野洋古。但正是这一点,凸显了自由主义鲜明的非官方立场和独特价值。
托古改制,是一场戴着脚镣的舞蹈,是旧瓶装新酒的尝试,很难摆脱旧概念、旧逻辑、旧假设对思想的束缚,有着显而易见的弊端。一是托古改制是对旧思想、旧权威的事实上的拜服,新思想容易被旧阴影所遮蔽,不利传播。二是易受攻击,新思想得不到充分讨论,争论往往在“是否正确解读权威思想”或“是否全面理解了权威思想”的地方展开。这种辩论中,托古者显然处于劣势。三是托古者往往是抓住三言两语或只言片语,无限发挥,很难令人信服,也经不起历史的冲刷,容易成为旧思想、旧权威的殉葬品。最重要的一点是,托古改制是对权威背后的权力的退让、屈从,是对思想枷锁的欲拒还迎,是对“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背弃。
托古改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现实选择,是思想专制的产物。一个托古改制盛行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专制盛行的社会。这不是真正意义上对传统的尊重,而是对权力的恐惧。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还用自我思想阉割的方式作为一种策略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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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gsbh/article_2010090517757.html ]
中国社会有一个尊崇权威的传统。以拜服权威的虔敬而论,环视世界民族,几无可以比肩者。这一点,在思想界表现尤为明显。与别国不同,中国思想界的权威,并不单纯因思想的博大精深而威信自立,往往是借靠权力者的背书,以钦定、官定而形成正统的、主流的霸主地位。对这种思想权威的挑战,也就成了对权力的挑战,总是不会局限于学术争论领域,而成为一个犯罪的问题,轻者坐牢,重者杀头。这一中国特色,使我们在讥嘲前人循规蹈矩、泥古不化时必须给予“同情之理解”。毕竟,为真理而不顾身家,只有极少的人能够做到。
但思想的脉动,并不会因言论环境的严酷而停止,总有人要讲出自己的新知。只不过在高压之下,为求自保,中国的思想者寻找到了一种曲折弯拐的表达方式,就是在以往权威的话语中,断章摘句,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借以阐发自己的思想。这种方法,被统称为“托古改制”。
托古改制的祖师爷,应该是孔子。儒学建立的前提,就是假设远古时代——尧舜禹及周公的时代——是一个黄金时代,礼教斐然,万民安乐。所以恢复周礼,重拾古制,就成为治乱承平的不二法门。此后,孔子本身,也成为后人所托之古,后人复为后人之古。这就造成中国学术史的一个诡异现象：从汉代至清末,中国的学问家和思想家,都是注释学家、考据学家、语言学家,都是在儒学经典中打转转,很少有摆脱儒学传统的标新立异。这种沉闷局面,比之西方天主教神学造成的中世纪黑暗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末,随着西方炮舰轰开国门,西学东渐。维新变法,成为时尚。维新派的头面人物康有为,也是一个托古改制的爱好者,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正是托古改制的经典事例。及至辛亥革命,民国成立,经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思想界总算有了一点新面为开的意思。惜乎外族入侵、社会革命接踵而至,待共和国成立,儒学的旧古固然摧灭,却又改拜了洋古——马克思的共产学说。中国的思想界重归注释学,不过这一次,连发掘微言大义、托古改制的空间也不复存在了。
拜自然规律之赐,毛泽东终不能万岁。改革开放兴起,其中最具历史意义的是思想解放运动。其间虽有一九九0年代的退缩,却因互联网时代的应运而至,中国思想界仍进入了空前活跃的时期。由于官方坚持马克思教义的同时,表现出对传统思想的宽容,托古改制就呈现出格外令人眼花缭乱的局面。
求民主的托青年马克思、晚年恩格斯之古,要改为民主社会主义之制；求法治的托法家之古,要证明法治社会古已有之；求自由的托道家之古,说道法自然,就是自由；重传统的托儒家之古,要以新儒家主义将东、西方一并收治；还有旧古、洋古一起托,要搞儒家社会主义的。随着底层不满的膨胀,托毛泽东之古,要重归全面管治或阶级斗争的也大有人在。这些旧古、洋古,都曾在中国历史的某一时段,为官家所尊崇,不是彻底的离经叛道之论。唯有起源欧美、经新文化运动而流布、历思想解放运动而重生的自由主义,找不到历史的合法性,所托不仅是洋古,而且是野洋古。但正是这一点,凸显了自由主义鲜明的非官方立场和独特价值。
托古改制,是一场戴着脚镣的舞蹈,是旧瓶装新酒的尝试,很难摆脱旧概念、旧逻辑、旧假设对思想的束缚,有着显而易见的弊端。一是托古改制是对旧思想、旧权威的事实上的拜服,新思想容易被旧阴影所遮蔽,不利传播。二是易受攻击,新思想得不到充分讨论,争论往往在“是否正确解读权威思想”或“是否全面理解了权威思想”的地方展开。这种辩论中,托古者显然处于劣势。三是托古者往往是抓住三言两语或只言片语,无限发挥,很难令人信服,也经不起历史的冲刷,容易成为旧思想、旧权威的殉葬品。最重要的一点是,托古改制是对权威背后的权力的退让、屈从,是对思想枷锁的欲拒还迎,是对“自由精神、独立人格”的背弃。
托古改制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和现实选择,是思想专制的产物。一个托古改制盛行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专制盛行的社会。这不是真正意义上对传统的尊重,而是对权力的恐惧。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如果还用自我思想阉割的方式作为一种策略手段,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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