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韩戍：辩证法统治术之下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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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戍：辩证法统治术之下的知识分子时间:2010-09-03 14:50 作者:韩戍点击:353次
1945年秋，以赛亚·伯林以英国外交部官员的身份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他与两位声名卓著的天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及阿玛赫托娃有过一系列的私人会见。1956年，他再度访苏，在有限的四个星期里，尽可能地从各个角度捕捉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发生的并不显著的变化。这一系列访苏回忆文章以及递交给当时英国外交部的书面报告，在他逝世后被亨利·哈代编纂成集，这就是《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之下俄国的文化》一书。
作为犹太人的伯林和俄国素有渊源。他生于沙俄治下拉脱维亚的里加城，幼年曾在彼得格勒目睹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尽管他十几岁即随家迁往英国，但俄国的成长经历和自幼对俄国文学的熟谙，使他怀有颇深的俄国情结。他的名著《俄国思想家》，是研究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经典之作。他对苏俄知识阶层更是兴趣不减，铁幕后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成为他一生中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
作为“知识分子”一词的发源地的俄国，其知识分子所经受的苦难，在世界史上是数一数二的。在沙皇时代，他们是一群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因其对自身贵族血统的完全背叛，使他们遭受鞭笞、流放和杀戮的命运。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统治的极端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或死亡几乎完全取决于统治者随意的个人好恶，且不说自由言论，就连保持沉默都成为不可企及的奢侈。因此，与当时自杀或被害的知识分子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相比，伯林会见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玛赫托娃显然是幸运的少数派。不过，虽然暂时得以保全，却几乎是仅以身免，创作生命被人为扼杀，与国外彻底隔绝，终日生活在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战战兢兢和莫名恐慌之中。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伯林，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了解铁幕之外一切的最佳窗口，伯林也借着他们来生动直观地体察苏联知识分子的心灵和命运。他发现，像帕斯捷尔纳克和阿玛赫托娃这样的知识分子，虽然历尽苦难，却仍然保持着灵魂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甚至对社会仍有所批判，如阿玛赫托娃，虽然家破人亡，却从未对斯大林的极权统治有丝毫赞颂之语；帕斯捷尔纳克更是对伯林说，“俄国就像是一艘奴隶船，党员就是监工”，俄国所有的一切都让人厌恶，像一个猪圈，令人作呕。他们仍在隐秘中进行创作，期待有一天自己的作品可以重新面世。他们还相信自身的历史意义，笃信自己承担着重大历史使命。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脚下的土地有着水乳交融般的情感，无论何种统治，都可以暂时忍受与沉默，不会背离祖国。这种与俄罗斯民族荣辱与共的情绪与赫塔·米勒的“哪里有齐奥赛斯库，哪里就是异乡”相去甚远，让伯林颇为震惊。
伯林对这些苏俄知识分子的态度，其中既有仰慕又有同情的成分。正因同情，使得他不仅仅停留于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印象描述，而是进一步分析摆布、迫害、禁锢这些知识分子的极权主义文化。就宏观方面而言，这种极权主义文化无疑和意欲解决我们是谁、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由谁统治等问题的一元论大行其道有关，就实际层面而言，伯林将其归结为斯大林个人高超的统治权术。此种统治权术被他称为“人为的辩证法”，表面看来是为了解决革命过后党员、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过分狂热或激情消退的问题，深层原因是为了维护个人或集团的专制统治。
以二战时期为例，当1941年国家体制看上去还算平稳的时代，人们被允许自由表达爱国主义情感，知识分子被允许有限地自由创作，以纾缓前些年大清洗的普遍禁锢和压抑。当二战胜利，国际威胁减轻，苏军回国带回自由文化的时候，当局则又开始紧张，重新灌输意识形态学说，强迫知识分子屈服，对全体民众实行再教育。在需要斗争的时候，此种统治术表现为，敌人势力强大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待取得胜利之后，再对统一战线内的异己进行瓦解击破———当然，这里所谓的异己，在国内已经不存在敌对政治势力的情况下，只能是广大知识分子。伯林认为，斯大林对此种手段的娴熟使用，导致国内政策变动不居，将知识分子搞得疲于应对，无法揣摩，不知所措。最主要的是，他的统治亦会因此变得铁桶般稳固，即使斯大林去世，还有可能出现更多的斯大林，只要精于此道，极权主义的巨轮便可安然无恙地行驶下去。
因此，很难说伯林的态度是乐观还是悲观的。他一方面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有信心，认为他们的精神不死，一方面又对束缚他们的斯大林式统治术的威力感到忧虑。此种忧虑，虽然被1990年的冷战结束大大冲淡，但是渊博而睿智的伯林可能不会不注意到，在世界上还有其他地方和俄国的情况绝相类似。在那里，知识分子经受的苦难甚至比俄国还深重，虽然也已走出，但是元气还远未恢复，仍然存在着虽然微弱却不容忽视的变相“人为辩证法”的阴影。
遗憾的是，因为存在着语言隔阂、文化隔阂、地域差异以及缺乏亲身经历，伯林不会选择这些地方为著述对象。另一种可能是，这些地方没有像俄国那样，涌现出为数众多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大知识分子，这些地方的压制也是青出于蓝，更为“巧妙”。不过，就历史惊人的相似性和普遍性而言，由一斑可以窥全貌，《苏联的心灵》作为一部经典的历史文本，代表性已经足够了。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0-08-29
[文章来自共识网：http://new.21ccom.net/articles/read/article_2010090317676.html ]
1945年秋，以赛亚·伯林以英国外交部官员的身份访问苏联。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他与两位声名卓著的天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及阿玛赫托娃有过一系列的私人会见。1956年，他再度访苏，在有限的四个星期里，尽可能地从各个角度捕捉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发生的并不显著的变化。这一系列访苏回忆文章以及递交给当时英国外交部的书面报告，在他逝世后被亨利·哈代编纂成集，这就是《苏联的心灵：共产主义之下俄国的文化》一书。
作为犹太人的伯林和俄国素有渊源。他生于沙俄治下拉脱维亚的里加城，幼年曾在彼得格勒目睹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尽管他十几岁即随家迁往英国，但俄国的成长经历和自幼对俄国文学的熟谙，使他怀有颇深的俄国情结。他的名著《俄国思想家》，是研究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精神史的经典之作。他对苏俄知识阶层更是兴趣不减，铁幕后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成为他一生中持续关注的重要问题。
作为“知识分子”一词的发源地的俄国，其知识分子所经受的苦难，在世界史上是数一数二的。在沙皇时代，他们是一群民粹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因其对自身贵族血统的完全背叛，使他们遭受鞭笞、流放和杀戮的命运。在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统治的极端时期，知识分子的生存或死亡几乎完全取决于统治者随意的个人好恶，且不说自由言论，就连保持沉默都成为不可企及的奢侈。因此，与当时自杀或被害的知识分子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相比，伯林会见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玛赫托娃显然是幸运的少数派。不过，虽然暂时得以保全，却几乎是仅以身免，创作生命被人为扼杀，与国外彻底隔绝，终日生活在不能决定自己命运的战战兢兢和莫名恐慌之中。
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伯林，对他们而言，无疑是了解铁幕之外一切的最佳窗口，伯林也借着他们来生动直观地体察苏联知识分子的心灵和命运。他发现，像帕斯捷尔纳克和阿玛赫托娃这样的知识分子，虽然历尽苦难，却仍然保持着灵魂上的自主性和独立性，甚至对社会仍有所批判，如阿玛赫托娃，虽然家破人亡，却从未对斯大林的极权统治有丝毫赞颂之语；帕斯捷尔纳克更是对伯林说，“俄国就像是一艘奴隶船，党员就是监工”，俄国所有的一切都让人厌恶，像一个猪圈，令人作呕。他们仍在隐秘中进行创作，期待有一天自己的作品可以重新面世。他们还相信自身的历史意义，笃信自己承担着重大历史使命。最重要的是，他们对脚下的土地有着水乳交融般的情感，无论何种统治，都可以暂时忍受与沉默，不会背离祖国。这种与俄罗斯民族荣辱与共的情绪与赫塔·米勒的“哪里有齐奥赛斯库，哪里就是异乡”相去甚远，让伯林颇为震惊。
伯林对这些苏俄知识分子的态度，其中既有仰慕又有同情的成分。正因同情，使得他不仅仅停留于对苏联知识分子的印象描述，而是进一步分析摆布、迫害、禁锢这些知识分子的极权主义文化。就宏观方面而言，这种极权主义文化无疑和意欲解决我们是谁、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由谁统治等问题的一元论大行其道有关，就实际层面而言，伯林将其归结为斯大林个人高超的统治权术。此种统治权术被他称为“人为的辩证法”，表面看来是为了解决革命过后党员、知识分子和民众的过分狂热或激情消退的问题，深层原因是为了维护个人或集团的专制统治。
以二战时期为例，当1941年国家体制看上去还算平稳的时代，人们被允许自由表达爱国主义情感，知识分子被允许有限地自由创作，以纾缓前些年大清洗的普遍禁锢和压抑。当二战胜利，国际威胁减轻，苏军回国带回自由文化的时候，当局则又开始紧张，重新灌输意识形态学说，强迫知识分子屈服，对全体民众实行再教育。在需要斗争的时候，此种统治术表现为，敌人势力强大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待取得胜利之后，再对统一战线内的异己进行瓦解击破———当然，这里所谓的异己，在国内已经不存在敌对政治势力的情况下，只能是广大知识分子。伯林认为，斯大林对此种手段的娴熟使用，导致国内政策变动不居，将知识分子搞得疲于应对，无法揣摩，不知所措。最主要的是，他的统治亦会因此变得铁桶般稳固，即使斯大林去世，还有可能出现更多的斯大林，只要精于此道，极权主义的巨轮便可安然无恙地行驶下去。
因此，很难说伯林的态度是乐观还是悲观的。他一方面对俄罗斯知识分子有信心，认为他们的精神不死，一方面又对束缚他们的斯大林式统治术的威力感到忧虑。此种忧虑，虽然被1990年的冷战结束大大冲淡，但是渊博而睿智的伯林可能不会不注意到，在世界上还有其他地方和俄国的情况绝相类似。在那里，知识分子经受的苦难甚至比俄国还深重，虽然也已走出，但是元气还远未恢复，仍然存在着虽然微弱却不容忽视的变相“人为辩证法”的阴影。
遗憾的是，因为存在着语言隔阂、文化隔阂、地域差异以及缺乏亲身经历，伯林不会选择这些地方为著述对象。另一种可能是，这些地方没有像俄国那样，涌现出为数众多的具有世界影响的大知识分子，这些地方的压制也是青出于蓝，更为“巧妙”。不过，就历史惊人的相似性和普遍性而言，由一斑可以窥全貌，《苏联的心灵》作为一部经典的历史文本，代表性已经足够了。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10-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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