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反思“国有企业改制”

　　按主流经济学家的逻辑，国有企业之所以搞不好，是因为产权不明晰。而明晰产权的办法就是将产权量化，落实到个人，这样才能使得企业有明确的产权，从而才能产生个人管理企业的积极性。左大培老师认为，所谓的产权量化、明晰产权的改制实际是国有企业私有化的过程，等同于主人为了防止保姆偷家产，干脆把家产给保姆，有这样的主人吗？左大培老师向他的听众发出这样的疑问。

　　左大培老师在讲座中首先提出，在以往对国有企业效率进行评价的时候，对效率概念的界定就是错误的。他认为，仅仅以利润作为企业效率评价标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西方发达国家对企业效率的界定已经从单纯利润标准转向企业对利益相关者负责的标准，利益相关者包括消费者、企业员工、股东、上下游的供应和销售商，甚至包括社区等等，企业的效率体现在维护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利益。

　　左大培老师认为，不同的效率标准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按照利益相关者的效率标准，中国国有企业的效率应当说是很高的。中国国有企业对企业员工的待遇就是很好的，向国家纳税、提供优良的产品、安全生产、公费医疗等表现都高于私营企业。而正是由于国有企业维护了利益相关者的权益，因此造成了较大的成本，导致了经营利润下降，这导致了人们对国有企业效率不高的错误印象。

　　即使以利润为标准来衡量，所有制也不是导致企业效率下降的主要因素。左大培教授认为，每天都有大量的私有企业开业和倒闭，倒闭了就没有亏损了，这给人似乎私营企业效率高的印象，他举例说，2005年发表的一份全国工商联的研究报告显示，中国非国有的所谓“民营企业”平均寿命只有不到3年，民营企业有60％在5年内破产，有85％在10年内消亡。这些“民营企业”的倒闭当然是因为它们不再能盈利。美国中小企业5年的生存率是40％，10年的生存率不过13％；连进入道—琼斯股票指数的超巨型企业在几十年中也会倒闭三分之一。而长期不关闭亏损的国有企业就会造成很高的企业亏损百分比。从这个角度看，20世纪90年代中期有60％多的国有企业亏损其实很正常，因为到那时为止，十多年中几乎没有再兴办任何新的国有企业，几十年中也没有关闭过多少国有企业，那时的国有企业绝大部分运营了20年以上，而20年前开办的国有企业也几乎百分之百存在到了那个时候。按中国“民营企业”的倒闭率，20世纪90年代中期存在的那些国有企业中应当有90％已经因为无法扭亏为盈而倒闭，它们当时还存在只是因为在那之前基本不关闭国有企业。那时国有企业只有60％多亏损这一点，只能说是证明了国有企业的经营比私营企业有效率。

　　而且，90年代国有企业还面临许多不利因素，诸如对市场经济尚不适应、税负大大超过私有企业和外资企业、内部贪污腐败等等。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管理不到位是重要原因，这表现在没有系统地推行要国有企业追求国有财产保值增值的政策。在近20年的时间中，对公有企业经营中的绩效标准本身就一直没有一种明确的定位；在公有企业的设立、关闭和重组上，在企业领导人的考核和报酬、任命和免职上，都没有体现最大化利润、使资本金保值增值的要求；即使有时对企业作了一些增加利润的要求，也只是在现有企业及其人员的基础上提出这种要求，没有按最大化利润来重组企业。

　　左大培老师认为，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一样，企业经营者都不必持有企业有股份或资产，私有企业中对管理者有效的监督机制完全可以被国有企业采用，从而实现对经营者和管理者的有效监督，提高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关键在于建立行之有效的监督机制，实现人民对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进行监督的基本政治权利。

　　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已经表明英美式的以金融资产投机买卖为特征的金融市场是高度无效率的，特别是以现代的金融衍生产品为支柱的金融交易是无效率而且有害的，并且证明新自由主义旗帜下引导的私有化浪潮已经失败。左大培老师认为，西方国家无论是否承认，向经济体中注入国有资金来拯救西方经济危机是唯一出路，不仅中央银行仍然是“最后的贷款来源”，而且政府的财政仍然是“最后的承保人”；西方金融市场需要国有资金的运营作稳定市场的支柱；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没有国有企业是不能生存的。

　　但是，美国只在经济危机时刻采取国有化政策其实质是在发生危机的“事后”动用国有资金“救市”，而不能彻底铲除导致经济危机的根源。暂时的国有化政策还演变成了遭到普遍讽刺的“美利坚社会主义合众国：亏损国有化，盈利私有化”的方针，会导致对私有经济经营者的纵容，所以要保证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避免经济危机，应该实行国有化。

　　左大培老师是应南京财经大学、南京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工程学院等多所大学邀请，于11月4日、5日、6日举办讲座的。左老师就西方经济学理论、经济危机与国企改制等理论课题与南京有关院校师生进行学术交流，反响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