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历史只能停在57年以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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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历史只能停在57年以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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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历史只能停在57年以后吗？
萧一湘（83岁）
许多反思历史者，好像有一条界限，只能停留在57年后，好像经验教训都是以后的。割断的历史不是历史。笔者且从三大改造研究起：
一个真实的三大改造运动
——（农业、手工业、私营工商业改造）
1952年土地改革后，毛 泽 东为了保证工业化资金来源，又达到消灭资本主义又堵住贫富两极分化的新资本主义再产生的一箭三雕的目的，认为除了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生产力是不能获得最好的发展。便急于对农业、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经过30年的实践检验，个人且从微观的一个地方（湖南常宁市）的历史来反思，却又是一番景象了。
1、金光大道？血溅斗笠？―――农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互助组本是我国优良的传统(农业生产互助组简称)
农业“互助组”。这本不是新鲜专利发明，它是农耕社会的农民在家族结构下为了生存、有利生产、方便生活而自发产生的。这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济困扶危的优良品德。但是在小农经济思想、生产力低下水平时代，也只有对这种松散的临时互助组适可而止。
1951年底，土改试点刚结束，在发展临时互助组同时，即于回龙乡开始组建常年互助组，以平等互利、等价交换原则，或以工换工，或以工资支付劳力。1952年土改结束后继续到1954年5月临时互助组已发展到73,831户。但常年互助组只是3,711户。1955年加快转为初级社或高级社，互助组实际存在时间不长。
一个心理学常识竟然被许多人忽视了（初级社(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
1953年3月，唐礼开初级农业合作社成立于大立乡，入社农户12户，51人，86亩水田。
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组织原则：土地、耕牛、农具，全部折价入社作股，统一经营、统一分配、按劳取酬、按股分红，相当于股份制企业吧。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给予照顾。
这本来算是理想社会的超前设计，但是“真理只要再多上前半步便成谬误”还是一条很实用的哲学。对文化传统、文化素质、科学技术、营运资金都很落后的乡村、农业、农民，要求他们马上来办现代化的股份制企业形式，自然不论思想、管理、技术上都跟不上来。连办点上的常年互助组都还未见成果，就急于向高级社形式发展，农民思想弯子还未转过来，又急于快马加鞭，小社并大社，低级转高级。特别是中农和上中农，他们的生产条件较为优越，如土地较多较好，耕牛农具设备较全、资本也较宽裕，生产经验也较熟练，特别是他们的土地都是亲自或者祖辈们的汗水一点一滴积攒起来的，是他们的命根子，也是他们祖祖辈辈追求的温饱生活目标。一旦交公，虽然说得好听，但他们祖祖辈辈从来没见过，有怀疑、不相信、甚至有抵触，这本来就是人之常情，轻率地一呼即应，倒显得奇怪。
不料当时领导者根本不考虑这些因素，反认为你们不听话，就是“资本主义思想”就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就要挨整。
唐礼开初级社，1953年3月才建起来，到年底就升级高级社，由一个才12户的尚未站住阵脚，就剧增到196户，800多人，经营上千亩的土地。下设四个分社，真够“气魄”。
以一个文盲农民，一下子就要他掌管几百上千的人，成百上千亩以上的耕地的企业，而又是生产、生活统一管理。产生成本高、工效低、管理混乱都是情理中事。
又由于强调阶级路线，几乎所有社长都是贫农。贫农又乏耕作技能，更无当家经验；中农又不服气，我的田地交你管，我放心吗?互相还没合手，社合心未合，从哪里去有心增产?
上下都吹合作社优势，能增产，其实国家政策、肥料、资金、技术等各项优惠，干部力量等支援，都往合作社倾斜，即使搞了几个，也是小花盆里栽大树，仅供观赏。但是合作社的规模一直在闪电式变化，农民自己入股的账都还没有弄清，积极性从何而来?干部不报增产，都怕挨批判，谁敢说减产。可惜这个一般的心理学常识，却被许多人忽视了！
赶着鸭子上架 （高级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简称)）
互助组、初级社还未得到一夕安定，上面就来批判搞慢了。互助组、初级社连续跳跃升级，到1955年12月，全县已经办成55个高级社。它由205个初级社和266个互助组，外加一些单干户凑成，实际不过是一哄二诱三压而成。
高级社组织原则：田、土、山林，随人无偿入社；林木、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折价归社，分年偿还，（到后来也就是一句话了）取消土地报酬；由社统一经营，盈利按劳分配，粮食还是人、劳按比例分配，大锅饭就从这时吃起，真正做到“均贫富”、“共产化”了。这实际上剥夺了所有农民的一切所有权。
管理办法：合作社与作业组建立承包合同：包工、包产、包费用，超产奖励。合作社完成征粮、统购、税金、留下种籽、饲料、公积金、公益金，才来分配给社员。为了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分配粮食部分，又按基本口粮加劳动工分来分：采四、六或倒四、六分法，即人口基本口粮占四成或六成，劳动所得部分占六成或四成。
这样一来，人多劳少者，进的粮食多，但拿不回口粮，因为你人多劳少，自然工分少，也就收入不足以交付口粮钱。劳多人少户，虽然可进一点钱，但粮食离够吃相差更远，而且往往进不到现金。而对鳏、寡、孤、独、老、弱、病、残者，更不能不管，便采用“五包”办法（即包吃、包住、包穿、包烧、包葬）。
以如此肩挑牛拉低下的生产力水平，要求一下子办这么多好事，“我下力，你白吃！”哪来这么高的道德水平？果真如此，太平天国就不会才打到南京就互相残杀了，真有缘木求鱼之妄。劳苦一年，分不了几个，谁干？于是矛盾尖锐了。
1955年，由于毛 泽 东批判了中央负责农业的邓子恢同志在农业合作化速度上还是“小脚女人”，越慢越挨打，越快越得表扬，干部的荣辱兴衰甚至安全都在于你能赶上形势与否，即使你不想当官，谁敢冒这个风险呢？于是上下追求高速度，不管问题堆成山。全县到1956年10月，就建成高级合作社795个，消灭了初级社。入社农户108591户，全县当时409，670人，占总人口的96.7％，社平120余户，最大的社到488户，两千多人口，“胜利”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由于一哄而起，多数人感到入社吃亏，赶入社前毁林、卖牛、杀牲畜，生产力尚未发展，生产就先挨当头一棒。刚建成就有人要求退社了。
1958年初，正当已扩大的社还管不了的时候，反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全县又把795个风雨中的高级社兼并成312个大社，又扩大了一倍多，成了每社千余人、千多亩的特大规模，无异雪上加霜。
农村反资本主义运动（简称反资）
余粮统购，土地改革，农民，特别是中农和富裕中农对激进地把田地收归公有的合作化，一时思想转不过弯来，加以土地改革一年后，就搞粮食统购，而且把口粮有统过头的，不仅中农有意见，贫农也产生意见了。认为自己辛辛苦苦劳动得来好不容易，谷子尽扫了出去，心里不安。认为多劳不能多得，懒人反而有福；对某些干部工作作风恶劣，也产生意见。
1957年春夏之间，根据上级指示，对广大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资本主义思想，打击反动派（简称反资），于8月4日训练7000余人骨干，同一支17000余人的宣传队伍，开赴农村开展“四大”：即大鸣、大放、大辩论、大批判，引导群众提出137万多条意见。鸣放出来了，便认定这是“资本主义势力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立即组织反击。共批判斗争1,732人，批判后判刑166人，拘留147人，自杀20人。来了个血溅斗笠。
其实，这些中农都是农村最好的生产力，也是那些贫农向往奋斗的目标，他们再怕做地主富农，但确实想成为一个温饱型的中农，现在看到没有剥削，只是通过勤劳而得温饱的中农也被挨斗甚至成了资本主义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不能不寒心，对将来前途感到迷茫。而另外一批懒惰的人，则看风使舵、吃漂、争抢运动积极分子。一种中华传统的勤劳美德在这里大大贬值了。
农民并不止此，多次自发包产到户，以示反抗，但每次都被压了下去。明斗不过，就来暗的，于是消极怠工，“出门一窝蜂，收工打冲锋。除草赶鸭阵，晒谷鸡成群。”
农民几乎老在田间地头追星星、赶月亮、熬酷暑、战严寒，每个劳动日一般三四角钱，还有仅八分钱者，一年口粮只是原粮400市斤左右，到头来难得填饱肚子，添件新衣裳。妇女解放了，提倡与男人同工同酬，过去女主内，男主外。现在妇女都同男人下地，家内的事一点没减少，外面的事却加了一份。所谓解放实际是等于一人做了两人事。劳动加重一倍，可生活反而加苦多了。
在1952年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不久，所谓“保留富农经济”，接着富农变成了“四类分子”中的老二。所谓“团结中农”，不一年，接着中农成了农村的“资本主义”被斗争对象，不少人还被斗得死去活来，而且已经“余粮”交了国，田地入了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旧剥削阶级永远存在，新剥削阶级不断产出，于是阶级斗争也永远了无终日。贫下中农的自留地里也抓出了资本主义。只有大家守着这个“穷”字，大门口永远挂着“现有贫农”牌子，才能光大明楣似的。情况还未止此，1958年转进人民公社后，大跃进等农村一系列运动，农人一生做了几辈子的事，而享受更吃够了几代人的苦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农业合作化的“金光大道”乎？“血溅斗笠”乎？
２、几把斧头捆到一块什么也砍不了——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常宁手工业有两种，一种是农村农民的农闲家庭副业，这种手工业已随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并入了农业合作社。这里所谈，专指城市集镇的专业手工业。据全县24个集镇统计，1956年前，共有手工业户893户，1643人，最大的手工作坊，也不过是临时请一、二个帮手。1953年，政府以收购、加工、订货办法，解决他们的产、供、销问题。1954年，第一个手工业合作社城关泥木建筑合作社建成，有工人180多人。
1955年底至1956年春，随着农业合作化高潮，手工业也被推进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他们都是些缝纫、铁木机纺织、土染、建筑、竹木器、砖瓦、石灰、雨伞、白铁、土硝、草席、陶器、刻字、棕器、鞭炮及小食店、理发、修理等31个行业，组成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合作小组105个。
他们原来就人少业小，文化低、资金少、设备技术简单、陈旧，改造仅仅把一些个体户织成几个大辫子。1958年，全部并入人民公社组织中，在大跃进时，几乎所有资金被公社调用光了。1961年后，又被划分出来自行核算。几十年来设备、技术几乎没有什么更新，随着机械工业产品的涌占市场，新材料的大量出现，这些手工业产品质劣价高，日益被淘汰，人又老了，原有手工业社都已瘫痪，以致绝大多数工人生活都陷入困境。
３、 小本生意分分合合反成了国家包袱——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1952年，全县城关、柏坊、荫田、洋泉、板桥等30个能征税的市场，共有私营工商户3,208户，稍微资本较多雇工也没有超过十人的，也不过两三户，从业人员4441人，资本21.69万元。其中工业807户，（含手工业户，实际私营工业不过9户，也不过是些小作坊而已。）商业1407户，摊贩934户，另外12个小集镇，每地不过两三户，共经营三十几个行业。
1954年随着国家工业建设的加速，粮、棉、肉供不应求，国家对粮、棉实行统购配给，对牲猪实行派购配给，因此市场随着改造。首先改造全县174户绸缎布匹业和160户屠业，改造成公私合营，常宁绸布业除了少数几家资本稍大一点外，其余都无多大资本，雇工没有超过三人的户。经营屠业者，全是一张案桌，摆个摊位在他人门口，两把屠刀，每天晚上到乡下杀一头猪，清早挑到集市卖。布、肉两业，除了根据市场需要从业者外，剩下一些户，分别转服务、手工或农业。常宁米业，过去绝大多数是农民零星挑到市场进入米行卖，县城米业人数虽多，但都是一付土篾碾、一块篾筛，从乡下买一担谷碾成米卖一担。粮食统购统销后，统一由国家设粮食局专营，个体米业，自行消失。油盐业的油，也禁止私商经营，由国家的粮食局统一经营，原油业也就转营它业。到1956年，所有私营工商业敲锣打鼓、放鞭炮，迎接“社会主义改造”。不到一月，全部改造完成。
通过土地改革，到1956年全面改造前夕，常宁全县只有工商户1763户，流动资本218995元，户平不过130来元，从业人员1846人。改造时县城由国营商业吸收，农村集市由供销合作社吸收。342户私商，资金64255元，户平190元。加入公私合营商店194个，从业人员374人；269户带着流动资金11940元，户平不到50元，组成合作商店33个，从业人员275人；1131户带资金14045元，户平12.4元，组成合作小组94个，从业人员1176人，
公私合营者：即将私营工商业者所有固定资产折价，连流动资本一齐交给国家，作为股金，由国家按年付息，连付二十年，名叫“赎买政策”，人员成为国营职工之一员。到“文化大革命”，付息已被取消了。
合作商店：属集体性质，将资本不多者，按行业织成辫子，资本合股，人员随股入店，统一经营，统一核算，按劳取酬，按股分红。服从国营单位领导。
合作小组：资本甚微，采联购联销、或联购分销，独立经营，自负盈亏。
全县私营工业不多，只有9户，规模都不大，没有像样的机械设备，顶多算个手工作坊。绝大多数纳入公私合营，并入国营工厂，如几家稍大铸锅厂（只有一个简陋厂房，一个小土炉，而且是随着市场需要，半年生产半年闲）组合成县国营农具厂，少数合为集体厂，如烟洲三业染织厂迁县城与城关合力、贫民三户私营染织厂，合为县染织厂，（每户也只有一座作坊，几张土布机，几口染缸而已。） 属集体工厂。
随着1958年大跃进，这些集体工厂、商店的体制，时而改属国营，时而改属集体，时而改属人民公社，反复多变，原有一点资金，倒来倒去，差不多没有了。到1962年，整顿控制城市人口指标时，又下放一批到农村去当农民，也从供销社分出一批原商业户去搞个体经营。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时，又解散一批合作商店、小组，人员下放农村当农民。
通过改造，国家对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粮、棉、油、肉食等主要物资得到控制，对于稳定物价、保证供给、支援工业，当时确也起到重要作用。但是，社会从多元经济搞成单一的一元化经济，不论国营、集体，统一叫做一个“公”字，既然是公有，可是人民却没有主权过问。在社会稳定上的正面效益的同时也产生了平均主义所带来的懒惰、消极怠工、偷盗等负面效应。生产效率大大降低。.
而且一个老板，到国营企业当一名员工，拿一分固定的月工资，且不说思想如何，他们原来的经营管理经验，在一些毫无实际经营经验的国营企业主管下工作，终日提心吊胆怕挨批斗，实在难以发挥作用。况乎他们还戴着一个“资本家”帽子。国营商业职工，在只此一家的条件下，加以物资匮乏，简直成了霸主。原来便民利民的服务业，反给人们带来不少麻烦，如理发业的人，改造前，分散在城乡八方，或者上门服务，现在集中在一个大理发厅里，大家排排坐，吃果果，等待顾客上门，量更谈不上了，让顾客排着长队等待。而这些“理发师”们却躺在太师椅里，嘴里叼着香烟，爱摇不摇，爱理不理，顾客又不敢发脾气，因为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只得强带笑容，按着脾气往心里发。原来上门串户的修理业，统到一块，按月平均发工资，顾客上门来，谁也不肯站身，但愿生意越少越好。甚至接到的钱，偷偷塞到个人腰包去了。有的企业需要不断改进技术，不断更新设备，也都失去积极性，落到时代的后面。
改革开放，许多产业，被市场淘汰，而有些传统优秀技艺在干好干坏一个样，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大锅饭里荒芜，直至消失。盈利逐渐减少，亏损日益增加。老工人退休者日益增多，原来又没提留养老保险基金，即使当时的利润，一被上交了财政，二被行政主管局收了上去，或被人民公社胡乱调用了，企业亏损了，新工人又一批批地挤进去，上岗的也拿不到工资，包袱越背越重，步履艰难，以致今天一个财政口袋要支付几套开支。今天产生的许多问题，不少就是昨天造成的严重苦果。
直到1979年以后，大家都要接受市场考验，生存决定于市场，采取了国营、集体、个体一齐上，不少国营企业原有的优势不存在了，劣势却充分暴露出来，原有经营机制僵化了，像一个庞然大物，大有黔驴技穷之势，绝大多数早已解体。而私营、个体不但不望国家安排就业，不要国家养他们，反而能以税、费的形式上缴国家。
今日反思，像常宁这样的40余万人口（现在已到80多万）的小城镇、小企业、小本生意工商业户、广大农民，这样捆到一起，不仅今天已不适应，就是在那几十年究竟产生过多少积极作用？确实值得深入反思。可惜直到作者定稿之日，反思尚停在1957年之后。对于人们自然产生困惑。
萧一湘　1993年3月定稿　1999年再修
作者现年83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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