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大学讲义，今天的学术经典

作者：桥东里等
那时的教材能成经典，今天呢？
不久之前，原以为早已佚失的周作人的《近代欧洲文学史》出版。正如它的发现者止庵先生所说，“五四一代作家，如今发现一篇佚文还有可能，发现整整一本佚著很是难得。”《近代欧洲文学史》的发现，是颇有意味的一件事。他出版的第一本个人著作(不包括译著)是一九一八年十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洲文学史》，考虑到今后再发现一部周氏完整佚著的可能性非常小，《近代欧洲文学史》很有可能是他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这一头一尾，竟是前后承接的两部性质相同的文学史，不得不让人重新审视起周作人文学史学者的这一重身份来。
虽然照周作人自己的说法，《近代欧洲史》是“材料全由英文本各国文学史，文人传记，作品批评，杂和做成，完全不成东西”的编译之作，但其中的某些思想却是贯穿周作人一生的。比如希腊文化对他的影响，比如对某几位学者的推崇。在第一章解释希腊神话的起源时，他说，“十九世纪后半，英人Andrew　Lang氏创人类学解释法，神话之本意，始大明了。”这位Andrew　Lang氏，便是周作人在文章里屡次提到的安特路朗或安度阑。在十六年后写的《习俗与文化》一文中，周作人说“虽然后来各家有更精密或稍殊异的说法，因为最早读朗氏之说，印象最深”。第九章“杂文”，他称道“Lukianos著Philopseudes文中云，唯真与理，可以已空虚迷罔之怖。则固亦当时明哲，非偏执一宗者可知也”。这Lukianos便是路吉阿诺斯或卢奇安了，周作人在晚年译出了《路吉阿诺斯对话集》，在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拟定的遗嘱中说，“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惟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可见这个作家在他心目中的地位是一以贯之的。止庵说，“说来路吉阿诺斯‘非圣无法’的精神，与译者的毕生追求正相契合。”
说起来，《欧洲文学史》与《近代欧洲文学史》都是作者自编的讲义，但无论在质量还是视野上，都是历久弥新之作。教授自己编写教材，乃是民国大学的惯例。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教欧洲文学史，一周只要上六小时的课，但事先要预备大约二十张纸的讲义，“于是在白天里把草稿起好，到晚上等鲁迅修正字句之后，第二天再来誊正并起草，如是继续下去，在六天里总可以完成所需要的稿件，交到学校里油印备用。”
一九三九年三月，陈立夫任教育部长，下达了不少统一管理的规定，其中有一条是统一课程教材，就遭到了西南联合大学教务会议的抗驳，要求教育当局给予学校更多的教学自由，不必“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有了学者才有大学；大学之为大，在于有大学者，而非有大建筑；学者有权利用自己的方式授徒；这是那时候的共识。
今天仍然在供人学习与研究的民国时期出现的经典著作，很多都是当年学生用的教材。为什么那时候的教材能成为经典，今天的却成不了呢？无他，作者是大师，写时费心力耳。今天我们在大学里又是以什么为出发点来为青年编写教材呢？无学术之自由，自然无学术之进步。
今年东方出版社重印的“民国学术经典”丛书，有两本大学教材，放在今天看仍然是一流的学术著作，但作者的名字人们已经逐渐陌生了。书里面的内容，对今天的大学生来说也可能过深(王晓渔在本报曾经感慨，昔日的中学教材，如今的大学生也看不懂，这几十年教育和文化是进步还是退步就不用说了)，这真是一个悲哀。
□桥东里
“跟当时的世界文学潮流同步”
南方都市报：你是怎样发现周作人这本书的？
止庵：说起来其实非常简单。去年我在电脑上安装了国家图书馆的一个电子索引。我就查了一下周作人名下的图书目录，发现有一本叫做《近代欧洲文学史》的书。我知道这本书他在日记里提到过，但从来没有出版过。然后我就通知了他的家人，他家人到国家图书馆借出来复印给我。我看到的这本书是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教书期间的讲义，随讲随打印的那种，不是正式出版物。书是铅印稿，线装的，封面上写着“近代欧洲文学史国文门二年级　周作人编”，一共十万字，讲的是欧洲文学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末的历史。我研究周作人好多年了，经手出过几本他没出过的书，比如他翻译的《希腊神话》、《老虎桥杂诗》都是我首先出版的。但是那些书不是我发现的。现在五四这代作家，从鲁迅到张爱玲，我们发现一篇没面世的文章还有可能，发现一部完整的书是很难的了。
南方都市报：你估计这讲义是怎么流落到国家图书馆的？
止庵：周作人的书抗战以后被没收了，文革时又被红卫兵抄走了。我估计就是这两次中的一次，讲义流失出来了。也有可能是当时北大的讲义是学生人手一份，是某个学生捐给北大或者图书馆收集的。
南方都市报：那周作人当年为何没有将它出版？
止庵：周作人一九一七年来到北京大学教书。当时他教三门课，一门希腊文学史，一门罗马文学史，一门欧洲文学史。他在日记里的记载叫做“近世欧洲文学史”，他是当时中国唯一一个讲欧洲文学史的知识分子。一九一八年周作人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些讲义，集成一本《欧洲文学史》，包括了他讲的希腊文学史和罗马文学史的内容，还有近世欧洲文学史的前一部分，到十八世纪为止。而我发现的这个《近代欧洲文学史》是第三部分，前三分之一跟他出版的《欧洲文学史》是重复的，有三分之二的内容是十九世纪这部分，是从来没有出版过的。全新的内容大概有六七万字。
当年这个《近代欧洲文学史》周作人本来也是要出版的。商务印书馆出了《欧洲文学史》以后，周作人也重新整理过十九世纪的部分，要加进去重新出版。但当时发生一个分歧，商务印书馆要求把所有人名采用英文的拼法，周作人则主张哪国的名字就用哪个国家的文字拼法，所谓“名从主人”。发生分歧后就没出，整理好的那部分后来也丢了。我现在发现的这个是整理前的讲义底本。
南方都市报：这个讲义的出版你做了些什么编订工作？
止庵：我和一个朋友戴大洪做的工作，一个是校，一个是注。最后注释有十八万字，比原文还多。因为那个打印件里有很多错，特别是作家的西文名字用的都是原文，有英文、俄文、德文等等，里面有很多拼写上的错误，要一一校过来。我只改明显的文字错误，如果有些是译法不太规范的，我还是保留原貌，然后在注里写明现在的标准译法。因为是头一次面世，我不想改变它原来的东西，尽量保持原貌。
另外这个是讲义，比提纲详细一点，但不是一个完备的文本。有些书和人物只是提到名字或者简单的几句，我就需要在注释里面说明。比如他在文中提到勃朗特姐妹，原文大概十几个字，说到艾米莉的《呼啸山庄》，那我必须在注释里去说明勃朗特姐妹都是谁，她们的生平，有什么代表作。
南方都市报：从今天来看，周作人在九十年前写的欧洲文学史有何价值？
止庵：这本书的“出土”可以说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是它标志着当时中国学人对世界文学的认知程度。当时除了周作人没有其他中国学人讲过或写过欧洲文学史。之前我们做研究就缺了十九世纪这一块觉得很大的遗憾，十九世纪文学又对当时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现在算是补齐了。
第二个意义在于了解周作人本人。当时中国没有一个现成的欧洲文学史的书可以作为模本，国外也没有。我们可以看出他就凭杂览群书，东看西看，写出这样一个东西。戴大洪给我电话说，太可怕了，怎么当时做的东西就能这样。我们都发现，周作人在九十年前没有模本的情况下写出的文学史，确实是当时欧洲应该提到的作家他都提到了，基本没有什么遗漏。而且篇幅的侧重点，每个人篇幅长短，占据位置大小，该提谁不提谁，该提哪本书，也跟我们现在基本的看法差不多。所以我觉得很奇怪，就像当年鲁迅编《中国小说史略》一样，当时也没有一个模本，兄弟俩在这方面都有一种特别的天分。
这本书跟鲁迅还有点关系，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里面讲到这件事，一九一七年到一九一九年他和鲁迅住在一起，他每天写完讲义之后就拿给鲁迅，鲁迅给他做文字的一个润色。
南方都市报：从这本书来看，周作人的文学史观是怎样的？他“人的文学”的思想有体现吗？
止庵：他的文学史观主要还是客观叙述，客观就是最好的文学史观。在写这个讲义的时候，他和鲁迅对欧洲弱小民族文学很关注，像俄国、匈牙利、波兰等。他的研究兴趣和翻译的作品都是弱小民族文学，但在写文学史的时候他没有以自己的偏爱来影响客观叙述，只讲到俄国和波兰。英美文学他兴趣不大，但在文学史里面他用了很重要的篇幅来介绍英法德等国的文学。比如他不喜欢尼采，但用了比较大的篇幅写尼采，因为尼采很重要。如果你了解他们的兴趣、志向，会发现他们没有因为一己的爱好和之见影响到史书的侧重，有史家的“史德”。
书中主要的文艺思想是人道主义思想，可以跟他“人的文学”相印证。比如他讲到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他理解的“不抵抗”包括两层含义：不以恶抗恶，同时对恶也不服从。我们过去理解不抵抗就是服从，其实不对，造成对他的很多误解。他谈到欧洲文学的分期，讲到未来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可能要合而为一。这是当时欧洲一个新的动向，他可以做到跟当时的世界文学潮流同步。
本报记者　田志凌
西洋史就要这样做
在民国学校历史教育发展史上，陈衡哲绝对是一个不应被忽视的人。她是唯一为中学生编写历史教科书的女性作者，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她依照新学制为高中学生编写的《西洋史》。更重要的还在于，陈衡哲的《西洋史》，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是一部特色鲜明、个性突出的历史教科书。这种鲜明突出的特色，与她所处的时代背景、社会经历、思想主张、拥有的非凡学识和智慧，及其特殊的“女性角色”，有着密切联系。
文字叙述的鲜明个性
叙述的精彩性、强烈的可读性、趣味性是《西洋史》的第一个特点。
比如在叙述欧洲宗教革命时，她这样写道：“所以宗教革命的意义，不啻便是这个拆城毁壁的事业。国王欲取回本来属于他们的城砖屋瓦，人民要挥走那般如狼似虎的守卒，信徒又要看一看那光华久藏的明珠(笔者注：基督教教义)。于是一声高呼，群众立集，虽各怀各的目的，但他们的摩拳擦掌，却是一致的。他们的共同目的，乃是在拆毁这个巨堡。因此之固，宗教革命的范围便如是其广大，位置便如是其重要，影响便如是其深远了。”这样的描述《西洋史》里还有许多。难怪胡适缘何赞扬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
毫无疑问，精彩性、可读性和趣味性本是历史教科书在文字叙述上的应有之义。由于五四运动的影响，使用白话文已成为学校教科书编写中的一个基本趋势，教育部1920年4月发布公告，规定截至1922年，凡用文言文编写的教科书一律禁止使用。然而在实际中，大量用文言文或者半文半白文言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依然很多，这自然会影响学生对历史教科书的阅读兴趣。之所以如此，缘于编写者大多没有将“著作”与“教科书”区分开，用著史风格来编写历史教科书。1942年周谷城受当时教育部委托，专门考察国内中学历史教育情况，在150多所学校的300多份调查问卷中，充斥着对学校历史教育方方面面的不满和批评。其中对于历史教科书的批评，比如因为学生国文程度太低，“不能看懂课本”；“文字艰深，教者学者都极感不便”；“文字太干枯，无趣味”。像陈衡哲《西洋史》文字叙述的鲜明个性，确实是极为罕见的。
独特的女性视角
陈氏阐释工业革命的结果和影响时，就专门指出，靠了工厂制度的兴起，妇女已能获得经济的独立，靠了教育的普及，妇女的智识与能力，也日益增加了，所以，女子在教育、经济、职业、政事诸方面，确已与男子争到了平等的地位。在陈氏看来，女子能够参与政权是“妇女运动得到胜利的最明显的标志”。虽然陈衡哲就工业革命对于妇女问题的积极影响表现出了过于乐观的姿态，但她分析问题的视角却是相当独特的。
在论述工业革命这一节内容时，陈氏在教科书的“小字部分”就妇女问题做了进一步的延伸与探讨，论述了她关于妇女解放问题的主张。陈氏将智识、能力、人格与妇女的自身解放紧密联系起来，正确地指出了妇女问题最终解决的根本途径，反映了她思考问题的睿智和深度。这也是陈衡哲人生经历的深刻总结与真实反映。她在教科书中这样写道：“人民常有把女子参政运动视为女子运动的唯一事业者，这是一个大错误。女子参政固是妇女运动的一件事，但它绝不足代表妇女运动的全部。……妇女们如欲与男子们争到真正的平等，根本上尚以自己的智识的解放，能力的修养，及人格的提高为最重要。”所阐发之言论，引人深思，对于我们今天也有启发和借鉴。
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一问题非常重要。在我们今天历史教科书内容的选择上，并没有给予思想上的重视。新颁布的《高中历史课程标准》之“历史人物评价”内容中，也因为全部是清一色的男性人物，没有女性人物而受到学界异议。相反的是，在这一点上，美欧的教科书评审规则就比较严格，这也是男女平等思想在学校教育上的体现。其中特别规定，教科书应尽可能公正地对待不同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教科书除了反映男人的社会活动外，也应关注女性在过去和现在对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的贡献，而不应只将内容集中在男性身上。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声势浩大的公民权利和平等权利运动中，许多社会民众就直言不讳地指责历史教科书中很少涉及历史上的妇女，进而在学校选择和使用该历史教科书时施加强大压力。实际上，从性别角度分析历史教科书已成为二十世纪西方学者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视角。如1971年研究者发现美国常用的13种历史教科书中涉及女性内容不到1％，妇女的生活被“轻视、歪曲和忽略”。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陈氏《西洋史》的旨趣又何尝不是如此？
非凡的史识
胡适曾经指出：“史学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科学的，重在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一方面是艺术的，重在史实的叙述与解释。我们治西洋史，在科学的方面也许不容易有什么重大的贡献。”确实如此，民国时期国人研究西方历史，史料的缺乏是第一大困难。接着胡适就国人的西方历史研究及其方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近年以来，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颇有逐渐上了科学方法的路的趋势；但研究西洋史的学者却没有什么贡献”，“但我们以东方人的眼光来治西洋史，脱离了西洋史家不自觉的成见，减少了宗教上与思想上的传统观念的权威，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我们正多驰骋的余地。试看今日最通行的西洋通史只是西洋人眼光给西洋人做的通史。”
然而在胡适看来，“陈衡哲女士的《西洋史》是一部带有创作的野心的著作。在史料的方面他不能不依赖西洋史家的供给。但在叙述与解释的方面，她确实做了一番精心结构的工夫。这部书可以说是中国治西史的学者给中国读者精心著述的第一部《西洋史》。在这一方面，此书也是一部开山的作品。”胡适与陈衡哲的交情颇深，评价之中难免有溢美之词，但陈氏确实有他人所不具有的雄厚史学基础，从陈衡哲所做的历史论断来看，确实来自于她的深思熟虑，而非西洋人的眼光，是具有一家之言的，体现的是一种“独断之学”。
限于篇幅，这里只举一例说明。比如陈衡哲就拿破仑所做的历史评价，便显示了她的超人卓识。她指出，“拿破仑之以法国革命精神宣传于欧洲各国的真正目的，是很难说的，但我们若知道他对于这个精神所索的代价，便觉得有点不能恭维他了。原来他表面虽打着宣传自由平等的旗帜，而其中却怀着搜刮钱财及招募军队的目的，俾他的黩武事业，可以靠着各国人民的血汗而成功。这个代价是何等重大呵！因此法国革命的精神虽曾跟着拿破仑的马蹄走遍了欧洲的大半，但这只可以说是他的穷兵黩武的旁产品，不是他的至诚目的。但法国的人民，却已深深受到他的愚弄了。”论述的平易与朴实，丝毫掩盖不了陈衡哲对历史问题分析的深刻性和敏锐性。这个论断，在同时期的其它历史教科书中，是很难发现的，即使今天编写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中对于拿破仑的评价，与陈衡哲的论断相比，并不显得有多精邃。
再如，考虑到战后国人对西洋文明普遍崇敬，陈氏对一战所充分暴露出来的西洋文明的扩张性与侵略性给予了重点揭露。陈衡哲在谈到缘何编写《西洋史》时说：“我们至少应该使人们知道，国际间的混乱状态，不但不是西洋文明的精神，并且是他的一个大缺点。但是把这个状态当作西洋文明的要素的，正大有人在。我们眼见西洋历史受这个委曲，真不能袖手不管了，真不能不起来尽一点解释的责任了。”这里的用意很明显，目的在于纠正国人对于西洋文明过于崇敬的偏颇心态，希望国人对于西洋文明，能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出于对一战的深刻反思，陈氏极力在《西洋史》中渗透对世界和平的追求与向往。比如，陈氏在书中对“海牙的和平会”、“国际联盟”、“洛氏基金团”、“卡匿基基金团”、“诺贝尔奖金”等有益于国际和平和国际学术及慈善事业的组织的建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指出这些国际活动虽都尚在萌芽时代，但他们是“世界文化的一个最大希望，也即是二十世纪历史上一件最足自荣的事”。不过，她又认识到帝国主义是实现世界和平的最大障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世界，战争的危险比和平的趋势更为明显。陈氏虽然希望世界走和平的道路，但对并不太和平的世界局势颇为忧虑。这正是陈氏写作《西洋史》的旨趣所在：一是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发动的战争；二是揭露西洋文明易被人忽视的“侵略性”的缺点。
清末黄遵宪提倡“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与民国大多数缺乏新意的历史教科书相比，陈衡哲的《西洋史》恰恰正是“我手写我口”典范，是“一部很用气力的著述”。正如胡适所赞誉的：“西洋史要这样做方才不算是仅仅抄书，方才可以在记述与判断的方面自己有所贡献。”　□何成刚
放至今日仍是一流水准
看到东方出版社重版的赵迺抟(廉澄)先生《欧美经济学史》，感慨万千。最早知道赵先生的名字，还是好多年前，偶然有机会碰上上海书店影印出版的全套《民国丛书》。我就先挑第一编里的第一种来看，正是这本《欧美经济学史》。一看之下，大为震惊，不知这赵迺抟是何许人也，五十余年前竟然就有这等眼界，阅读广博，评价中肯，其书放至今日仍是一流水准！
赵迺抟是北大老教授，在北大教书五十五年，但为人低调，解放以后更是不发一文，所以知道的人并不多。这本《欧美经济学史》是赵先生解放前在北大上课用的讲稿，用过很多次，终于在1948年改定，由上海正中书局出版。由于战乱，这本书还没来得及发行，所以国内极少能看到。后来正中书局迁到台湾，这本书的版子亦被带到台湾，出版又再版八次以上，风靡一时。
1930年，赵迺抟在哥伦比亚大学靠着研究英国早期经济学家理查德·琼斯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旋即归国，受聘于北大，规格极高。赵到了北大以后，主要就是讲课，一方面讲中西经济思想史，一方面讲最新的经济理论如商业周期等。但他既不对公众演讲，也不写论文，整整五年里，只是把在美国读硕士期间写的笔记“消费者的信贷”译成中文交《独立评论》杂志发表。这种工作业绩，放至今天，恐怕是要丢掉饭碗的吧。
以后几年，赵迺抟稍微多写了几篇论文，如《价格经济学》、《白银问题之讨论》、《商业循环之理论》等，都发在当时的学报上，也不是影响力更大的公共媒体。1936年的时候，赵迺抟写了一篇纪念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一百六十周年的论文，发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季刊》上面，从中可以看出他对斯密以及斯密前后时代思想背景的熟稔程度。自从严复翻译《原富》以来，国人谈及经济，动辄亚当·斯密如何，但从未有人把斯密思想解释得如此清晰明白。我们今日对斯密的研究，大抵仍是赵迺抟的水平，而且他提及的一些一手文献，今日反而不大有人会读到了。
抗战爆发，北大与清华等名校纷纷西迁，先是长沙，后至昆明，赵迺抟亦随之西迁，参与组建了西南联大。在昆明，赵迺抟课余就在滇南的鹅塘小屋边开始写《欧美经济学史》。
经济思想这门学问独立出来是十九世纪末的事情，传到赵迺抟那时候不过数十年。梁启超很早就通过日本资料编写了《生计学学说沿格小史》，这是他的天赋。但梁著毕竟粗率，加上几十年过去，经济思想又有很多新发展。当时多数经济思想史教科书写到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以后，以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发展来完篇，非常流行的法国人基特的《基特经济学》便是如此。
但是赵迺抟意识到这点不准确。二十世纪以后，纵观学理论，英国有英国的发展，德国有德国的进步。特别是奥地利和美国，更有令人刮目相看的革新。奥地利经济学以门格尔为代表，挑战德国历史学派，发展出自己一整套主观经济学，人称“奥地利学派”，不容小觑。美国的经济学也在二十世纪初异军突起，成为“制度经济学”的重镇，同时还有费雪的货币理论，米契尔的经济周期理论，都是赵迺抟亲身感受过的，不可能视若无睹。
通过这些年的中西文献阅读，赵迺抟深知国内学者对西方思想家了解的片面性。他们往往只知道一个学者的只言片语，不了解生平，也没读过其他专著，就敢对这些学者指手画脚。所以，赵迺抟一心想把这本书写成一本详实可靠的教科书。即便不够详细，学生也能按图索骥，找到准确的知识。
赵迺抟把这本书改了十年，讲一遍，改一遍。抗战胜利，还都北京，赵迺抟终于完成这本书。他还特地在这本书后留下三篇附录，是三张书单，分别介绍欧美经济学史、中文欧美经济学史参考书和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之文献。从时间来看，赵迺抟提及几乎所有最新西文文献。从经典程度来看，赵推荐的分析古典思想的专著和论文，至今仍有重大参考价值。1948年，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尚未问世，这部《欧美经济学史》应是当时最前沿的教科书或者专著之一了。
赵迺抟在四十年代为报纸写过不少文章，批评当时的通货膨胀，这也是他最后一次表现出关心时政的态度。解放以后，赵迺抟主动放下了笔，开始安安心心地教书和搜集文献。他在北大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和“价格理论”，试图婉转地表达自己对西方经济学的看法，可是从来没有引起过领导们的兴趣。
很快，西方经济学或者“经济周期”这样的课也没法开了，赵迺抟索性躲入纯粹的经济思想研究中去，为北大聘来了王学文、薛暮桥、郭大力、千家驹等精通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者，丰富了北大的经济学研究。
赵自己在做什么？一直要到八十年代，人们才慢慢得知，原来赵迺抟在编写一本关于经济史料的书，名为《披沙录》，已经编了数十万字。赵迺抟的《披沙录》准备分五卷。第一卷搜集历代《食货志》、《十通》、《明经世文编》和《皇清经世文编》的资料，第二卷是《春秋战国至汉初诸子经世思想》，篇幅极大，都是一点一点抄录下来，在八十年代终于问世。据说，赵先生也早已编好后面三卷，《唐宋元明清经世思想》和《通鉴中的经世思想》和《历代本纪及列传中的经世材料》，但是出版社那里迟迟出不来。
我常常感慨，赵先生留给我们的东西太少，他自己的东西更少。《披沙录》是材料汇编，是史料手册，无数学者正用它来做研究。《欧美经济学史》是教科书，我相信它在今天仍有极高的价值，鼓舞年轻学子贪求古典经济学知识。
我看过一张赵先生的照片，应该是他晚年的情景了，一群学生围坐在他周围，赵先生银髯飘摆，红光满面，这幅场景应当是他一生经历和追求的生动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