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今日谁的吊诡

“大国崛起”，刘军宁说需要来一场“文艺复兴”；袁伟时则说，前提是“人权”。刚刚看到的说法出自秋风，他提出需要一场“对文艺复兴的反动”。很好玩，目标上的政治正确，提供了宽容的话语条件。即使更多形形色色的言词参与进来，我以为，几乎都是航行在《大国崛起》这部准政论片航迹延伸或者逆反的方向上。《大国崛起》的立论基础是“历史是有条件的”，但这显然不够，潜中意思其实是“历史是有方向的”。因为，每对这个话题作一次推敲，都关乎到要定位中国未来的方向。也就是从历史的昨天连接到今天，于是，就必然找到明天。
说起来，所谓“文艺复兴”，也就是刘军宁的立题。可如果没有佛罗伦萨、威尼斯这些城邦中的新兴银行家和商业资本的支持与宠爱，达芬奇们只能从教堂获取画壁画的微薄收入，除却重复端庄呆板的圣母圣婴外，不可能创造世俗的人物画，且更重要的，他们没有闲暇和自由的思考与阅读，从欧几里德的读本中领悟出如何在两维平面上做就三维的空间感。正是这“空间感”，于是就有了“焦点”、“透视”和“光线”中的微笑或慵懒，用阴影和比例而不再简单用轮廓线条来阐述对人的精神理解，使得全人类的视觉系统受到不得不敬佩、不得不认可的震撼。谈论文艺复兴，只有在中国难得提及“梅迪奇家族”，其实正是这个家族和梅迪奇们贯穿始终地站在文艺复兴的后台，几乎三百年！用资本和奢华供养着全人类异端的探索与洒脱。
“人权”，“人权”从来不是“大国崛起”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至少并非当今的“人权”，虽然有可能是一个未来“大国崛起”的条件，但肯定并非今天所能证实。比照而言，《大国崛起》中所列举的国家，其动力在于“资本意志”而并非“国家意志”或者“王权意志”，即使我们可以认为有着后两者的支持和参与。相比于此，远洋的跨国贸易和世界货币——黄金和白银才是贯穿历史进程不间断的线索与激励。所以，袁伟时的说法缺乏历史证据，不足以认定未来的必然与走向。
秋风用“新教徒”的说法来归纳历史，试图令人们相信宗教信仰约束下的道德与和谐是“大国崛起”的本质，或至少体现着现代资本主义的商业精神。但是，他的比较是以非宗教或无宗教信仰为对应参照的。而历史的真实是，“新教”是为着反抗“天主教”而萌发进而成长起来的宗教，选择的是走向自由，而并非恪守中世纪的教皇专制与思想垄断。相比非宗教，“新教”是一种具有精神约束的宗教，而相比当年更强大和更为主宰思想的天主教，新教是反宗教的，是一种邪教。“五月花号”抵达美洲的时候，并非是向那里卸载了宗教的福音，而是获得了一种自由，也就是“to be free from”。
《大国崛起》潜含的意念，我以为，或为编剧所麻木。那些曾经的确“大国”的国家，比如俄罗斯、德国、日本，乃至奥匈帝国、以及更经典的罗马帝国或中华帝国，并没有并列其中。细细判断，从意大利开始，直至美国，遴选的标准是“创新型”大国，而并非“保守型”大国。贴切说来，《大国崛起》的主题词是寄望于改变全人类历史的“大国”，而并非是追赶型的大国，比如彼得大帝的俄罗斯、俾斯麦的德意志（普鲁士）。从公开的语言中，我们也可以清楚体味某种氛围，比如“再造辉煌”这些曾经流行的惯用型已经舍弃，蓄意于“崛起”。
那么，在《大国崛起》立意下，有着两个全然不同，甚至对立的东西在相互吊诡，且也和现时取向相互吊诡。纵观《大国崛起》枚举的“大国”和起“崛起”，用这些创新于或商业模式、或权力模式、或价值模式、或生活模式、或财富模式的国家为案例，而宣教目的呢，却是追赶，且实际上，追赶的距离与状态，所有的人都知道还有更长的和更艰辛的道路在前面。“创新”，外围来相当长的时期，远不是中国这个国家的现实议题。那么“追赶型”大国呢？历史的案例来得不舒服，比如日本、比如俾斯麦之后的德国，再比如彼得大帝和其之后的俄罗斯，这样的大国，无论怎么倔强地崛起，参照的是失败和惨痛。
追赶，永远是以那些既有的成功国家的经验为参照，还要自以为聪明地节俭必要的路径。如同只能会因为别人上了月球，所以才制定登月计划，而肯定不会因为嫦娥留守在寒宫才去奔月的。想成为一个“创新型”大国，就要做好没有任何可以参照比较的准备，没有任何前人的经验可以借鉴，还要用自己不断的失败为全人类提供教训。即使如此，能真正成为“崛起”的大国，中国必须也只能为全人类制作出某种革命性的转变，改变人类某种惯有的模式状态，而且首先是改造自己现有的以及坚持传承的模式。
用追赶的心力和理解力能创新么？这是人类历史过程还没有可参考的成功案例可循。即使尽可以将这种实现的可能理解为“创新”，其结果，依然不能为人类社会提交可以共识的模式，这也就决定了不可能成为一个“创新型大国”，只能是“追赶型大国”。追赶型大国，其历史的悖论就是，往往忘乎所以，现代化表象下，骨髓里繁衍的是中世纪的干细胞。而且正是追赶的成功，愈发相信这中世纪残留物有着真实和强大的合理性。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德国、俄罗斯曾经惨痛失败的根本原因所在。
“创新型”国家，最根本的条件就是“想象力”。想象力永远不可能来自国家机器，出自王权，产生于专制与独裁社会。想象力也不是源于对国家的效忠与归附，更不是对绝大多数民众利益的贡献与牺牲。想象力本身，和政治无关，也和道德无关，和所有大是大非无关。成功的想象力，永远不可能产生于绝大多数民众的共同想象中绝大多数民众的共同想象只能因循于成功的想象之后，而且更通常地扼杀乃至屠戮萌发中的想象，因为被人为是“异端”、“偏执”。
“想象力”从来都是非常个人的事情，亚里士多德、达 芬奇、亚当 斯密、哥白尼、哥伦布，以及所有开启一个意外模式的创造性人物，能证明这个说法。而想象力又同时必须是一个共同的事情，那就是“自由”，人身的自由、思想的自由、传播的自由和批判的自由。没有这些自由，就不可能创造地去想象，就只能在符合绝大多数认同的规范中去模仿、去追循。“创新型”国家，必须具有想象的自由，进而才能实现自由地想象。当人们的表达要去备案，当人们的讨论需要批准、当人们的语句要用“***”来修整术语，那么这个国家一定还盼望在专制者一个人的想象力上，即使听起来很认真地说“大国崛起”。
多数人表决机制下的民主，本质上也扼杀想象力。但现代民主机制不可或缺的另一个要点，也就是尊重和维护少数人的权利，才使得每一个人的自由成为可能。而对于通常的人们来讲，全社会充满不同偏好和利益的资本存在，且尊从自由市场的原则，才使得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成为必然，这样的社会环境，不仅对抗和削弱了权力的绝对存在，也使得每一个人拥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和权利条件。
“每一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自己的上帝”，这是新教徒的资质。但新教徒之所以能从中世纪走出来，并且走向全世界，最根本的不是这个的定义，而是由此引申的：千万不要触摸或审视别人心里的上帝。其精湛和璀璨之处，就是世俗社会的尊重和保护他人的自由与权利。
无奈的问题是，能影响乃至改变社会、国家和世界的那些“想象力”是政治的或者最终导致政治的东西，但这依然还是出自个人才华和创造性思维。这才是一切一切所在。所以，“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动地球”也许会永远无与伦比。不信，试试看：“给我一个竞争，我就能当上总统”！这多少是思维逻辑的模仿，可难不道牵扯想象力的问题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