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道德上纲别忘了人之常情(南方都市报 2007-8-30)

邵建：道德上纲别忘了人之常情
2007-08-30 10:05:21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中国观察之邵建专栏
襄樊市五名贫困大学生受了资助却没有对资助人说过一声谢，一年后资助他们的女企业家表示“不愿意再资助无情贫困生”。这件事的过错方非常明显，就是那五名大学生。但，网络和纸媒上有一些凌厉的批评者，不但把谴责指向资助人，而且一味地道德上纲，以至于让人看不下去。
《中国经济时报》有署名文章“附加道德要挟的慈善，难称真的慈善”，这是一篇典型的道德酷评文字。不仅资助者在这篇文章中变成了“道德要挟”，而且她们还被指责为“为富假仁”。另外也有评论意思类同，比如这个题目“慈善不能成为精神索取”。从现有的报道看，我没看出资助者有什么道德要挟和精神索取。如果我们能以平常心看待此事，她们所需要的并非“感恩”，而更可能是“感谢”。严格地说，这种表述属于诛心，但，其心可诛，盖出于一种“同情之理解”。同情在于能够推己及人。设若我是一位资助者，一年下来连个谢都听不到，我也会心凉。我甚至会这样想，扔一枚石子到水里，还能听到叮咚一声呢。我相信这是人之常情。既然这样，又有什么好大张挞伐的呢。希望听到谢，谈不上精神索取，不过是一种精神安慰。这种安慰对资助者来讲应该是必要的，至少可以是他继续资助下去的精神动源。至于道德要挟，更是上纲。要挟别人感恩，自己并无得益。说到底还是希图一种心理回报似的满足，感谢也就足矣。如此微薄心理，与要挟何干，怎能扣上如此道德高帽？
当然，资助者受到批评主要是因为她们停止了资助。这种停止被视为“过错”。资助与否，是私人的事，轮不到我们这些非资助者说三道四。如果要说过错，也还是那五个学生，看不出这些资助者错在那里，相反我认为她们做得不错。一个大学生接受了别人的赞助，结果连起码的文明礼貌都没有，连一个“谢”字都不会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道德贫困”？有位女学生出来回应：“没有给企业家写信，并不表示我冷漠，只是我不习惯这样的方式……”礼尚往来，连写信道谢的方式都不习惯，那你习惯的是什么呢？今年春节期间和朋友喝茶聊天，其中一位讲到他女儿为一篇作文为难，那文章是要记叙一件使自己感动的事，难就难在他女儿找不到这样的事。我们由此议论开去，记得当时的疑问是，这代人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他们还会不会感动？延及这里，会感动就要学会感谢(可惜从家庭到学校以及社会都没有教他们)。不会感谢说不定他们就不会感动，或许他们还认为赞助是理所应当。不管出于哪一点，我认为停止对他们的资助除了是资助者的权利外，未必就一定是坏事，也许就应该让他们接受一点类似的挫折教育。
资助人不是道德圣人，只是平常人，她们感受到对方冷漠便终止资助。这不是法律合同，谈不上违约，当然也不够完美，至少是有欠宽容，但却不需要接受舆论上那么严厉的指控。可是，批判的声音从“道德要挟”到“为富假仁”，一路上纲。比如“‘为富假仁’者以施舍自骄，乃至诱他人乞怜献媚，实已几近羞辱。正如在对社会道德风尚的破坏方面，‘伪君子’要比‘真小人’的危害大很多一样。”资助者俨然成了社会风尚的破坏者，这样的话语对资助者来说难道不是严重的“道德伤害”(私以为报纸编辑把这样的言论发表出来，是不够负责任的)。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资助者还有过实质性的资助，而谴责者却很可能一毛未拔。难道真是做的不如说的。我不知道说话者哪来的道德资格，可以让他假道德的名义肆虐别人。在公共舆论中，不妨把所有的人都当平常人看。平常人当然会有这样或那样的道德不足，对此也并非不可以批评，但不能道德上纲。道德高调如果需要，也是用来“尽己”，不能用来“责人”，更不能把它当棍子打人。可是，我们看到的是，道德高调一旦出台，几乎就是一根打人的棍子。如果说那几位大学生表现出来的道德贫困还不难通过教育来改善，那么像刚才这种对平常人构成人格伤害的道德上纲，还真的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种道德恶疾。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200708300398.asp

感恩不是对一枚硬币表达谢意
湖北襄樊５名受助大学生，由于对资助者态度冷漠，缺乏起码的感恩之心，今年被取消了再次受助的资格。襄樊市总工会副主席周萍称，部分贫困生心理上极度自尊又极度自卑，缺乏一种正确对待他人和社会的“阳光心态”。（８月２２日《楚天都市报》）
■赵志疆
新学期即将开始，“捐资助学”再次如火如荼，而活动主办方大多在热情讴歌“爱心接力”的同时，倡导受助贫困生积极回馈、学会感恩。与此次事件相类似的是，日前一些地区相继与受助贫困生签订道德协议，要求其参加工作后自愿捐赠不少于受资助额的善款。知恩图报固然没错，但前提应该是基于平等基础的自觉自愿行为，如果一定要将捐助与回报设置为因果关系，则不免更加类似于一种交换行为，使受助者在饱受“贫困枷锁”折磨之余平添一道“道德枷锁”，从而令捐助本身的慈善色彩打上折扣。
受助生没有写信感恩的原因很多，其中既有可能是贫困生个人性格的原因，也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于感恩有着不同的理解，当然，同样不能排除有人根本就缺少一颗感恩的心。然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显然只针对受助者而言，援助者更应秉持一种“授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坦然欣然，大可不必为了受助者的态度而锱铢必较。因为受助者吝于表达谢意而拒绝援助，表面上看是受助者的冷漠触怒了援助者，更进一步看则是捐助者因为付出却没有得到预期回报而感到不公，也就是说，在援助者看来，这种行为本身就带有交易性质，因此他们才会拒绝继续进行交易。从援助者将受助者直陈谢意当作感恩与否的标志来看，他们显然更加看重受助者对自己的态度，而不是对社会以及他人的态度。不难看出，捐助者还是没有放弃潜意识里的“施舍心态”——既然我有恩于你，你就应该当面向我而不是他人表示“感恩”，否则，我就拒绝继续施加援助。
从受助贫困生必须参加义务劳动，到免费教科书区分颜色，再到签订道德协议……随着援助贫困生活动的不断开展，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创意”，而贫困生在被人为增添了太多“贫困标签”之后，很少能心无旁骛地安然享受这份“爱心礼物”。由此可见，在扶危济贫的过程中，相当一部分人并没有放弃“平等交易”，而“施舍心态”在相当范围内也还普遍存在。
关于援助，人们普遍的共识是，济困的最高原则在于保持接受者的尊严。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一番经历不失为最好的诠释：１８７８年冬天，屠格涅夫在路上遇到了一名乞丐，面对那只通红、肿胀而又肮脏的手，作家掏遍身上所有的口袋，但却什么都没找到。窘迫的他紧紧握住乞丐颤抖的手，“别见怪，兄弟，我身上一无所有。”乞丐也紧紧地握了握作家的手，“哪里的话，兄弟。这也该谢谢您啦。这也是周济啊。”屠格涅夫在后来提起这件事时写道，“我懂了，我也从我的兄弟那里得到了周济。”的确，这也是周济，而且这种基于平等视角的心灵慰藉远比漫不经心地丢下一枚硬币更为贴心和温暖，令人遗憾的是，丢弃硬币的人我们虽然见过很多，但却很少看到有人紧紧握住那只通红、肿胀而又肮脏的手，真诚地喊一声“兄弟”。
具体到捐助贫困生这件事，心灵慰藉显然远远比物质援助更加使人感到温暖，而在援助过程中，这实际上却又是最容易缺席的一项内容。“平等交易”与“施舍心态”之下，受助者能学会感恩吗？我看值得怀疑。交易过程中，援助者与受助者双方各取所需，有何恩情可感？施舍之后，受助者将不得不以残存的尊严为代价换取援助，除了激起他们对财富的敌对之外，感恩之说又该从何谈起？而作为物质与情感表达的契合，在交易和施舍的过程中，难能有真正的慈善产生。基于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受助者对援助本身保持冷漠——这始终不过是一场交易而已。同样的原因，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相当一部分富人不愿为别人提供援助——在没有得到“平等交易”的保障之前，没有人愿意随便散发自己手中的筹码。
人常说贫困是一笔财富，但对于真正的贫困者来说，贫困往往更意味着是一种灾难。由此不仅意味着生活的窘迫，有时甚至还必须以尊严为代价来换取援助。不必指责贫困生的“极度自尊”，这是他们的生存智慧，也是接受援助的最后底线。在教育他们拥有“阳光心态”的同时，我们首先应该以一种“阳光心态”来对待他们。在援助贫困生这件事上，援助者不需要交易和施舍，需要的只是无私奉献提供帮助，以充满爱心的实际举动来感召贫困生奋发图强感恩回报，而不是在随手丢下一枚硬币之后，立刻转过身来要求贫困生必须为这一枚硬币表达谢意。
http://www.cet.com.cn/20070823/WENHUA/200708232.htm

附加道德要挟的慈善，难称真的慈善
■郭之纯
“感恩”是近几年被讨论非常多的一个概念。以资助过多人的已故歌手丛飞的遭遇为典型，某些国人感恩意识匮乏的现象曾经饱受诟病。客观说，为人确实应该有一定的感恩之心和得体的感恩举止，惟此才能让“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和谐气息更为浓厚，让更多人滋生关怀弱者的温润情怀。但是，如果只是因为缺乏感恩心或举止——抑或只是不愿意或不善于表达，已经被承诺的资助便能如此轻易被中断被取消么？即便那些出身底层的贫困生确实“无情”，资助者就该如此以牙还牙地报以“无情”么？如此“无情却被无情恼”的一局，令笔者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虽然，受到资助者以适当的方式表达谢意，于情于理都很应该，那些确实“无情”的贫困大学生应该受到一定的批评。但更有必要澄清的是：贫困大学生之所以接受资助，最主要的是因为经济状况不佳，需要得到帮助才可以度过难关，而决不该是因为他们善于对资助者“摇尾乞怜”；而具备一定财力的企业家等之所以要向贫困大学生提供资助，是为了体现社会责任、财富伦理，决不该是将此作为沽名钓誉、赢取赞美的手段。进一步可以说，帮助贫困大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只是对于个人的帮助，而是有着整体的社会意义。
既然如此，如果资助已经被承诺，那么除非以下几种情况发生，一般是不宜遽然由单方中止的——如果发现其拿着受资助的钱肆意挥霍且劝说无效，可以停止资助；发现其不务正业甚或违法乱纪，可以停止资助；抑或，贫困生家庭经济状况好转已无须资助，或资助者个人因为某种原因不再具备资助的能力，都可以停止资助。然而，如果仅仅是因为受助者不曾主动表达感恩，不曾具体地表达感激之情，就将资助中止，这算什么呢？
在笔者看来，这种对“感恩”的索求即便有着一定的正当性，然而却已使资助行为或多或少地变味。说严重些，这简直就是一种“道德要挟”。不是吗？假如资助要以对方不断地“感恩”为条件，不然就以让你重新回到困境（姑且认为资助已可让贫困大学生“脱困”）为惩罚——这不是要挟是什么呢？
附加道德要挟的慈善，难称真的慈善。资助贫困大学生不是养宠物，愿意养就养，不愿意养就不养——何况，即便是宠物，也是不该随便遗弃的呀！授人玫瑰，手有余香，资助他人只应该追求内求满足逸然，不该试图以此建立起什么心理优越感。如果以提供资助的方式向别人索求赞美，尤其是在得不到的情况下就毫不客气地停止资助，这显然比“嗟来之食”还“嗟来之食”。那位喊“嗟！来食”的施舍者，并未要求被施舍者“食”后一定要做什么，这比那些因为对方不感恩便无情中断资助的企业家的要求显然要低多了。
恕直言，以这种心态搞慈善，庶几可称为“为富假仁”。在笔者看来，“为富假仁”，或还不如为富不仁。为富不仁者虽然缺乏同情之心、恻隐之念，却还没有到拿自己的财富凌驾他人心理的程度。而“为富假仁”者以施舍自骄，乃至诱他人乞怜献媚，实已几近羞辱。正如在对社会道德风尚的破坏方面，“伪君子”要比“真小人”的危害大很多一样，“为富假仁”对富人形象、财富伦理、社会阶层关系等方面的破坏力，也远大于“为富不仁”。“为富不仁”者或只是得不到尊重，而“为富假仁”却令人无法不心生厌恶。
据悉，此活动中企业家们“承诺４年内每人每年资助１０００元至３０００元不等”。但凡知道现在中国大学收费标准和中国城市消费水平者，都会明白“１０００至３０００元”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或只能说是“略有小补”吧！那么，仅仅这么一点点捐助便如此之多的附加条件，合适么？尤其是，贫困生们因此便被中断资助，可曾考虑他们的内心的感受？可曾考虑到这对他们的脆弱自尊意味着什么？
当然也应该说，试图以施舍财富的方式为自己赢得名声，这本身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过，正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真理前进一小步就是荒谬，“资助必须要换回感恩”的逻辑，简直令人齿冷。
据悉，襄樊市总工会一位“一直为此东奔西走”的副主席批评道：“部分贫困生心理上‘极度自尊又极度自卑’，缺乏一种正确对待他人和社会的阳光心态”。这样的描述确实是符合事实的。但笔者对此想说的是：所谓“极度自尊又极度自卑”的心态虽然不那么“阳光”，然而这却是贫困者普遍具有的一种防御性反应。把这个拿出来为中断资助者开脱，以此为据对“不感恩”的受助者进行批评，颇似“站着说话不腰疼”，面对那些出身底层的贫困学子，这种“优越感”最是伤人利器。
当然，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或与资助者本来内心就不很情愿有关，与“慈善摊派”有关。但无论如何，附加过多道德要挟的慈善是虚伪的，对其中弊端应该提起足够的警惕。
http://www.cet.com.cn/20070823/WENHUA/20070823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