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见的风景：博物学生存》前言

刘华杰
科学是显学，科学是PC的（政治正确的），这使得本来崇尚批评的科学变得不希望对其自身进行反省，在公众和传媒中科学成了内容不断空化的一种信仰。社会学大师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曾说：“今天，概念只要贴上科学的标签，通常就足以赢得人们特殊的信任，这是因为我们信仰科学。但是，这种信仰与宗教信仰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我们之所以认为科学有价值，是因为我们依据它的性质以及它在生活中的作用，集体地形成了这种观念；这就是说，它表达了一种舆论状态。事实上，在所有社会生活中，科学都是以舆论为基础的。毫无疑问，这种舆论既可以作为研究的对象，也被当作是构成科学的基础；原则上讲，社会学就是这样构成的。不过，有关舆论的科学并不会产生舆论；这种科学只是观察舆论，使之清楚地被意识到。的确，通过这种方式，科学会使舆论产生变化，但就是在科学似乎正欲确立自己法则的时候，科学还得继续依赖舆论。正像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科学作用于舆论的必备力量恰恰是在舆论中获得的。”（涂尔干1999，p.575）
科研成果的客观性、科学实践的信誉，通常由科学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 简称SC）满足“科学规范”来担保，不过许多时候经典科学社会学的SC概念也是可疑的。对于具体的案例，科学界可能并不存在铁板一块的SC。SC也可以指small circles，即多个小圈子，每个小圈子都可能是有独特追求的利益团体。SC的同行评议等社会运作也有神秘性，背后的“学妖”也常支配着SC的举动。于是，大科学的正常发展既需要内部把关，也需要外在监督，以SC的名义拒绝外在监督缺乏说服力。
科学具有无尽的前沿，但具体的科学从来都有自己的局限性。笼统言之，科学也依然处于线性化时代。我们已经习惯于线性思维，虽然世界整体上是非线性的。如埃舍尔（Maurits Cornelis Escher,1898～1972）的版画《观景楼》（Belvedere, 1958）、《上升与下降》（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1960）、《瀑布》（Waterfall, 1961）等所表现的，局部上看画面中每一处都是完全合理的、必然的，但是整体上看图形却是不可能的，科技以及它所推进的现代化进程已经展现了部分与整体的这种矛盾。科学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攻方向，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目标、方法论和价值观。世界是开放的，科学的未来是可塑造的。今天人们对自然图景和自然科学的反思，也可以影响人类的明天。
目前，科普似乎出了问题：好好的科学对中国老百姓为什么没有很大的吸引力？
我们认为，针对这种局面，应当采取多种措施，其中之一是解构唯科学主义。“科学主义过分炫耀科学且背离科学精神，这激起了让许多科学家吃惊的对科学的敌意。祸起萧墙，我们不要仅仅抱怨公众不愿意支持科学研究，或许我们应当检查自己，看看是不是我们做得太过分了，而成了科学主义。”（欧阳莹之2002，p.356）自然科学有足够的理由扩张，但也需要自我完善，不仅仅是在认识层面的完善。自然科学可以改变自身的形象，可能将要更多地考虑人文的因素，主动将自身的发展纳入伦理的约束。西班牙著名思想家奥尔特加（José Ortega y Gasset,1883～1955）曾说：“理性不应该像神话中的大力士赫尔库斯那样，凭着拳头打天下；它应该用绝妙的音乐，像俄耳浦斯那样诱得猛兽俯首，顽石点头。这就像是女性的永恒魅力，它从不强加诸人，它在被动之下，仿如大气弥漫那样使人迷醉。”（加塞尔1994, p.66）在现代性的大背景下，科学据说是理性的化身，但科学理性也应当改变形象。现在，科学伦理和工程伦理已经不是虚谈，它们已经悄悄进入科学工作者的视野，约束着科研行为，不理睬这种变化便是科学上的没文化。斯诺1959年谈两种文化时多少有些倾向于科学文化，今天我们原则上已经有可能更平衡地看待两种文化或多种文化。当公众、媒体有能力理性地质疑科学、科学家时，中国的科普、科学也许就真的有救了。
自然科学对于世界观的树立起着重要作用，但也不能无限夸大这种塑造作用，自然科学并非铁板一块（当今的科学也是异质的、多样的，远没有达到逻辑经验主义当初设定的“统一科学”目标），不同的自然科学部类也建构世界图景提供不同的素材，非科学的诸学术，如哲学，对于世界观的建立也是十分重要的。“哲学所说的世界观并不就是科学所讲的那个世界观。今日科学坐大，一切都是科学优先，世界观也不例外，当然是科学先讲。但哲学要接着讲，而不是照着讲。哲学的接着讲，并不是说科学的世界图景还不够完善，哲学要讲得比科学还完善。诚然，一个统一的科学的世界图景远未建立起来，且不论自然科学本身还不能提供一个完备的世界图景，连物理科学都不能对物理世界提供一个完备的图景，就算它能够，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整合还没有做。”（吴国盛2001）
我们周围的自然界，丰富、瑰丽，充满不确定性。但年轻的自然科学描绘了另外一幅不同于直观感受的自然图景。不过，自然科学并非命中注定是这种样子。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始终存在两大传统：博物传统与数理传统，在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如此。只是在最近一个世纪或者说半个多世纪中，博物传统在科研第一线才迅速衰落，数理传统几乎一统天下。
数理传统以还原方法论见长，这类科学有许多优势，但也有不足之处。数理世界图景远比生活世界图景要理想化、简单化。现在，多数数理科学家都是极小领域的专门家，对于孤立可控的系统非常在行，但在实践中缺乏整体眼光、长远眼光，却时常傲慢无理，把自己打扮得似乎什么都懂。另外，数理科学很难为公众所理解，一枝独秀的发展，可能表明自我推动的科学正在自绝对人民，因为这有可能导致公众更加不理解科学、不支持科学。
对于科普或科学传播而言，也许重要的不是知道许多、更多、无限多的具体科学知识，而在于利用尽可能全面的信息先描绘出一幅世界图景，虽然这图景一直在变化。自然科学的博物传统以及公众层面的博物学实践，有助于我们描绘一幅更合理的世界图景。
感谢科学出版社分社胡升华社长、王建先生对于出版此书的良好建议和具体的编辑工作。感谢清华大学刘兵出色的组织协调工作以及在访日期间为我购买日本高山植物图书。
感谢我的父亲刘荣源从小教我认识了东北老家的许多植物。感谢我的家人关雪琳、刘凌子长期以来对我的容忍、帮助。感谢我的诸多同事、朋友、学生对我的帮助，特别是冀建中（为我慷慨提供了拍摄植物的设备）、吴国盛（深刻阐发了博物学传统的意义并支持我的博物实践）、田松（专门从美国为我购买了Concepts of Symbiogenesis一书）、单之蔷（我们在秦岭度过了令人难忘的日子，还送我植物光盘和植物图书）、沈国威（解答了有关李善兰笔述之《植物学》的一些疑问并传给我精心收集的多种版本John Lindley著作的PDF文件）、周程（为我从日本购买了《植学启原と植物学の语汇：近代日中植物学用语の形成と交流》）、汪劲武（鼓励我介绍植物并指出我植物定名中的一处错误）、陈之欢（送我植物图书并邀请我一同观赏植物）、朱效民（为我从英国购买了Wild Flowers一书）、林秦文（我们对植物有着的共同爱好，帮我校对过植物图谱）和马晓琨（帮我发放和回收手性问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