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分配改革步履维艰 部门间利益较量成阻力

2010/08/31 10:23    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发表评论
本文导读：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一说是既得利益群体，一说是城乡二元体制，也有人说是行业垄断。实际上，很大原因在于“发改委牵头、多部门参与”改革模式下，协调成本高，部门间利益较量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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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限薪令”有实效吗
应该说，中央调整收入分配改革方向已经明确，目标是实现公平分配，缩小差距。但真正推动起来步履维艰，因为改革涉及到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构。
“虽然艰难，但我们还是正在一点一点地推动。”人保部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无论是央企高管的薪酬制度，还是正在研究的分别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出台具体的工资收入分配改革措施，以及将研究出台的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工资条例》等等，都是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
但单兵突进的改革在学者们看来凸显无力。
高管“限薪令”有实效吗
应该说，中央调整收入分配改革方向已经明确，目标是实现公平分配，缩小差距。但真正推动起来步履维艰，因为改革涉及到现有利益格局的重构。
“虽然艰难，但我们还是正在一点一点地推动。”人保部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无论是央企高管的薪酬制度，还是正在研究的分别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出台具体的工资收入分配改革措施，以及将研究出台的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办法、《工资条例》等等，都是新一轮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问题。
但单兵突进的改革在学者们看来凸显无力。
“改革，尤其是收入分配这样综合性的改革，不是某一个方面的单兵突进的改革，单兵突进的改革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和深层次的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可谓一针见血。
这种无力在央企高管“限薪令”上尤为明显。
2009年9月16日人保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这也是中国政府首次对所有行业央企发出高管“限薪令”。在这份文件里规定，央企高管基本年薪与上年度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
“这份文件事实上也限制不了什么东西，里面可操作性的东西也不是很多。垄断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垄断工资的分配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上述官方智囊表示。他们通过调研发现，央企高管限薪，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高管原来就很高，要往下降不太可能，只是说不能让他再高了。而那些原来不是很高的，现在既然规定了处罚标准，他可能就想着还有机会往上提高了。他们总能从政策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工资、收入以及国企高管的这个消费那个消费，他都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规避的。事实上你说他拿了多少，那都是说不清楚的。别人可能认为他多拿了，但你到企业去一查，都符合规定。而事实上他享受的远远不只这些。”
而且，第一，没有说清楚应该拿多少，第二，没有说清楚拿了不该拿的怎么办？第三，从什么渠道能统计出来拿了不该拿的？这三个根本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且普遍存在于国企高管、机关事业单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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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知情者分析：这涉及到一个深层次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统计信息，所有的基础数据，不是说不真实，至少是不完全真实。越是涉及到财政方面的或是财政拨款有关的，或者是有权力的、能够享受到福利好处的，越是统计信息不完整，不透明，不规范。
“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在我们国家推行这么难？难就难在这一点上。”
相关调研组下去这些单位调研的时候很难摸清底细，因为很不规范。他们发现，每个人的收入都很复杂，在工资表上的收入之外，往往还有灰色收入。
“现在有人说地方公务员收入低，我就不很赞同，只看工资表，他的收入是不高，但若将灰色收入算在内那就绝对不低。”一位调研人员说，我们国家某些领域的福利你都能想象得到，但就是难以从现有的统计渠道里得到这些信息。
“很早我就提了要建立一个透明的收入调查制度，但收入调查制度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如果这个调查制度不出来、工资制度不规范，判断就有问题、决策上肯定也会出问题。”该官方智囊很担忧。
改革部门本身就是阻力？
几乎每个人都在问，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有人说是既得利益群体，有人说是城乡二元体制，也有人说是行业垄断。
“都对，这些都是阻力。但是，我认为，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推动改革的方式。”上述官方智囊甚至这样认为——实际上，参与改革的部门本身就是阻力。
收入分配改革是由发改委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方式下进行的。他对“由一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改革模式非常反对。
他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公诸于众，很大原因就在于这种模式下部门之间的利益较量。
在部门分割的体制下，部门之间缺乏规范的磋商沟通机制，牵头部门往往需要付出极大协调成本，加上部门之间利益的博弈，改革方案的出台极其困难。
“它太倚重于一个部门，这些部门协调起来非常困难，协调就是要达成一个共识，结果是那个牵头部门已经非常疲惫。”他指出，改革的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宏大的改革主题，越是从枝节入手，结果是宏大的改革思路碎片化，碎片之间盘根错节、相互掣肘，最终宏大的改革思路难以实现。
然而，这恰恰是我们国家政策制订中，最常用的模式。这种模式下，每个部门往往都只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
他举例，比如，在调整利益结构分配时有人提出，垄断行业现在都是国企，超额利润要回归社会，因此国企要提高上缴的利润到 50%。但国资委就不干，它要维护国企的利益。
以此逻辑：政府在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框架设计上，要从部门职能中超脱出来，从全局的视角考虑，才不会出现制度和政策相互掣肘。
“中央要有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有勇气打破垄断，这是最关键的。”
汪玉凯也在呼吁，中央决策层应当要下决心，敢于触动利益集团，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整体格局。“但实际上是部门利益在主导我们的整个政府治理过程。”
“现在看来，方案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各部门是相对满意的，但老百姓可能不会满意。”知情者猜测。
“我们要限制高收入，提高低收入，但是，低收入的人，他们的意见有没有被听到？他说的话起不起作用，能不能影响到决策？通过什么方式，能让他们的意见被听到？”
这些都是问题。
“几个部门相对满意，社会不满意，这叫什么公共政策？我们是要平衡部门间的利益还是要平衡社会的利益，这是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程序公正的政策制定过程？我们的工资方案是不是应该在社会上广泛征求各个不同阶层的意见？是不是保证老百姓的参与权、表达权和知情权？
他最后提醒：很多人利用改革谋取个人、部门的利益，收入分配改革就有这种倾向。
“改革，尤其是收入分配这样综合性的改革，不是某一个方面的单兵突进的改革，单兵突进的改革可能会解决一些问题，但是解决不了根本性的问题和深层次的问题。”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可谓一针见血。
这种无力在央企高管“限薪令”上尤为明显。
2009年9月16日人保部等六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这也是中国政府首次对所有行业央企发出高管“限薪令”。在这份文件里规定，央企高管基本年薪与上年度央企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相联系”。
“这份文件事实上也限制不了什么东西，里面可操作性的东西也不是很多。垄断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垄断工资的分配问题是解决不了的。”上述官方智囊表示。他们通过调研发现，央企高管限薪，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高管原来就很高，要往下降不太可能，只是说不能让他再高了。而那些原来不是很高的，现在既然规定了处罚标准，他可能就想着还有机会往上提高了。他们总能从政策中找到对自己有利的部分。
“工资、收入以及国企高管的这个消费那个消费，他都可以通过各种手段规避的。事实上你说他拿了多少，那都是说不清楚的。别人可能认为他多拿了，但你到企业去一查，都符合规定。而事实上他享受的远远不只这些。”
而且，第一，没有说清楚应该拿多少，第二，没有说清楚拿了不该拿的怎么办？第三，从什么渠道能统计出来拿了不该拿的？这三个根本问题到现在没有解决，且普遍存在于国企高管、机关事业单位中。
该知情者分析：这涉及到一个深层次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统计信息，所有的基础数据，不是说不真实，至少是不完全真实。越是涉及到财政方面的或是财政拨款有关的，或者是有权力的、能够享受到福利好处的，越是统计信息不完整，不透明，不规范。
“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在我们国家推行这么难？难就难在这一点上。”
相关调研组下去这些单位调研的时候很难摸清底细，因为很不规范。他们发现，每个人的收入都很复杂，在工资表上的收入之外，往往还有灰色收入。
“现在有人说地方公务员收入低，我就不很赞同，只看工资表，他的收入是不高，但若将灰色收入算在内那就绝对不低。”一位调研人员说，我们国家某些领域的福利你都能想象得到，但就是难以从现有的统计渠道里得到这些信息。
“很早我就提了要建立一个透明的收入调查制度，但收入调查制度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如果这个调查制度不出来、工资制度不规范，判断就有问题、决策上肯定也会出问题。”该官方智囊很担忧。
改革部门本身就是阻力？
几乎每个人都在问，收入分配改革的最大阻力是什么？有人说是既得利益群体，有人说是城乡二元体制，也有人说是行业垄断。
“都对，这些都是阻力。但是，我认为，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推动改革的方式。”上述官方智囊甚至这样认为——实际上，参与改革的部门本身就是阻力。
收入分配改革是由发改委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方式下进行的。他对“由一部门牵头、多部门参与”的改革模式非常反对。
他认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迟迟不能公诸于众，很大原因就在于这种模式下部门之间的利益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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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恰恰是我们国家政策制订中，最常用的模式。这种模式下，每个部门往往都只从自己的角度去考虑。
他举例，比如，在调整利益结构分配时有人提出，垄断行业现在都是国企，超额利润要回归社会，因此国企要提高上缴的利润到 50%。但国资委就不干，它要维护国企的利益。
以此逻辑：政府在收入分配改革的总体框架设计上，要从部门职能中超脱出来，从全局的视角考虑，才不会出现制度和政策相互掣肘。
“中央要有进一步深化改革的决心，有勇气打破垄断，这是最关键的。”
汪玉凯也在呼吁，中央决策层应当要下决心，敢于触动利益集团，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不合理的收入分配整体格局。“但实际上是部门利益在主导我们的整个政府治理过程。”
“现在看来，方案最后的结果可能是：各部门是相对满意的，但老百姓可能不会满意。”知情者猜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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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统计局承认居民收入统计存遗漏 将重估富人收入
本报北京8月30日电　（记者刘先云）国家统计局网站30日刊发署名为王有捐、施发启的文章，继8月24日、25日之后，对日前王小鲁提出的“5.4万亿灰色收入论”再次进行回应。据了解，该网站刊发的个人署名文章并不代表国家统计局观点。
文章指出，王小鲁博士课题组直接估算的并不是灰色收入，而是通常的居民收入，即该课题组用他们设计的调查样本和推算方法来间接估算当年全国的居民收入。双方讨论的只是调查和估算全国居民收入的方法，而不是讨论推算“灰色收入”的统计调查和推算方法。由于灰色收入来源极其复杂，隐蔽性很强，不管谁去做统计调查，也很难获得真实的信息。
文章认为，通过讨论，双方都认为目前的居民收入统计存在遗漏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部分高收入群体不愿意接受调查；二是部分接受调查的住户可能漏报、少报了数据。但对遗漏数据的调查估算方法各有不同的看法，争议点是用非概率方法选取的样本如何间接估算总体数据。
文章提出，针对第一个原因，即部分高收入群体不愿意接受调查的现象，拟采取三种方式进行补充修正：一是借鉴国际经验，利用现有的行政记录——个人收入所得税资料，估算高收入群体比例以及收入水平，来补充调查收入的遗漏部分。二是邀请世界银行专家一起利用目前正在开展的全国城镇住户大样本调查资料进行研究，同时，通过间接方式搜集无回答户的住房、社区环境等辅助资料，借助国际经验做法，插补无回答户的缺失数据。三是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调查样本结构进行全面校正评估。
针对第二个原因，即部分接受调查的住户可能漏报、少报数据的现象，我们计划在常规调查户中开展一些无记名的邮寄问卷调查来比较其在记账过程中的漏报、少报收入比例情况。
回放
早些时候，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发布题为《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其中定义为灰色收入的部分为5.4万亿元。
8月24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发表署名王有捐的文章：《也谈城镇居民收入的统计与调查方法》。
8月25日发表署名施发启的文章：《也评王小鲁博士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
相关新闻：国家统计局官网刊文称愿改进居民收入统计方式
“灰色收入”讨论继续 统计局称愿改进统计方式
任绍敏
继24日、25日连续刊登文章，质疑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博士“中国2008年灰色收入规模在5.4万亿元”的调查结论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昨日又刊文，称“愿与大家一起改进居民收入统计”。
这篇王有捐、施发启联合署名文章《我们愿与大家一起改进居民收入统计》（下称《改进收入统计》）提出，王小鲁博士课题组直接估算的并不是灰色收入，而是通常的居民收入，即该课题组用他们设计的调查样本和推算方法来间接估算当年全国的居民收入。
“由于灰色收入来源极其复杂，隐蔽性很强，不管谁去做统计调查，也很难获得真实的信息。简而言之，我们双方讨论的是居民收入的统计调查和推算方法，而非‘灰色收入’统计调查推算方法。特此说明，以防误传。”
目前的居民收入统计存在遗漏的主要原因在于部分高收入群体不愿意接受调查，部分接受调查的住户可能漏报、少报数据。《改进收入统计》认为，这是讨论中双方的共识，同时提出，针对部分高收入群体不愿接受调查现状，拟用三种方式进行补充修正，利用现有个人所得税资料估算高收入群体比例和收入水平；邀请世界银行专家一起利用目前正在开展的全国城镇住户大样本调查资料进行研究；以及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调查样本结构进行全面校正评估。
针对部分接受调查的住户可能漏报、少报数据的现象，王有捐、施发启在文中说，计划在常规调查户中开展一些无记名的邮寄问卷调查来比较其在记账过程中的漏报、少报收入比例情况，并依此来评估全国居民的调查收入偏差情况。
王小鲁昨晚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认为，该文中提出要改进居民收入调查方法，并列出相应的措施是好现象，不过，这些措施是否可行，能不能解决现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收入调查是很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下结论。
王小鲁还表示，至于文章中提出的对他研究方法、分析方法的商榷，还会进一步讨论。
上海财经大学应用统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统计学会常务理事徐国祥教授昨日对本报记者分析说，统计结果准确性需要被调查人的密切配合，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
收入问题非常敏感，即使调查方案再完美，被调查人不配合也无法取得准确的数据。因此，建立一套对敏感性问题的调查制度和政策，以便使被调查者愿意提供真实的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
回放
早些时候，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发布题为《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2008年全国城乡居民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其中定义为灰色收入的部分为5.4万亿元。
8月24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发表署名王有捐的文章：《也谈城镇居民收入的统计与调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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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绍敏
继24日、25日连续刊登文章，质疑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博士“中国2008年灰色收入规模在5.4万亿元”的调查结论后，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昨日又刊文，称“愿与大家一起改进居民收入统计”。
这篇王有捐、施发启联合署名文章《我们愿与大家一起改进居民收入统计》（下称《改进收入统计》）提出，王小鲁博士课题组直接估算的并不是灰色收入，而是通常的居民收入，即该课题组用他们设计的调查样本和推算方法来间接估算当年全国的居民收入。
“由于灰色收入来源极其复杂，隐蔽性很强，不管谁去做统计调查，也很难获得真实的信息。简而言之，我们双方讨论的是居民收入的统计调查和推算方法，而非‘灰色收入’统计调查推算方法。特此说明，以防误传。”
目前的居民收入统计存在遗漏的主要原因在于部分高收入群体不愿意接受调查，部分接受调查的住户可能漏报、少报数据。《改进收入统计》认为，这是讨论中双方的共识，同时提出，针对部分高收入群体不愿接受调查现状，拟用三种方式进行补充修正，利用现有个人所得税资料估算高收入群体比例和收入水平；邀请世界银行专家一起利用目前正在开展的全国城镇住户大样本调查资料进行研究；以及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对调查样本结构进行全面校正评估。
针对部分接受调查的住户可能漏报、少报数据的现象，王有捐、施发启在文中说，计划在常规调查户中开展一些无记名的邮寄问卷调查来比较其在记账过程中的漏报、少报收入比例情况，并依此来评估全国居民的调查收入偏差情况。
王小鲁昨晚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认为，该文中提出要改进居民收入调查方法，并列出相应的措施是好现象，不过，这些措施是否可行，能不能解决现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收入调查是很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下结论。
王小鲁还表示，至于文章中提出的对他研究方法、分析方法的商榷，还会进一步讨论。
上海财经大学应用统计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统计学会常务理事徐国祥教授昨日对本报记者分析说，统计结果准确性需要被调查人的密切配合，提供真实可靠的信息。
收入问题非常敏感，即使调查方案再完美，被调查人不配合也无法取得准确的数据。因此，建立一套对敏感性问题的调查制度和政策，以便使被调查者愿意提供真实的信息，就显得尤为重要。
他表示，欧洲有些国家统计法制健全，明确对个人统计调查结果不作为行政执法依据，对被调查者的数据进行严格保密，而我国也可以作出相应的规范。
相关新闻：统计局回应居民收入统计数据遗漏9.26万亿说法
我们期待，专业精神和负责态度能被应用到统计工作的各个方面，用更加科学准确的统计数据为改革发展服务
近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刊发该局干部以个人名义撰写的两篇文章，质疑王小鲁提供的灰色收入数据。此前，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完成的一项报告推算：2008年，城镇居民被统计遗漏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其中5.4万亿元是灰色收入。
这两篇文章，头一篇从调查样本、计算方法两个方面对王小鲁的报告进行了商榷，后一篇则从“滚雪球法”、调查样本选择、恩格尔系数法等五个方面对王小鲁的结论提出了质疑。尽管普通民众对“滚雪球法”、“恩格尔系数”等专业术语未必了解，却可以感觉到两位作者在统计方面是很专业的，态度也是很严谨的。而国家统计局在出现不同声音后迅速回应，本身就是认真负责的表现。这样的专业、严谨和负责，值得赞许，令人欣慰。
然而欣慰之余，人们对统计部门还存有更高的期待。
近来，公众对商品房空置率的关注持续高涨，很多网友甚至自发地开始“晒黑灯”。当被问及不发布住房空置率的原因时，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称,“目前国家统计局关于房地产统计方面的制度还不能计算出空置率这样的指标”。而人们的直觉却是：空置率的统计应该比居民收支及隐性收入等方面的统计容易得多。
王小鲁报告的统计数据是通过亲戚、朋友、邻居再找亲戚、朋友、邻居的方式获取的。统计局网站的文章认为这种“滚雪球法”的可信度并不高，因为中国人有“怕露富”的传统，即使是熟人也不一定如实相告。这个质疑很有道理。可是，统计局一些统计数据的获取同样存在类似问题。比如，“2009年中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较上一年同比上涨1.5％”的数据曾受到广泛的质疑。据披露，房价数据的采集方式主要是由房地产企业填报。众所周知，开发商向来不承认房价太高并讳言暴利，他们在填报房价时势必就低不就高。既然认为亲友都不可信，相信开发商恐怕就更是缘木求鱼。
国民经济统计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它不仅是了解国民经济运行、进行宏观决策的重要依据，对金融市场以及民间的消费和投资也会产生很大影响。因此，统计工作一定要讲求科学、力求准确。不然，就会造成误导。虽然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以及一些客观的原因，统计往往做不到100%的准确，但它至少要求统计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本着科学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使统计数据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
近年来，国家统计局在提高统计工作的科学性、准确性等方面做了很多努力。GDP的统计由以前的一次核算改革为初步核算、初步核实和最终核实三个阶段，就是一个有力证明。此次对灰色收入的迅速回应，也体现了这种努力。我们期待，这种专业精神和负责态度能被应用到统计工作的各个方面，用更加科学准确的统计数据为改革发展服务。
相关新闻：统计局网站发文质疑5.4万亿灰色收入 称被高估
人民网8月26日电 昨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刊出题为《也评王小鲁博士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的署名文章，作者为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核算司官员施发启。这是国家统计局网站连续两天刊文质疑王小鲁的灰色收入数据。(8月24日发文《也谈城镇居民收入的统计与调查方法》，作者为国家统计局城市经济调查司住户处处长王有捐。)
文章称，目前，我国居民收入是根据城乡住户调查资料推算的，受高收入户配合程度低、样本代表性不够强等因素的影响，住户调查数据可能存在低估的情况，因而城乡居民收入也有低估的可能。但由于缺乏更可靠的资料，很难判断居民收入低估的程度，这也是国内外统计部门共同面临的一个难题。王小鲁所长组织的城镇居民家庭收支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完成的《灰色收入与国民收入分配》报告，在估算我国居民实际收入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尤其在获取基础数据和推算宏观数据方面值得参考和借鉴。
但这篇报告在调查样本、计算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值得商榷之处，最终的推算结果也明显偏高。
一、关于调查样本问题
一是样本量太小，代表性不足。该项调查共包括家庭样本4909个，约为国家统计局的城镇住户调查样本量的7.6%，样本量明显偏小，无论是直接推算还是间接推算，以此为基础的计算结果都是不可靠的。
二是没有按随机抽样原理来选取样本。为了保证根据样本资料推算总体的可靠性，抽样调查要求按照随机抽样原理来选取样本。该项调查由调查员主观选取调查户，利用这些样本点来推算全国城镇居民收入很可能会出现比较大的偏差。
三是样本调查方法不规范。该调查的家庭收入和消费数据是由受访者根据记忆提供的，没有规范的统计台账，调查数据的可靠性无从检验。
二、关于推算方法问题
在推算全国居民收入过程中，该报告在指标界定、数据引用以及模型假定等方面也存在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
1、数据引用不合理
在推算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时，报告采用了城乡年末人口，而统计部门一般是用年平均人口。按照该报告的计算方法，如果按城乡年平均人口推算，2008年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会比按城乡年末人口计算结果低0.6万亿元。
2、间接推算方法存在明显的缺陷
由于这项调查未采用随机抽样，无法直接用调查样本数据来推算我国城镇居民收入的总体分布状况，因此，报告采用了间接推算方法，即恩格尔系数法和模型法。但这一方法同样存在明显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恩格尔系数法假定恩格尔系数只与收入水平有关，这显然不符合实际情况。实际上，恩格尔系数除了与收入水平有关外，还与消费品价格、饮食习惯、家庭规模、文化程度等有关。
二是模型法采用虚拟变量来反映消费品价格、饮食习惯、文化程度等对恩格尔系数的影响，但拟合效果较差。尽管该模型的解释变量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拟合度只有0.2472，明显偏低。
此外，模型对于解释变量在不同收入分组中的赋值存在较大主观性和随意性。
三、推算结果明显偏高
根据报告中的模型法推算结果，2008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154元，是我局相应数据的2倍左右；全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为23.2万亿元，比我局按城乡住户调查放大推算出的全国居民收入高出9.26万亿元，比2008年全国资金流量表中居民可支配收入高出5.3万亿元。我们认为，这一推算结果明显高估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如果采用报告中的计算结果，2008年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将达到73.9%，占当年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将达到72.6%，而当年全国财政收入占当年GDP比重为19.5%，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为21.3%，按此推算，企业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仅为6.1%，这一结果明显是不合理的。
相关新闻：王小鲁回应质疑 称5.4万亿灰色收入仍是低估
灰色收入，5.4万亿，国家统计局两个处长的质疑性文章。
一个很难明确界定的敏感词汇和一个天文数字般的财富，加上官员的参与，诸多的敏感因素迅速发酵成一个热点话题。
事件起源于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在一篇研究报告中估算，2008年中国居民“隐性收入”高达9.3万亿元，其中“灰色收入”达5.4万亿元。
8月24日、25日，针对经济学者王小鲁对中国居民“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元的估算结果，国家统计局网站相继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对此提出质疑，认为该研究在抽样、推算方法上存在问题，推算结果明显高估了中国居民收入水平。
“高估的可能性不大，但很可能低估，原因在报告里有详细的解释。”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王小鲁回应质疑。
无处不在的灰色收入到底有多少，也许是个说不清的问题，几乎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到的灰色收入存在让这个话题持续着它的热度。
专家PK统计局
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统计局官员坦言，由于统计局官方抽样调查，接受调查者不愿上报真实的收入，很多高收入者也不能够纳入统计范围，所以统计局统计结果往往只包括工资性收入，灰色收入的确存在。
由于统计条件和中国现阶段现金消费习惯的限制，统计局调查不可能掌握所有收入，“灰色收入到底有多少，谁都不清楚。”上述官员坦言。
事实上，王小鲁也有类似的感觉。王小鲁坦言，由于灰色收入本身就是存在于统计数据之外的收入，到底有多少，只能是估算，不可能有确切的数据。
上述统计局官员接受本报采访时和两篇质疑性文章观点相同，虽然收入分配数据由于客观原因存在数据失真，但是王小鲁的调查因不是随机抽样且样本量过少，很难准确反映灰色收入，5.4万亿的灰色收入存在高估。
王小鲁则明确指出，由于研究的首要目的是取得关于居民收入的真实数据，他的调查借鉴了社会学调查方法，还采取了若干辅助措施保证调查数据的真实性。
对于高估的质疑，王小鲁表示，两位质疑者回避了为什么这些验证都得到基本一致的结论，他们说不准，举出的几条理由都有很大偏差，有的本身就是对报告的错误理解。王小鲁认为，“即使真的不准，也有偏高和偏低两种可能。两位一致说高估了，但并没有提出任何根据，更没有做任何验证，所以只能算他们个人的主观猜测。”他同时表示，“高估的可能性不大，但很可能低估。”
无处不在
统计局官员和专家的争议让有关灰色收入的关注迅速升级，不过灰色收入报告事件迅速成为热点，似乎重点不仅仅在于5.4万亿是否高估。
“争论这个数据有意思吗？”这是一个网友对相关新闻的一个评论，更多的网友更看重灰色收入本身。
“如我知道的一个林业局，全体工作人员每年公费出国至少一次，多的有几次。我的一个朋友在县级移动公司当经理，光配发的股票就有100多万。”一个网友在评论中写道。
翻看各大网站的新闻评论，类似的跟帖随处可见，即使专注于数据本身，记者翻看新浪网多页评论，没有发现一个有关5.4万亿高估灰色收入的评论，相反认为低估的大有人在。
这种情况同样发生在现实的研讨会上，报告完成之后，曾有媒体组织就报告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学术研讨会，参会的《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刘杉告诉记者，会上与会人士多数认为5.4万亿这一数据存在低估。
刘杉告诉记者，从王小鲁调查样本构成中，专业技术人员、自由职业者和个体户占比达到40%，而权力阶层占比只有5%，而报告中最高收入者收入和大多数人所了解的高收入者相比也并不高。统计报告显示，调查样本推算，最高收入组比较法的结果是1人年均收入为16.4万元，模型分析法的结果是13.9万元。
正如刘杉和大多数网友的感觉，周围一些取得大量灰色收入的人士，收入可能远远高于调查推算的数据。一次会议上，记者结识了西部某资源大省从事投资行业的人士，当时正在联系一桩矿山买卖生意。
结识记者时，他已经在北京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目的是要联系某大型央企负责当地矿山的官员，并促成这次矿山买卖，他表示，只要找到相关项目，事情基本上就可以解决。当然事成之后他将得到一笔不小的回报，如此大手笔，可以想见其中可能产生多少不在统计数据之列的收入。
权力寻租是主因
按照王小鲁研究报告的定义，灰色收入除了包括对其合法性没有明确界定的收入外，也涵盖了大部分事实上的非法收入。王小鲁认为，隐性收入的绝大部分是灰色收入，同时他强调，灰色收入主要是通过权力寻租实现的。
王小鲁指出，灰色收入通常和钱权交易、以权谋私、公共投资与腐败、土地收益的分配和其他垄断收益的分配，四种现象关系密切。而从各大网网站的评论来看，受到关注最多的也是权力阶层的灰色收入。
今年两会期间，“灰色收入”这个词汇一度进入了政府工作报告的视野，但在随后的一片争议声中，灰色收入的提法从政府工作报告中被删除。
对此王小鲁表示，即使“取缔”了灰色收入的概念，也决不等于取缔了灰色收入，实际上等于对如此重大的国民收入分配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无益于问题的解决。
前述统计局官员则告诉记者，事实上统计局也在努力改进统计方法，努力更加准确地反映国民收入分配数据。该官员坦言，统计数据中不能真实反映国民经济分配数据确实影响到相关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如果能够真实反映这些数据，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等都会更容易解决。
（本文来源：华夏时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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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马文婷）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连续两天刊登署名文章，对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博士对灰色收入的调查方法与结果提出质疑，认为其在灰色收入调查的方法上有值得商榷之处，由此可能导致最终推算的结果明显偏高。统计局表示，凡个人署名文章，均不代表国家统计局观点，作者文责自负。
日前王小鲁博士测算，2008年城镇居民被统计遗漏的“隐性收入”高达9.26万亿元（注：约占当年GDP的30%多，加上这部分遗漏收入，全国居民收入为23.3万亿，约占当年GDP的77%），其中5.4万亿元是灰色收入。
王小鲁认为，巨额“灰色收入”的存在，说明国民收入分配已严重扭曲。而其来源主要是围绕权力对公共资金和公共资源的分配而产生的腐败、寻租、侵占公共资金和他人收入、聚敛财富等行为，以及垄断性收入的不适当分配。这说明，权力在缺乏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会自发趋向于追逐经济利益，造成权力和资本结合，导致对社会的侵占和掠夺以及日益严重的分配不公和社会冲突。
24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发表署名为王有捐的文章称，王小鲁博士课题组使用的调查和估算方法有值得商讨之处，自然其估算结果也有过高之嫌。25日，国家统计局网站另一篇署名为施发启的文章也以样本和推算方法等方面存在欠缺为理由，认为王小鲁课题组估算的灰色收入结果过高。
对于质疑，王小鲁表示欢迎，他认为对于统计调查方法有理性的质疑和探讨,这样可以帮助大家共同把统计数据做得更加准确。
解读
关注数据更关注制度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表示，很高兴听到国家统计局之外的另一研究机构的收入调查结果。不同机构提供的数字不同，就有争议，双方势必要给自己辩护，公布自己的统计方式，寻找对方的漏洞和误区。这有望提升统计的质量，给社会提供更真实的数据。
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教授郑超愚说，灰色收入内涵复杂，此外受制于统计方法和制度，要想准确算出灰色收入，无论对官方还是民间的统计机构，都是难事。人们关注灰色收入，更大程度上是希望达到收入分配的尽可能合理，这不仅仅是计算准确的数据，更需要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