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慧珉:《阿Q正传》和《纪念刘和珍君》就那么难理解吗?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3:54:03
昨天看到报纸上要把语文教材“换血”,把鲁迅的《阿Q正传》和《纪念刘和珍君》抽去的消息,正在心里生气,今天看到陶世龙先生在《五柳村网站》上发表的批评文章以及其中所引的群众对此事的愤懑,觉得明辨是非的人还是很多,心里的气不禁消了一些。我完全同意陶先生的意见,还想补充一些自己的看法。
据陶先生的文章中说,那些要把《阿Q正传》和《纪念刘和珍君》抽去的先生们的理由是这两篇文章的意思过于深刻隐晦,中学生们很难理解,为了证实这一点,那些先生们甚至还亲自作了调查,去课堂听了课,了解到语文教师讲这两课确实很难。
看到这些我觉得奇怪。鲁迅的文章确实深刻,但理解起来就难到这种程度吗?现在不是还有人热心与叫儿童“读经”吗。古代经书儿童尚可以理解,中学生竟连两篇白话文都读不懂,这也未免太小看我们的中学生了。而且,正如陶先生所说,即使学生不理解,教师也有讲解清楚的责任,否则要你这教师干嘛呢?说教师讲这两篇文章为难,我看也是对我们的中学语文教师的小看。
就拿《阿Q正传》来说。语言,除个别词句外,是无需讲解的。寓意,就需要讲清以下几点:1、讲辛亥革命的历史。主要也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革命尚未成功”。附带地,也要讲讲当时的社会状况,让人知道城里的举人、把总,乡下的地主乡绅以至假洋鬼子,还有阿Q、小D之类的雇工,都是怎么一回事。2、讲阿Q和革命的关系:阿Q对革命的理解是错误的,但他在一部分人中有代表性,同时,阿Q又是那个“革命”的牺牲品。3、讲阿Q性格的特点,特别是他那种以臆想的“优胜”来自我欺骗、自我麻醉的性格,这是最坏事的东西,又是在中国人中具有普遍性的东西。不但在鲁迅那个时代有,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也普遍有。我们都可能在自己的灵魂里找到这个东西,而且应当摒弃它。这最后一点是最重要的。
当然,讲解的深度是有所不同的,这和理解的深度有关。六十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班上的语文老师讲的就比我说的这些更多、更好。(他是自选教材,那时的老师比较自由。)我很感谢这位老师。但如果我们的中学生和老师真像那些抽掉课文的先生们估计的水平那么低,那就把我说的那几点讲清楚也就可以了,并不难。
至于《纪念刘和珍君》,我就更想不明白它有什么难理解、难讲解的地方了。文字、寓意都是很清楚的呀。除了三一八惨案这件事需要讲一讲(那也是历史课上就该讲过了),真找不到还有什么需要讲的问题,让学生用心去读就可以了。我甚至怀疑抽掉这篇课文是否有其他目的。是不是因为害怕这篇课文里提到的“四十多个青年的血”引起了更多的血的记忆呢?这篇课文里还有这样一段话:“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驰,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这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给人暂得偷生,维持着这似人非人的世界。”这段话是否也犯忌,使连淡红的血色也忘记了的庸人们感到不安?
似乎是为了给鲁迅一点面子吧,在抽掉他的两篇文章以后又添上了一篇《铸剑》,据说是因为这一篇“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在鲁迅那么多的作品中惟独选上《铸剑》?它真的比《纪念刘和珍君》更容易理解么?依我看来,无非是因为其中有个黑衣人。可把他视为侠客,故事里又有三个人头在油锅里又唱又打的热闹场面,可以稍合看惯了武侠小说者的习惯,而不致像那些人所说的鲁迅文章只能给学生“催眠”。其实,《铸剑》就真的那么容易理解么?小说里的黑衣人和《雪山飞狐》以及金庸“华山论剑”中的那些侠客是不是一路人?区别何在?黑衣人为什么要替眉间尺报仇,又为什么拒绝“义士”的称呼并把同情、仗义这些褒义词都看作侮辱的名称?他说的那些莫明其妙的“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之类的话和唱的那些莫明其妙的歌是什么意思?更重要的,鲁迅这个复仇的故事和他一系列有关复仇的作品在思想上有什么关联?
这些问题不理解《阿Q正传》和《纪念刘和珍君》的人能够理解么?能够讲解清楚么?恐怕未必。那么,为什么别的不选,非要选这一篇?除了上面所说的投武侠之好,恐怕还有一条,就是因为它比较难于理解,很难不费劲地就看出它到底是揭出了阿Q头上的哪一块伤疤。
平心而论,学生不爱听鲁迅作品甚至打瞌睡、教师也不愿讲鲁迅作品的事也可能是有的。这有其社会原因。原因之一就是相当时期以来出现了一股贬鲁的时尚。鲁迅曾被神化,他的名字和文字曾被利用,这是政治家的自有用心,但不能由鲁迅本人负责。说“他既然被利用,必有他自己的问题”,则更是强词夺理,不值得反驳。一般人为此而逆反尚可理解,有些很有成就的学者也在里边鼓劲就难理解了。例如有人并没有仔细研究鲁迅(我并不认为人人都应研究鲁迅,但既未多研究,底气不足,说话就应谨慎些),却专门寻找鲁迅的“短板”,还很列出了几项。
甚至把马加爵的乱杀人,也归罪于鲁迅不该提出了“吃人的社会”。试问,马加爵乱杀的人真是鲁迅所说的那些“吃人”的人吗?他乱砍乱杀的时候,真的是如那位学者所说,想着“既然社会吃人,我也可以杀人”吗?马加爵从因穷困而偏执自尊的阴暗心理发展到不分皂白地仇恨社会,终于犯罪。既是社会的罪人,也是社会的牺牲品。那位学者却把他和鲁迅牵连在一起。这样的非逻辑推理,真是匪夷所思,主观之至了。中学生们如果对鲁迅有这种厌烦态度,更重要的还在于整个社会的那种宣传导向。试看现在的电台报刊上,有多少高歌狂舞,作品中出现的不是古代英明的皇帝和驯服的奴才,就是今日的达官、富人和俊男靓女,再加上若隐若现的歌德,真是一片承平盛世的景象。稍有一点不太和协的声音,如冰点,如被禁的八本书,便立即被注意,被禁,被剥夺了和读者或观众见面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鲁迅那些专门揭示出病苦,以求得到营救的注意的文字,又怎能得到特别的宽容呢。或许有人觉得,现在已经够宽容了吧。
主张抽掉鲁迅那些作品的先生们所举的原因,除了说他行文隐晦曲折外,还说到他“忧愤的深广,思考的尖端,”我想这或许才说到了抽文的真正原因。鲁迅曾说过希望自己的文字“速朽”,意思是说希望社会进步,他的文字中所揭示的病苦已经不再存在,那么他的文字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也是愿意社会进步的人们共同的希望。无奈这种愿望并未实现,因而鲁迅的文字也就暂不能朽。
奉劝有权主持修改教科书的人们,不用再去找什么文字上、理解上的理由了,只先去看一看我们的社会上现在还有没有阿Q,还有没有刘和珍,然后再动这抽掉课文的大手笔吧。(2007-8-22)
五柳村2007年8月27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