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怎么就不能寄希望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北京大军观察中心编者按：本网发出薛慎之教授的文章《中国能寄希望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吗?》后，彭畅先生传来反驳性的文章《中国怎么就不能寄希望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对于革命的态度，最能反映出人们的感情立场。任何一次政治大革命或文化大革命都是平民大众的节日和解放，都是官僚统治者和贵族精英的末日。从这一角度来看问题，就知道作者的感情立场了。改革开放近30年了的高度压抑，已经到了该适当释放的时候了。所谓和谐社会就是缓和矛盾，释放压力。如果象薛教授这样再不识时务，就真得站到反人民的立场上了。这些精英贵族已经脱离社会太久，脱离人民太远，所以他们已经很难理解人民的要求和愿望，只能顽固地站在一己私利上阻挡社会潮流。这种做法必然招来更多的反感和批评。也请薛教授听听彭先生的意见吧。中国可以不搞文化大革命或政治大革命，但中国必须搞政治进步和文化进步，如果不搞循序渐进的政治改革和政治进步，就必然积攒爆发剧烈的文化大革命或政治大革命。我们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中国怎么就不能寄希望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薛慎之教授，你站在反国家反人民的立场上了
彭畅
2007年8月29日
tzg59388@163.com
2007年8月28日，在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的网站上，薛慎之教授以“中国能寄希望于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张教授,这种玩笑开大了”为题，对中国社会的良知张宏良先生进行了批判。我之所以说张宏良先生是中国的良知，其根本原因就是他的一切立论都是建立在“为人民大众、为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的，虽然他的话并不一定句句都对、都是真理，但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为人民大众、为国家利益发出的正义的吼声。
薛先生是位年龄甚高的教授，如果有耳朵、有眼睛的话，不会听不到民众的声音，也不会看不到被权贵精英利益集团宰割的中国现实，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薛教授没有听到民众的声音，也没有看到中国的现实（比如，全国几乎无一处二十米以上的地表水可以食用，改革的伟大成果之一），或许，造成薛先生目盲耳聋的原因不是年纪问题，而是心灵问题、良知问题、价值观点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问题。
薛教授在文章的一开头，便引用了张宏良先生的文章，而后笔锋一转，这样写道：“不久以前,2007年7月30日张教授又发表了《没有一支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的文章》。该文又评价了那场文化大革命.他说：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大众政治制度的伟大探索，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政治思想领域里最伟大的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探索,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伟大的贡献。这里,我只想就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关于上世纪那场文化大革命，距今二十多年前，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有一个结论：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张宏良教授显然不同意这个结论，对于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是立足于彻底否定,而张宏良教授则是立足于完全的高度的肯定。刚读张先生文章,我脑子一下轰炸开来,一时血往上冲。我立马动笔,以最严肃的态度和最严格的词语写起了反驳和批判文章。文章越写越长,几乎到了无法停顿的地步。大概过了十多天吧,我冷静了下来。毕竟,七十多的人了。我开始反思: 我真的找不着一个词、一句话能与张先生沟通吗? 难道,人与人之间,老知识分子与中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真的非要争吵得你死我活么?!那也太不文明了吧!”
首先，薛教授必须明白的是，既然文革可以重新评价，为什么改革开放就不能回顾？不能思索？不能总结了呢？再说，“一九八一年六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曾有一个结论:"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个总结，是否客观、是否系统、是否总结出了文革的经验教训，这都是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比如说，文革中的方法错误，是不是意味着毛泽东的基本价值观念----反官僚权贵形成利益集团，维护民众利益和民众权利，一切为人民的平民价值观念-----也错了呢？按照薛教授的价值观点，反官僚权贵精英形成利益集团，维护民众利益和民众权利，一切为人民的平民价值观念也是错误的，也是必须扔进历史的垃圾堆的，而中国唯一需要的是权贵精英利益集团对国家和民众财富的掠夺。换句话说，薛教授的意思是说，权贵精英利益集团不对国家和民众财富掠夺，中国就没有发展，就不是改革开放，更不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如此看来，张先生的文章令薛教授愤怒和不安的原因，原来在此。
为了印证薛教授权贵精英利益集团不对国家和民众财富掠夺，中国就没有发展，就不是改革开放，更不是改革开放的成果这一观点的正确性，他进而论证说：“传统观念认为: 文明时代的第一种社会形式是奴隶制，继之而来的是封建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时代的这三种社会形式所共有的特点是：①都建立在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其共同的基础。②存在和发展着不同程度的商品货币经济。商品货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内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在客观规律的面前是不自由的。③国家的统治。原来曾经是社会公仆的社会组织已变成了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所谓文明时代，只是就生产技能等的发展而言,就社会性质说,实际上是既不文明、又不自由、也不道德的时代。因之，它必将被真正文明、自由和道德高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所代替。这是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
为了掩饰其反民众反国家的精神本质，薛教授没有忘记在本段的最后加上“传统观念认为: 文明时代的第一种社会形式是奴隶制，继之而来的是封建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文明时代的这三种社会形式所共有的特点是：①都建立在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为其共同的基础。②存在和发展着不同程度的商品货币经济。商品货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内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在客观规律的面前是不自由的。③国家的统治。原来曾经是社会公仆的社会组织已变成了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社会主义社会以前的所谓文明时代，只是就生产技能等的发展而言,就社会性质说,实际上是既不文明、又不自由、也不道德的时代。因之，它必将被真正文明、自由和道德高尚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时代所代替。这是人类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必然”这么句话，但关键问题是，薛教授用“商品货币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内在的、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一论点，证明了权贵精英利益集团不对国家和民众财富掠夺，中国就没有发展，就不是改革开放，更不是改革开放的成果的正确性。
为了证实改革开放的伟大正确，无一错误，薛教授还说：“例如, 文明的进步还表现在,人吃人的现象越来越少了,人越来越依靠语言文字交流而不依赖暴力解决问题了,血统论身份论越来越没有市场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越来越多了,人权的内涵和外延发展了,特别是,言论自由越来越多了,具有选举权的公民范围越来越大了,民主的广度和深度扩展了,独裁专制制度越来越演变成自由民主制度了……”但事实是，山西的黑砖窑、稷山的文字狱、一起起公众知道和不知道的群体暴力执法现象，无情的打破了薛教授的胡言乱语。近三十年的乱象和以前不同的地方是，以前的乱象来自大民主，而现在的乱象则是有权贵精英利益集团利用制度对民众专政，对正义专政，对社会终极价值专政，难道说这样的问题就不能分析、回顾、总结么？
薛教授为了证实他的伟大和正确性，不唯成份论的他竟然搬出了“本文作者,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几个亲哥哥,全曾是工人`农民`解放军.1947年,当自己还只有十岁多一点的时候,就在中共地下党的影响下随同从事进步学生运动的哥哥做着迎接解放的革命工作.1952年就是一个青年团员,1954年就参加过抗洪救灾.后来,成为新中国第三届大学政治系毕业生.因为1957年的"中右"问题,文革中自然升级为漏网右派,惨遭批斗.什么车轮战`喷汽式`坐飞机,唱牛鬼蛇神歌`群众专政,身心遭受非人创伤,死去活来,真正不堪回首!”坦率的说，抗日战争时期，我老爷就是由民众投豆选举的三县联防队队长，同日本鬼子展开了七八年的殊死搏斗，但解放后他却成了被人遗忘的零类，因为，他对任命干部不理解，一次次到上级政府抗争，当然，他不是为了向政府要官，更不是向政府要什么待遇（我长大曾经让老爷向政府要求他本该享受的待遇，但是他说：打鬼子的时候，头成天掖到裤腰带上，谁想过待遇？现在把鬼子赶走了，天下太平了，这就是最好的待遇），而是，他向政府要的是，民众选干部的权利。他虽然不识字，但他心里一直有这么个信念，如果不是民众选干部，共产党的天下会落到谁手里呢？
如果按照薛教授的观点，我老爷这种不识字的农民，就是野蛮了、不文明了？但，薛教授的文明是什么呢？说穿了就是权贵精英集团独享制度的制定权，独享自由权，独享对民众的剥削权和国家的出卖权，民众不可以说话，不可以反对，只可以跟在薛教授身后喊：权贵精英利益集团独享制度的制定权，独享自由权，独享对民众的剥削权和对国家的出卖权就是好、就是好。权贵精英利益集团杀民众也好，放火烧民众也好，拆民众的屋抢民众的地，不给他们起码的生存权也好，或者出卖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国家----民众临死之前也得高喊：杀得好，烧得妙，拆得好，抢得好，卖得好，只有这样才是薛教授向往的文明。
我写本文的目的和薛教授不同的地方是，薛教授旨在打掉中国的良知----张宏良-----并通过打掉张宏良，达到权贵精英利益集团独享制度的制定权，独享自由权，独享对民众的剥削权和对国家的出卖权目的，而我则是，中国五千年的历史，当然也包括文革和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都要认真总结，错误的，我们就要纠正、否定，正确的，我们就要坚持、发扬，哪怕是错误中的正确，我们照样坚持、发扬，正确里的错误，我们也应该纠正、否定，只有这样或者唯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中国历史的怪圈，才能找到正确的思想观念，才能找到正确的发展方向和正确的发展路线。
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为什么不能寄希望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当然，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定和第一次不同，那就是全国人民团结在胡温新政的周围，以制度化的方式，动态有序的推进全民民主，平等论战，全民民主、平等论战当然也包括权威精英集团，更重要的是要确保民众与权贵精英集团公平公正、平等尊重的话语权，分清事非，辨明方向，打好保护国家和民众利益，保护胡温新政，保护发展成果的人民民主思想理论战争！我想，这才是张宏良先生渴望的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人类历史应该是一个积累正确、否定错误的过程，而不应该是一个积累错误、否定正确的过程，只有前者，我们才能从一个正确，走向另一个正确，从一个高点，走向另一个高点，而不应该是在只有原点没有高点的地方舞蹈，你说对么，薛教授？
2007-8-29,
利益差异合理化是社会安宁的关键
----再与里予山冈商磋
彭畅
2007年8月30日
里予山冈先生在我的拙文《再答里予山冈》一文后这样留言：“楼主的话，我有些不知所云。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一场空前绝后的人间浩劫。这是执政者、平民、国内、国际已有的共识。张宏良等为文革翻案叫嚣声，只能是几声凄厉，几声抽泣，一万年也不会成为主流。我们要争取社会的公平、公正，求自由、民主，反贪污、腐败，可以动员一切力量，穷尽一切手段，惟独不能效仿毛之文化大革命。甚至连第x次文化大革命的提法，都是令人生厌的。如再倒行逆施大革文化之命，不但得不到人民响应，还会再次将中华民族拖入万劫难复的深渊。”
我做了如是回复：
民主自由制度，融合伏羲文化，系统管理与动态变革，确保各阶层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的权利。如果中国能够这样不好么？这是一，第二，如果改革只是为少数人谋利益，而不是为民众的利益搞所谓的改革，再过一定时限后，中国可能只会走暴力革命的道路了，而不是我说的“民主自由制度，制度民主自由，融合伏羲文化，系统管理与动态变革，确保各阶层公平公正、平等自由的权利”文化革命了。
第三，先生不要以为只有毛泽东的文革才是文革，创建民主自由制度也是文革，因为，这需要革现有制造卖国精英制度的命，照我看，这也是文革，是一场巨大的文化革命、制度革命，和文革不同的地方是，前文革在破，现文革在建设，建设什么？民主文化与民主制度和伏羲文化的融合。第四，张宏良先生只是想用民众民主的方法打破权贵精英利益集团的铁三角关系，重构中国的新未来，我想，如果让民众走上街头，中国会血洗权贵精英阶层的，这样的结果不是张先生想看到的，也不是我所想看到的，张先生不想看到这样的惨况，所以他努力大喊：权贵精英阶层，为了你们的利益，请面对民众，为民众谋点福祉吧，不要让大的悲剧在中国发生，但知道他苦心的精英几乎没有，这或许是中国的宿命？悲剧不可避免的宿命？
其实，张先生深层次的含意是：建立为民众的权力机制，代替暴力革命的怪圈。第五，其实，不论新左派也好，新右派也罢，他们的共同点就是追求民主与自由，但不同点是，掌握话语权和执政权的精英们，不愿放弃即得利益，不愿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只为自己不为民众，在有共识的地方努力建构中国的未来。第六，国家管理其实就是政治平等自由化，利益差异合理化，合理化的利益差异配置，是社会安宁关键的制衡点。可惜不论是权贵们，还是精英们，懂得这个简单道理的人不多。第七，民主自由政治是唯一制约权力欲望的有效工具，没有民主自由政治，如来佛再世也治不好中国的贪腐。第八，民众只相信为他们带来利益的主张，不相信损害他们利益的主义。
还有，先生在此前质疑的留言中问我，为什么谈民主自由的时候还谈伏羲文化？我多次说过，伏羲文化其实是一种数字哲学，是一种系统制约管理的文化，它代表了世界管理文化的最高峰。你可能说，你说的是伏羲八卦，它只有卦画没有文字，根本不存在管理文化，如果你这样认为，我不得不说，先生，你错了，因为中国的最高管理智慧不在文字中，而在伏羲文化里。伏羲文化主要体现在：一、系统的发散闭环、同步互动性。二、流程性。三、为避免过程溢权，还有一个主要的方面，制约。比如说阴阳的相互制约、相互依存、相互推动，也就是说，制约是手段，但没有制约就没有推动，推动是目的，而推动的核心是系统的互动，体现在国家管理或企业管理上就是：系统、流程、制约、互动、推进。或许，是伏羲最早发现溢权对系统程序的破坏比什么力量都大，他才制作了制约，并且是全过程制约。四、全过程细化管理。五、个体的相对独立与系统的相对独立，相对独立也就是说是一种有限自由的状态，但其前提是承认独立，并在独立中相互制约，达到动态平衡的最高境界。
另外，我以为伏羲文化是对民主自由最好的概念性阐释，因为，在系统中，它即强调个体的完全独立，为防止个体或子系统的溢权，又强调制约，而制约，它强调的是完全对立的独立体对另一个个体的制约，从而达到动态推进、动态平衡的目的。还有，流动在系统的力量是宇宙精神。
再回到利益合理化的问题，什么是利益的合理问题呢？社会是由不同的利益个体构成的，由于天赋能力的差异，必然给个体利益带来一定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必须是合理的，没有合理的差异就没有利益的制衡与推动，因此，国家管理或企业管理一共有两大枢机，或者叫按杻，一是精神的，也就是人们平常说的共同愿景。二是利益的差异合理化。利益差异的合理化不是硬性规定（但为了推进利益差异趋于合理，必须有硬性规定，但这个规定是大家共同认同的），而是社会价值观念主导下的共同感觉。这就导出了另一个问题：文化。文化有精神层次的，如愿景、道德等，也有价值文化，或者说叫利益文化，利益文化是使社会在利益分配上取得共识的基础，没有利益文化利益分配就很难达成共识。没有共识的利益分配是失衡的，其结果只会催生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以上几点，供先生参考，若有得罪，请大谅。
（田忠国，系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煤矿电影电视戏剧协会会员，枣庄市作家协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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