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人计划是驱赶人才、扫荡国家原创力的计划

作者：北大老教授  文章来源：乌有之乡
朱猛进先生的博文《靠“买船”和“租船”能否实现我国的科技强国梦？》（http://www.sciencenet.cn/m/x?id=349248）把现在国内搞得轰轰烈烈，已成为某些官吏显示自己政绩标杆的千人计划比作当年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政策。文中指出“但凡关系到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靠“买船”和“租船”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永远只能受制于人，永远没有后来居上的可能。“买船”和“租船”注定是让国家落后、自愿受制于人的自宫思维。”并进一步指出“实际上，很多连买都不是，由于有些人脚踏两只船，国家只不过是用“买人”的钱做了“租人”的事，并且租了还不能为我所用，“租而不能用”的实际效果就等于是拿老百姓的血汗钱去帮最富有的美国搞科技投入。”这些观点我都很赞同，但我认为此项计划的危害还远远不止这些，其最大的危害是扫荡我国60余年来积攒起来的少得可怜的原创力，而且要使我国永远没有自己的原创力。有人会说这是污蔑，是危言耸听。但我们看一看实际情况就明白了，应该说这一计划是中国科学院百人计划的发展和扩展，其目标很明确就是从国外引进高端人才，高端的标准是什么，当然是以发表论文的影响因子（实际上所发表论文杂志的影响因子），至今中科院各研究所对科研人员考核的唯一标准就是每年发表文章的点数（当年所发表文章杂志的影响因子之合），这样操作起来对领导者来说是最方便的。可是我们想一想无论国内还是国际上哪一个真正的原始创新的论文能发表到高影响因子的杂志上，发表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高昆的有关论文的杂志不是都没有被SCI收录吗？如果当初因为他的论文没有影响因子就撤销他的实验室，可能至今我们还用不上光纤通讯。当初他的有关理论提出时不也被人嘲笑为不可能吗，说他是精神有问题吗。从1994年百人计划开始至今已过去了3个5年计划还多的时间，科学院除了发表文章的影响因子增加，在国际上热门领域的影响力增大外，有真正具原创性的重大成果吗？就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还出了个陈景润,尽管陈景润生活很艰苦，在很小的房间的床上用笔运算，但还没有下岗，如果按今天的标准它能在科学院呆住吗？现在的千人计划与过去的百人计划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现在引进的大海归不仅是回来继续搞科研的，还有不少是来当官的，还要主持改革大业。他们改革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要达到所谓的世界一流。不管他们口头上是否承认,这个一流的标准就是能在顶尖杂志上发多少文章，这次北大生科院之所以被“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世界大学排名中排在生命科学和生物医学中的第19位，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发表高影响因子文章的数量大幅提高，虽然我们的饶毅院长在口头上显示出对此不屑一顾，但北大却以此为荣，证明自己高价引回大牛院长的英明正确。按照现有的措施，都是从国际上聘任高端人才做PI（课题组长），也就是说都是在国外较好的大学已当了教授的人，当然是已经在自己领域做出了较突出的成绩，发文章杂志的影响因子可以越来越高，但能有新的原始创新吗？一个人的创新高峰通常只有一个，这些人可能因他的工作成为世界上的大牛，但能为中国做出什么创新呢？这还不是在办国外实验室的分店吗？而且因从国外引进的待遇高、经费多，这也就给学生做出了榜样，毕业后还不是都要争着出国。改革开放以来，北大清华的学生历来都是一流二流的都去了美国，三流的才在国内读研，读研后还是要出国。再这样继续下去，还不继续担当着留美预备班的角色吗？现在有一股否定60多年来教育成果的风，好像解放60多年来的教育都失败了，原因就是出不了大师，出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历史经验说明，真正最具原创性的创新第一人很难获得诺贝尔科学奖，而是后来这些最原始创新被认可后又推向新阶段的人才能获得诺贝尔科学奖，因为诺贝尔奖获得者有一个条件就是获得者必须是活着的人。所以遗传学鼻祖孟德尔没有获得，重新发现者摩尔根得了，推向另一个新阶段的DNA双螺旋的提出者J•沃森（JinWatson）、F•克里克（FrancisCrick）得了……另外，像我们的文章书籍都是用中文写的，诺贝尔奖评审者没人看得懂，怎么评审，又怎么可能获奖。还有一个影响评审人评审结果的是他们的民族偏见和政治偏见，这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避免的。此外，诺贝尔科学奖的覆盖面也是有限的。所以不能把是否获得诺贝尔奖看得太重。
另外，正如我转载的人民网的博文《大师从何而来（望海楼）》（http://qh.people.com.cn/GB/12439324.html）所说，“大师之所以能够成为大师，固然是他们自身禀赋和努力的结果，但从更大的视野来看，大师的产生是社会和时代风云际会的结果。如果生不逢时，那么即使你是文曲星下凡，成为大师的可能性亦不大。钱学森赴美留学之际，正是世界航空航天科技方兴未艾之时，时代给了他进入科技前沿的机会；更重要的是，新中国的成立为这些学有所成的海外学子提供了大展身手的舞台。而这样的时代条件，是后来者所没有的。”　袁隆平先生和王选先生的成就对国家的贡献，对世界的贡献来说比诺贝尔奖获得者小吗？不能与当年的钱学森先生、钱伟长先生的贡献相比吗？为什么不承认他们是大师呢？
袁隆平先生之所以没被选上科学院院士不就是因为他当时没在国外杂志上发表文章吗？而且他们的成就都是在那个时代大协作的产物（他们的工作都开始于文化大革命后期），也是当时的各级领导支持的结果，当时如果也实行现在这一政策，他们的成果早就夭折了，还能有今天吗？王选及其团队的印刷系统开始推广时各大报已引进了国外的中文系统，如果不是他们的自信和坚持，要不是新华社首先试用，《经济日报》敢于为人先购进中国自己的中文系统，也像今天一样迷信洋人的，王选也就不会成为后来的王选了？他们两人都是上世纪50年代分别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和北京大学数学系的，他们都是新中国的大学培养的，陈景润也是新中国培养的，怎么能说培养不出大师级人物呢？！他们从开始研究到成功都用了10多年的时间（这已经是够快的了），而且是一直得到领导的支持。我们实验室从开始研究杜仲大面积环状剥皮开始时国际杂志往往以简单的不可能为由拒稿（但仅就这一技术的推广应用已保护了上千万株杜仲树免遭砍伐，使中药杜仲不再稀缺），到现在与国际上研究木材形成的著明实验室都建立了联系走过了30多年，经历了4代人的努力，这也是一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才做到的。哪一个真正具原创性的创新在两三年内就能得到国际同行认可？如果不给机会，不给时间，仅以发表文章的点数来决定实验室的存留和人员的晋升，中国永远也不可能有自己的原创性的创新。
事实证明，不是我们培养不出人才，而是没有给我们培养出的人才创造出成才的环境。当然，我们的教育是存在着很多问题，需要改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应试教育越来越严重，必须改革。但其他国家的教育也各有自己的问题，都在呼吁改革。但我国60余年来的教育成果不容抹杀。请问，现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海归们的小学、中学和大学都是在哪里念的，没有这些年的教育他们能到国外读博士当教授吗？不要把功劳都记在外国人的账上，忘了培养自己的小、中、大学。再说钱学森、钱伟长和季羡林都是中国大学毕业到国外读的博士学位，但是使他们成为大师的是中国，是解放后的新中国。有人说如果钱学森当年不回国可能对科学的贡献更大，这种人不是对历史的无知就是别有用心，当时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美国政府已决定取消了钱学森参加机密研究的资格，他继续科研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哪还可能再去做什么更大贡献？当时的美国政府能像中国政府那样给钱先生那么大权利和地位吗？没有那么大的权利和地位他这种科研帅才怎么发挥作用，他能成为美国的原子能之父吗？就是现在的美国也不允许中国人参加他们的机密科研，连台湾人都被怀疑是中共的间谍，大陆去的就更不用说了，根本就不可能聘用你，怎么对科研作重大贡献？所以说是新中国使他成为大师的。再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李四光先生，是新中国广大石油地质勘探工作者用自己的实践证明了他的地质力学理论所作的陆地一定有石油的预言，使中国由贫油国变成了石油主产大国。也是新中国使他有权利有地位才真正发挥他科研帅才的作用，才使他成为大师的，难道他对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不比大部分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吗？可见中国前30年的教育能培养出大师级人物，科研环境也能早就大师。只是改革开放30年来，人才都出国了，国内又不信任自己培养的人才，只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非要从国外高价聘来的人才承认是人才，才给他们条件，而且给了钱就催着出成果，这能出人才吗？再就是在金钱挂帅，一切向钱看的社会风气影响下，谁都想当第一，生怕别人当第一，资料方法相互保密，想法也不能交流（怕被别人抢去，也确有大海归利用自己英文的优势和科研资源的优势剽窃土鳖的科研思路），没有了大协作的精神，真正的科研帅才怎么发挥？如果我们继续千人计划、万人计划地实行下去，就是在持续地驱赶我们的人才出国去为人家创新，等他们过了创新期了再高价请回为自己添点彩，为他们养老，中国只能沦为人家的文化殖民地。陈景润、袁隆平和王选式的人才也再不可能出来了，出现大师只能是永远的梦。醒醒吧，国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