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 -

古远清：大陆赴台文人沉浮录
2010-05-28    古远清    文汇报    点击: 1135

1980年，林海音(左一)在家中与齐邦媛(前排右二)、白先勇(后排右三)等文友合影

叶公超晚年以画竹抒发抑郁心境
“大陆赴台作家”一般是指上世纪40年代后去台湾的作家，其中有的在大陆已经成名，如胡适、梁实秋、叶公超；有的在大陆只是有点小名，到台后基于各种原因而名声大振，如陈纪滢、尹雪曼；个别的赴台后才正式登上文坛广为人知，如柏杨；少数是由大陆到台湾再到海外定居的，如谢冰莹、於梨华；也有由大陆到海外再到台湾定居的，如苏雪林。
这些几乎被人遗忘的赴台作家，无论在大陆现当代文学史上还是台湾当代文学史上，均有他们各自的地位和著述。他们的曲折与沉浮，记录了这一群体的飘零命运。
——编者
胡适——把“中研院”办成普林斯顿
结束整整九年流亡生活的胡适，于1958年4月8日经旧金山回到台湾。胡适回台一个重要因素，是他读中国公学时的老师王云五力劝其归台任“中研院”院长。
胡适对“中研院”情有独钟。还在大陆时期，胡适就是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流亡海外后，胡适受朱家骅之托，为研究院争来一笔可观的资助金。他还于50年代中期，在纽约主持召开过研究院海外院士会议。
1958年4月10日，胡适正式就任“中研院”院长。在简朴的就职典礼上，蒋介石在祝词中大加赞扬胡适“个人之高尚品德”，胡适听后不以为然，直陈道：“‘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胡适一直坚持实话实说的原则，这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
对蒋介石要胡适把“中研院”办成“反共抗俄”的阵地一事，他也委婉地作出回应：“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研究院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暗指不走蒋介石所指定的政治之路。胡适不愿意政治主宰学术，一再强调独立发展学术，建立独立的学术环境。
胡适不仅自己在学术上独树一帜，而且在做学术领导工作方面，也显出很高的才能。他痛感人才流失严重：出去深造的学生中，百分之九十五不愿回来服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胡适草拟了十一条措施加以补救，其中有拨专款、设立“研究补助费”、所有研究机构的学术刊物经费由政府承担等项。几经力争，“行政院”在核准这笔预算时，还是压缩了一大半。
无论是学术威望还是领导才能，胡适均有极大的号召力。台湾文化界在胡适所标举的科技振兴工程的感召下，个个雄心勃勃。胡适也果然不负众望，他在海内外积极搜罗各种人才，并为年轻一代新任院士耗尽心血。举凡申请经费乃至会务安排，他都要亲自过问。他最大的目标是把“中研院”办成普林斯顿研究院那样有国际声望的学术机构。
为了实现这一计划，胡适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对“中研院”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他从小事做起，以身作则作出示范：按照傅斯年在研究院留下的好习惯，不准研究人员在研究院宿舍打麻将，并把喜爱打麻将的胡夫人安排在别的地方打。他对研究院发的充满官腔官调的文件很不满。他说：“这班院士是我的老朋友，我想在稿子上添上‘吾兄’两字，却无法添入。他们都是学术界的人士，也看不惯这样的公文。这样的公文连一点人情味也没有，而且我们的‘中研院’不是机关，应尽量避免用公文。”在胡适的指示下，院部文件多用私函发出，并由他亲自签署。他还提醒下属凡用他的名字签发的普通回信，不要用衙门气十足的“胡院长”，而改称“胡适之先生”，体现了一种在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精神。
胡适的用人标准不是政治第一，而是学问第一。研究院数学研究所有一位出类拔萃的研究人员刘登胜，1960年赴美深造时，因其父反对现政权而被国民党镇压，“台湾警备司令部”不许这位有问题的儿子出境。胡适得知这一消息后，亲自向陈诚写信，要求实行“罪人不孥”的法意，“不可因为父亲犯罪而剥夺他的儿子出国进修的难得机会”。另有一青年数学家项武忠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所每年三百美元的奖学金，另有两千四百美元的银行存款作保证金，可美方认为此人财力不足，不能赴美。胡适闻此消息后，亲自为其作担保，使项武忠顺利实现赴美深造的美梦。胡适如此爱惜人才和提拔后进，不怕花自己的时间为他人作嫁衣，使台湾学术界许多人都称赞他办事秉公和不拘一格降人才的作风。
胡适于1962年2月24日往南港主持研究院院士会议，由于过度兴奋和激动，在酒会刚结束时便仰身倒下，后脑先碰着桌沿，紧接着重重地摔在水磨石地板上，从此再没醒过来。
胡适的身后虽然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可他去世后除遗下几大箱书籍及四五大包、一尺多厚的未完稿外，留下的遗产只有一百三十五美元。
胡适死不瞑目的是晚年未能回故乡安徽绩溪，不能重游大陆山河，以致生前看到台湾的自然景观，就会与人谈起故乡的景色，每逢台湾过端午、中秋，也会谈起大陆的人情风俗。为了弥补生前未回大陆的遗憾，他在遗嘱中有一条是说将自己留存在大陆的一百零二箱书籍全部捐赠给他洒过多年辛勤汗水、也使他一举成名的北京大学。
叶公超——达官名士亦苍凉
“水木清华地，文章新月篇。”叶公超之所以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一席地位，这和他在清华任教时从事创作，尤其是加入新月社的文学生涯是分不开的。
叶公超，1904年生于江西九江，名崇智，字公超，英文名George（乔治），广东番禺人。1925年获美国麻州爱默斯特大学学士学位。1926年获英国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叶公超在北京大学及北京师范大学主讲西洋文学，兼任北京《英文日报》与《远东英文时报》编辑。
他初到北大任教时，年仅23岁。这时他有两个得意门生，其中冯文炳（废名）比他大4岁，另一弟子梁遇春（秋心）小他两岁。他上课时十分注意仪表，梳得发亮的头发配上含在嘴里的烟斗，显得风度翩翩，十足的绅士派头。再加上他授课时一口流利的英文，简直叫学生听出耳油，下课后还不愿离开教室。
1926年春，叶公超参与创办新月书店，同年任上海暨南大学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馆长。1928年3月，《新月》月刊创刊，由诗人徐志摩任主编。叶公超在《新月》上发表的文章不是论争而是书评，这些书评用简约的文字介绍海外新出的名著，从出版界到著作家的重要信息，使读者及时了解世界文坛的现状和走向。1928年夏，叶公超为“新月”编辑出版了《近代英美短篇散文选》，另与闻一多共同编选《近代英美诗选》。
1937年抗战号角吹响后，“学术擅中西”的叶公超先是担任“长沙临时大学”外语系主任。1938年5月，该校迁往昆明，改名为西南联大，叶氏又任该校外文系教授。1938年春，为维护西周重器毛公鼎不落入敌伪之手，“才高自是气雄豪”的叶公超应其叔叶恭绰之邀，置个人安危于不顾，独自由云南到上海处理此事，以致被日本宪兵拘捕，投入监牢四十九日，幸毛公鼎未被搜出。
叶公超结束十四年的杏坛生涯后，投笔请缨从政。在派往新加坡工作时，日军南侵后滞留新加坡，他组织了“星、马华人反侵略动员委员会”，所乘兵舰曾遭日鱼雷击沉，幸好被渔民救至爪哇。他冒着敌人炮火从印尼返回陪都重庆后，在记者招待会上侃侃而谈，对打败德国法西斯充满了信心，把星、马的抗日活动描绘得有声有色，流露出一股浩然之气。不久他被派往伦敦任中宣部驻英办事处处长，他的外交才能开始有了展示的机会。
叶公超厌恶假话，故他从政多年，并未完全被政客那一套做人准则所同化。他于1954年3月对新上任的“中央日报社社长”阮毅成说：“我办外交，你搞宣传，都是放错了地方。”“外交和宣传，对自己有利的事，皆要尽量夸张，也就是要能说大话。对不利于自己的事，皆要尽量隐讳，也就是要常说假话。这两者，皆非你我所长者也。”叶公超最看不惯的是伪君子、假道学、小官僚与情报贩子“利用市井小人，以打击正人君子”。他常写的联句是“爱管是非生性直，不忧得失此心宽”。
1961年叶公超奉调回台湾后，因怀才不遇和受到蒋介石罢黜的委屈之心，心情甚为忧郁。他的后二十年以练书法和绘画打发时光。他曾对昔日好友梁实秋说：“怒气写竹，喜气写兰。”又由于画竹更能抒发他的抑郁心境，故他写竹多于写兰，曾以小幅赠梁实秋。他的书法深得褚遂良神髓，尤喜录陆放翁、王安石的诗。题竹诗曰：“未出土时先有节，到凌云处总无心。”别人向他求画，他爱写的对联为：“读史难通今日事，闻歌不似少年时。”其孤独心境可想而知。晚年他曾说：“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有时写些格律诗，如下面一首是写给他的老友阮毅成的诗：毅成兄以其所著寄赠，一夕读竟，益增异地怅望乡邦之思。
一篇说尽临安事，山外青山楼外楼。
展卷凄然怀故迹，年年望断是神州。
叶公超在1981年11月20日发表在《联合报》上的《病中琐忆》中说：“回想这一生，竟觉自己是悲剧的主角。一辈子脾气大，吃的也是这个亏，却改不过来，总忍不住在发脾气。有一天做物理治疗时遇见张岳公，他讲：‘六十而耳顺，就是凡事要听话。’心中不免感慨。”
正因为他的心情欠佳，身体竟一天天消瘦下来，眉宇间有一股无法描述的萧索之情，与当年陪同美军顾问团在花莲围猎山猪，在射击场与美军展开竞赛时的豪情逸兴判若两人，故梁实秋这样形容叶公超的余年：“情况相当落寞。”
1981年11月20日，叶公超因心脏病复发在台北荣民总医院安息，享年78岁。同年12月2日，台北华视以“奇才叶落”为题邀请黄少谷、钱穆、杭立武、李国鼎等人演讲叶公超其人其事。他们均认为：叶公超生在国家的忧患时代，投身于世俗的官场之中，可他又难改书生意气，这正是他成为“悲剧主角”的主要原因。难怪程沧波在送他的挽联中说他“苍凉身世又谁知”，这真是他晚年抑郁心境的最好写照了。
林海音——敞开客厅欢迎四海文人
林海音生于日本而在大陆成长，但她写的作品只是北平童年生活的悲欢回忆，其内容不是历史文化就是人情风俗，并没有什么“战斗意识”。再加上她和夫君夏承楹（何凡）1948年11月赴台，并不像许多人一样是随“国军”或工作单位去的，而是自己决定要来。何况到台湾对“番薯人”林海音来说，就是回苗栗县老家。
从北京城南走来而在台北发亮发光的林海音，又有别于分离主义者。她支持乡土文学，却不赞成狭隘的乡土观念。她年轻时出于某种特殊原因还把自己的台湾籍贯改为父亲的出生地广东，后又改为母亲的出生地福建。
和在省籍问题上难将林海音准确定位一样，林海音的文人身份也不好用作家或编辑家乃至出版家的名称将其一锤定音。林海音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及其多样化的文学实践，很难用简单的二分法将其收编。如果硬要给她划分派别，还不如称这位“台湾姑娘、北京规矩”的作家为“自由派”更为恰当。
林海音强调的是文艺的纯文学价值，在这种观念支配下，作为唯一台籍的大报主编的她，选稿时并不注重作者的籍贯，而着重文本的艺术价值。这种价值取向使《联合报》副刊一度成为显示本地作家创作成果的大展台。在林氏主持《联合报》副刊期间，在该报先后出现过的“跨越语言”的第一代作家就有施翠峰、廖清秀、钟肇政（笔名钟正）、文心等人。后来，陈火泉、郑清文、林钟隆、郑焕、庄妻、钟理和以及笔名“奔炀”的张良泽等人也纷纷在该报亮相。对这些稚嫩但生活气息甚为浓厚的作品，林海音总是帮其润色达到文字流畅的地步加以发表。此外，当今文坛重镇黄春明、林怀民、七等生等人，也受过林海音这位“文坛保姆”的哺育。至于林海音与素昧平生、一直到后来也从未谋面的投稿者钟理和的关系，更是成了文坛佳话。钟理和一生的作品，百分之九十都在《联合报》副刊发表。他后来知名度大幅度提高，以至其作品成了乡土文学经典，正与林海音慧眼识新人分不开。
离开《联合报》副刊后，林海音独立创办由自己当老板的文学杂志《纯文学》，她采取超然的立场，在办刊物时能突破意识形态的藩篱。为了不使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台湾中断，林海音勇敢地冲破当局不准宣传大陆文人的禁区：从1967年2月起，在《纯文学》开设“中国近代作家与作品”专栏，共介绍了庐隐、周作人、凌叔华、郁达夫、俞平伯、朱湘、鲁彦、孙福熙、孙伏园、夏丏尊、罗淑、戴望舒、许地山、沈从文、朱自清、老舍、宋春舫、徐志摩等十八位作家的四十九篇作品。她认为老舍等人是纯文学作家，应该从尘封的书橱中拿出来介绍。在介绍时，她还主动邀约一些同时代的作家或大陆作家在台的友人以及研究者写评介文章。
林海音主编的《纯文学》，属民间文坛的一块重要园地。她和夏承楹所组成的夏府客厅，更是一个文艺中心。这一“中心”的形成，与林海音的热情豪放、喜交天下朋友的性格不无关系。她向往热闹的生活，乐意帮助朋友，敞开大门欢迎五湖四海的文人到她家做客。不管是主流作家或非主流作家、文学新人或文坛前辈，只要来到林海音的客厅，都会在这位“资深美女”的可亲笑容中找到位置。在闹中取静的环境中用过林海音做的涮羊肉之后，作家们常常不拘小节，置身于藤椅上，把腿伸得长长的。在爱吃能玩、更爱朋友的女主人营造的自由宽松气氛中，聊天的来客自然不会受“戒严令”的束缚。美丽而充满活力的林海音，每次请客就像写文章那样精心构思：从邀请名单到菜谱，从朗诵作品到摄影留念，均苦心经营，使大家到了这里少谈政治多谈艺术。在来客留言簿上常看到齐邦媛、罗兰、琦君、王文兴、余光中、隐地、杨牧及其他省籍作家的名字，由此窥见小圈子倾向的破除。
难怪有人说：林海音的客厅，“就是台湾的半个文坛”。这文坛，显然是各种派别的无序组合。向往自由而更讨厌规范的海外作家，到这里都有宾至如归之感，以至感叹好像只有到了夏府的客厅，参加林派的聚会，“才像回到了台湾”。
《几度飘零》
古远清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