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正视二·二八事件需要道德勇气(南方都市报 2007-2-28)

林达：正视二·二八事件需要道德勇气
2007-02-28 10:12:35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海外观潮之林达专栏
今年是台湾二·二八事件六十周年的纪念。二·二八事件是在国民政府接收台湾之后，最血腥的一次事件。今年必然再次引起各方关注。尤其在今天的台湾，两大政党都有历史的一脉传承，六十年前的伤痛，又和政治纠葛在一起。两派政治人物如何表态，也变得万分敏感。那么，今天大家究竟应该怎么去看二·二八事件？
在我看来，六十年后，人们首先应该有勇气面对历史真相，假如去看今天的相关文章，“没有真相就没有历史”是一句少不了的话，可是，在这些话里又捎带着极大的情绪冲动，而正是这种冲动冲掉了历史真相。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是，大家至少应该对事件的发生，有一个客观描述。长久以来，普遍的描述是，1947年2月27日中午，台北专卖局获报走私消息，派叶得根、傅学通等6人前往查缉，得悉走私货已移至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附近出售。晚7时30分，查缉员赶到，私贩早已逃散，仅查获老妇林江迈的私烟，没收其钱物。林江迈苦苦哀求，查缉员却蛮不讲理，还打伤老妇。围观的群众愤怒追打查缉员，傅学通慌乱中开枪警告，误中看热闹的陈文溪。群众遂砸烂卡车，包围宪兵队。导致暴民滥杀外省人以及随后国民政府血腥镇压，杀害大量无辜台湾人，包括大多数台湾知识精英的事件。
后面一段是事件引发的后果，暂且不表。最起码应该先搞清事件是如何发生的。因为它牵涉一些对事件最基本的判断和说法，例如“抗暴”等等。在去年二·二八纪念日前，沉默将近六十年的当事人终于鼓起勇气，站出来说明事实真相。她是烟贩林江迈的女儿林明珠。其实她才是真正的历史人物，事件是因她而起。
林明珠亲历的事实是:十岁的林明珠在二·二八那天和母亲林江迈分别在相距几米的两个小摊卖烟。当时的国民政府并没有香烟专卖政策，她们卖烟是合法的，查禁私烟的故事根本无从谈起。黄昏，一个配枪的“外省”士兵到明珠那里买烟，他拿起烟盒里的烟，右手夹着点燃的烟，左手放进口袋准备掏钱，以普通话问:“多少钱？”受日本教育只会讲日、闽南语的林明珠一时反应不过来，围在一旁的地痞混混见状鼓噪:“有人抽免钱的烟！”并且大声呼唤林江迈，“阿桑，有人欺负你女儿喔！”他们一哄而起攻击这个士兵，拉扯中，明珠的烟散落一地，在起哄下冲突愈演愈烈。士兵掏枪想要吓退围堵他的人，举起枪，尖锐的枪管刚好顶到了急着冲上前找女儿的林江迈头顶，撞出血来，围观者更加沸腾。被大人拉到一旁的明珠听到有人呼喊:“阿桑，你流血啦，还不快倒下！”“阿山仔，打人喔！”群情激愤，事件最终演成一场席卷全台湾的风暴。待风暴平息，明珠的母亲林江迈才惊讶地从街谈巷议中得知，自己就是那个大家认定的虚假故事里的主角。二·二八之后，国民政府开始发卖烟执照，查禁无照私烟。她也拿到政府发放的烟牌，继续卖烟。林明珠在成年后和一个“外省”来的退伍军人结婚。她母亲一生内心被二·二八困扰，在1969年去世。
不管此后是如何混乱，事情平息之后，这样的事实是很容易核实的。例如，政府发贩烟执照从什么时候开始，当事人都活着，发生了什么，也可以问清楚。可是，就是会六十年不明不白，最奇怪的事情，是直到林明珠终于鼓起勇气出来说明真相，还是有很多人完全回避真相，继续虚假言说。
马英九表态也历来含混，只说事情太复杂。最近，他在事件的定性上突然清楚表态，“这是官逼民反，不是族群冲突”。其实，如果大家愿意面对事实，再复杂也是讲得清楚的。回避事实，只是因为有许多事实令大家难堪。而假如快刀斩乱麻，简化判断，反而给人不顾历史事实，迎合民意的感觉。
比如说，二·二八事件会席卷台湾，当然有它背后的原因，首先就是台湾民众尴尬而困扰的历史位置。中日交战的大背景之下，中国民众常常注意的是割地赔款下，自己民族自尊心受到怎样的伤害，很少有人想想伤害最大的正是被母国抛弃的台湾国民，他们又是何等的困扰。但从理论上来说，签订条约之后，台湾人突然从中国人变成了日本人，这个状态持续了整整五十年。假如我们肯面对事实，就必须承认，台湾民众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可以做的事情是适应。尤其是台湾新一代的孩子，他们生在日本统治的土地上，只会说日语，接受日本教育，欣赏日本文学，他们在事实上成长为一代日本人。成为日本人不是他们的选择，被母国抛弃更不是他们的耻辱，这只是必须接受的事实。而在五十年过去，台湾人差不多适应了身份转换和文化转换的时候，大局势的变化又要他们“变回来”，做中国人。台湾人再次被迫面对现实:他们要在两个敌对国家之间转换国民身份，随同一起要转换的，是许多复杂的东西——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民族感情等等。保留中国记忆的人可能容易些，大部分人是困难的。他们是值得同情的历史牺牲品。
就在这样复杂的转换初期，他们看到的国民政府，本身处于朝不保夕的生死存亡关头。无暇顾及也无力应付复杂的社会背景，对台湾国民政府来说，也没有经验面对一个已经离心，甚至“外国”、敌国的台湾。例如，当时台湾有许多作为日军参战的退伍军人，他们的伤亡抚恤就得不到妥善处理。还有对中国存在的属于日本右翼的敌对情绪。即便是普通民众，他们和政府是脱节的，两者之间没有一般国家存在的、可以调节的宽容度。另一个今天大家觉得尴尬的事实是，在国民政府接手台湾后，台湾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和认同度总体较低。
而对一些台湾本土人来说，又不愿意面对这样的事实，台湾人当时合理的不满情绪和诉求，最终却是以流氓滋事、暴民行凶的形式爆发出来，而不是那么道德化的“官逼民反”、“民众起义”、“反抗暴政”。暴乱中被追杀的并不都是“官”，大多是同样为“民”的普通外省人。这也是林明珠在制度转型后，仍然迟迟不敢说出真相的原因。因为有些人更愿意留在原来的历史描述之中。更何况，在平定社会混乱过程中，国民政府任意扩大了追求罪责的范围，把应该做的寻找刑事罪犯，变成了一场对台湾本土居民的政治清洗，甚至是对本土精英的铲除，本土冤死者远远超过死于暴民的外省人，具体数字至今不明。在国民政府的独裁阶段，自知理亏，就以封杀的方式封存讨论，使得台湾本土的怨恨长期郁积，郁积的结果，又使得今天转型后的国民党政治领袖，不敢以同样的程度，为二·二八事件中被暴民屠杀的“外省人”伸张历史正义。如今马英九政治化的盖棺论定，又如何面对死于暴乱的一千多名外省人？
其实，所有从独裁制度转型的社会，都要面对这样的历史血腥，只是程度和具体情况不同。在面对二·二八事件时，是否有勇气还原历史本来面目，如何处理，在考验政治家和民众的成熟度和智慧。今天，台湾民众最有利的一面是，不同的族群可以发出自己一方的声音，当年二·二八的后代，在成立纪念父母的网站和纪念馆，拼在一起，真相渐渐清楚。最终，不论今天是不是还有双方政治家利用历史悲剧为政治服务，在一个真相明朗的明天，民众最终会成熟，理解什么叫做昨天，为什么要走出昨天。
(作者系旅美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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