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宝山：一位令人叹息的红军女战士——革命公墓里的遐想之八

八宝山：一位令人叹息的红军女战士
——革命公墓里的遐想之八
华中科技大学现代领导科学与艺术研究中心教授
陈海春
我最早参观八宝山革命公墓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一日到北京出差偷闲来到此地，而且到了一个我后来不可能去的地方，那就是存放高级领导人骨灰的正一室。记得那年我在公墓浏览，正好老一辈革命家谭政的家人到第一室扫墓，处于好奇我尾随人群，旁人看了我一下没有阻拦。在第一室，我看到了朱德、董必武、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骨灰，还有许多在国共两党历史上有名人物的骨灰。60年代初，我国开始推行火葬，八宝山革命公墓在原褒忠护国寺第一、二进大殿及配殿的基础上改建成骨灰堂。骨灰堂分为十一室，入住第一室的人生前地位最高，而且第一室还分正一室和附一室，正一室为主，附一室为次，以此而下分档次等级。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许多在文革中曾含冤去世和遭受不白之冤的共产党员需要重新得到政治名誉，于是，八宝山就成为一些高级干部及其家人确立政治地位的目标。
在第一室，我还看到了贺子珍同志的骨灰，当时还我纳闷为什么她可以放在这里，后来，我读到了一篇文章才知道原委。贺子珍，江西永新人，毛泽东主席的第二位妻子。早在抗日战争初期，通过埃德加·斯诺和他原来的夫人韦尔斯等访问过延安的外国友人之笔，贺子珍成为一个闻名遐迩的红军女战士。可是，自1937年贺子珍从毛泽东身边离开后，她的名字也在公众视野中消失，1979年5月，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她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才再次引起世人注意。五年后，贺子珍带着太多的遗憾，走完了她一言难尽的坎坷人生，终年75岁。她的后事怎么办，骨灰安葬在哪里?上海市委有领导人提出要把骨灰摆上海，他弟弟贺敏学提出不同意见：“贺子珍在上海时间是不短，但基本上没工作过，不是上海干部，是中央管的干部；毛主席本人在北京，女儿女婿也在北京，把她的骨灰放北京，让她靠近主席，女儿女婿平常也方便去看；至于是不是放八宝山，放哪一室，由中央决定。”一句话：回北京，进八宝山。这些事上海市委做不了主，专电请示中办，中办又请示了邓小平。小平最后拍板：“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贺子珍的骨灰放八宝山一室。”邓小平的话给贺子珍葬礼的规格定了调子，以我看来，小平此举有一石二鸟之功效，一是给主席第二个妻子以殊荣，二是对主席第三个妻子以羞辱。贺子珍的遗体在上海火化后，中央派了一架专机，把她的骨灰运送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放。4月25日，新华社发表电讯通稿，全国各大报纸均报道了贺子珍逝世的消息。历史给贺子珍的盖棺论定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长征过来的老干部贺子珍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1984年4月19日17时17分逝世……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艰苦奋斗的一生。”
与众多革命先辈都有跌宕起伏的一生相比，贺子珍毫不逊色，但她还有“三难”：做女战士难，做领袖妻子的女战士难，做领袖离异妻子的女战士难乎其难。贺子珍的一生是悲剧性的，而悲剧性的人生对后人的启示总是大于喜剧性的人生。莎士比亚说：“悲剧就是把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一点一点撕碎了给你看。”其实贺子珍与毛主席的结合早先真是人世间最美好的东西，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贺子珍》一书中记录了这段历史，那是革命领袖和红军女战士一起工作的一段历史，那是红军女战士从对革命领袖初期崇拜到下决心以身相许的一段历史，也是革命领袖在人烟稀少的万山丛中把少见的“永新一枝花”摘到手上的一段历史。该书有这样的文字：毛泽东温存地对贺子珍说：“你是个好同志，好姑娘，我很喜欢你。”他们俩终于结合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仪式，只是作为贺子珍义兄的袁文才做了几个好菜，大家热闹一下，就算喝了喜酒。人们没有想到的是，近十年后，贺子珍拖着身上埋藏数处弹片的身躯，拖着几乎生产和小产近十次的身躯，拖着身心疲惫的身躯离开了主席，此后，除了1959年在江西庐山被毛主席召见小聚一次，就是1979年在北京毛主席纪念堂与毛的遗体重逢，而这对她来说，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了。
大凡男女离异，都是源于各种冲突，而冲突又都是有原因的。心理学认为，当存在着两个诱人的目标，或者两个目标都不讨人喜欢，而必须选择其一，或所选目标包含美妙和不美妙的两个方面时，冲突就产生了。在某些情况下，冲突的发生就是在我们行动过程中出现的挫折以及威胁我们的结果，一句话，冲突源于人们对那些分不清利弊事物的糊涂选择。行为学把冲突定义为一种过程，这种过程肇始于一方感到另一方对自己关心的事情产生消极影响或者将要产生消极影响，毛泽东与贺子珍的婚变也证明了这一点。心理学还告诉我们，冲突是必然的，冲突是人们对应激状态的反应。但我们一定要记住：不同的人对相同的应激状态的反应是不同的；有些人可能比他人产生更高的耐受挫折力，比其他人更能经受住程度更高的苦恼、痛苦或败绩；有些人会产生较高的智力和情绪激动能力，以至于他们比其他人更能有效地解决问题；有些人比较幸运，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冲突和挫折很少，这是因为他们有较富有的资财以及乐于助人的朋友和同事；有些人并不为那些世人皆有的缺点而痛苦，这是因为他们对人的行为有较好的理解。因此，对面临的各种问题学会有效地处理，是达到自我实现的必要条件。贺子珍与毛主席的离异是她一生中最大的挫折。这个挫折源于“三大冲突”：性格上的冲突，角色上的冲突和生活方式上的冲突。
——关于性格上的冲突。男女关系上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性格的不一致甚至是冲突既是早期相互吸引的原因，也是最后分手离异的原因。性格是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表现在人对现实的态度和行为方式中的比较稳定的起核心作用的个性心理特征。性格由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四个方面的特征构成：第一，对现实态度的性格特征，表现为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性格特征，这是性格的核心；第二，性格的意志特征，指人调解自己行为方式的品质和水平方面的特点；第三，性格的情绪特征，指个体经常表现的情绪活动的强度、稳定性、持久性和主导心境的特征；第四，性格的理智特征，表现在个人的感知、记忆、思维、想象等认识方面的特征。性格是以上各种特征的综合体。据贺子珍的外孙女孔令梅说，贺早年是有意中人的，那就是带领她走向革命道路的入党介绍人、后来成为中共早期的湖北省委书记、1930年遇害的欧阳洛。而毛主席吸引贺的是他在为难和困难时期的那种大度、沉稳和豁达的性格，及好学、勤思、静处的风格，而这恰好是贺子珍所缺乏的。我所爱的恰好是我所做不到的，这是恋爱心理学的规则之一。当然，远距离和近距离的感觉是不同的，近距离和无距离的感觉也是不同的，但婚姻是无距离的。后来这对患难中的革命夫妻由于性格上的原因彼此分离。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你是铁，我是钢，碰到一起响叮当。”“叮当”有和谐之声，也有烦躁之音，而且当事人的理解往往是不一样的。有人说，贺子珍是毛泽东心中的爱与遗憾，而毛泽东却是贺子珍一生痛与快乐的全部，这是准确的。
——关于角色上的冲突。贺子珍是一个有文化、有志气、有抱负的女性，这在那个年代是罕见的，这可能是毛主席最初被贺子珍吸引住的重要原因。但是贺子珍最终没有明白的是，第一，没有一个男人找女人是为了找一个好的社会工作者，他的女人首先要象个女人；第二，作为老百姓的丈夫可以是妻子的个人财产，作为革命领袖的丈夫不可能是妻子的个人财产；第三，革命领袖也是人，他既需要战友，也需要伴侣。一句话，他要一个妻子。妻子这个角色对男人意味着三条：第一，一位可以同床共枕的合法性伴侣；第二，一位可以互吐衷肠的情感倾诉人；第三，一位可以窃窃私语的信息提供者。当这三者不能统一或不能达到动态平衡时，麻烦就来了。据当时在毛和贺身边的一位警卫人员后来回忆道：1937年5月，我初到延安凤凰山的时候，贺子珍还和毛主席在一起，住着一幢一溜三孔相通的砖窑，这种一明两暗的住室布局，使他们有卧室和会客室，毛主席也有办公的地方。贺子珍这人性子很急，她说话快，走路也快，那个刚直、爽快劲，在女同志中是很少有的。不好的就是她常跟毛主席吵架，有时吵得很凶。有时她生气了，也常把我们这些站哨的找去，向我们诉说不平，为她评理，我就被找去过。听她讲一讲，也没有搞清她为什么生气，再说，我们能说什么呢，只不过听她诉一诉苦就是了。有一天，贺子珍和毛主席又吵起来了，主席很生气地指着她说：“我们不能再吵了……这三间窑洞，咱个人住个人的，你走你那边，我走我这边，谁也不见谁，这样总可以不吵了吧！”又说：“你嫌这里不好，你想学习，可以到红大（即抗大前身），也可到公大（即陕北公学），也可到苏联去……”但是，我们说不清他们因为什么事吵得那么凶。记得就是那年夏天，毛主席去洛川开会的那些日子，毛主席住的院子里的哨也撤了，贺子珍与大家有说有笑，很活跃，她与大家相处得很好。后来，我们才知道，毛主席这次去洛川开会，在那个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重要文件，提出了我党领导抗战的政治主张以及坚持全面抗战，争取胜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和策略。这次会议，对后来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一方面，历史学家已有许多评说，不在此处赘述。印象最深的是，此后不久，贺子珍不见了，她去哪里了，我们做警卫工作的习惯，谁也不去打听……。
——关于生活方式上的冲突。1937年2月，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给延安引进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西方式的交际舞。史沫特莱明白这些长征的幸存者，需要学会松弛和娱乐。她还想到，跳舞有助于打破受领导干部的妻子们影响，而形成的僵化的社会礼仪。到了三月份，她和女翻译吴莉莉一到周末的晚上就在天主教堂里教交际舞。最初，到这里参加舞会的红军丈夫一般不带妻子前来，只是由少数刚从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来延安的青年男女参加。贺子珍最不喜欢史沫特莱，她把史沫特莱同毛泽东见面时的相互拥抱献花，当成“爱的表示”，把毛主席送苹果之类的举动看成是“感情的表示”。反过来，史沫特莱坦率地表示，她认为贺子珍过的是苍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她不具备一个革命领袖妻子的必要条件。史沫特莱对贺子珍的冷淡就表明了她的看法。结果，俩人之间虽没有发生什么争吵，但相互敌视是很深的。吴莉莉是晚间交际舞的明星，与延安那些呆板的妇女相比，吴好像神话故事中一位鲜艳夺目的公主。就是这两个女性最后惹恼了贺子珍，贺不仅对他们大打出手，而且也与主席大吵大闹，贺打吴小姐，吴小姐不敢对“正宫娘娘”还手，而贺打史小姐，这个外国娘们可不吃这一套，牛高马大的史小姐，一掌就将体弱的贺打倒在地。最令贺伤心的是，毛主席处于“国际共产主义”的需要，不仅不说史的不是，而且责怪贺的不是。没有那个女人能够容忍自己的丈夫在别人欺负她时站在对方一边，贺子珍最终决定离开延安。对此，毛的挽留是苍白无力的：“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泪，一是我听不得穷人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三是在贵州，听说你负了伤，要不行了，我掉了泪。”接着，他又动情地说：“我现的情况与在王明路线时期不同了，我有发言权了。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跟我受那么多的苦了。”但是，贺子珍去意已决，在她等待去苏联的飞机的时候，毛泽东又一次托人捎来口信，请她不要去苏联，贺子珍没有接受这个召唤，毅然走了，这是她一生中最错误的抉择。
今天晚上，我又要给研究生上课，题目是“感悟生活，感恩生活——谈谈基于生活变化的心理适应问题”，课堂上的第一段话是这样说的：“能够得以幸存的物种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慧的，而是那些最能适应变化的。——查尔斯·达尔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