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莱布尼茨的中国观：用一盏灯点亮另一盏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9 02:38:31
莱布尼茨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其认识中国出发点。而这一范式经由黑格尔直至２０世纪的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观念的创立才予以彻底打破。
莱布尼兹认为，所谓的世界文化实际上是由中国和欧洲相互补充而形成的。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不但获得当时尽可能多的关于中国的书本知识，而且借助于与在华传教士书信往来的机会，尽可能多地从第一手资料去了解中国的政治、宗教乃至自然科学。在《中国近事》出版之前的多年里，莱布尼茨一直保持对中国的极大兴趣。他阅读了几乎当时在欧洲出版的所有有关中国的书籍。１６８７年比利时的耶稣会士柏应理（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Ｃｏｕｐｌｅｔ １６２４～１６９２）在巴黎出版由他编辑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子》一书。此书汉文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拉丁文译文。同年年底，莱布尼茨在一封信中提到这部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１６８９年夏莱布尼茨为了搜集有关德国汉诺威威尔芬（Ｗｅｌｆｅｎ）家族的历史资料来罗马时，认识了当时正在欧洲作短期逗留的在华耶稣会士闵明我（Ｐｈｉｌｉｐｐ Ｇｒｉｍａｌｄｉ １６３９～１７１２）。闵氏自１６７１年始受康熙重用，任钦天监监正，他是耶稣会中企图调和中国与欧洲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正是这次的意大利之旅使莱布尼茨产生中国是“东方欧洲”的设想。他认为欧洲和东方的交流不应再是从海外带回香料杂货，而是开展真正的科学交流。借这次机会莱布尼茨草拟３０个问题交给闵明我。在问题中他提出的都是非常具体的科学技术问题，因为他依据当时已有的书籍和与传教士的交往认为，中国人的强项正是在这些实践领域直接被认识的方面。通过与耶稣会士特别是跟法国传教士白晋（Ｊｏａｃｈｉｍ Ｂｏｕｖｅｔ １６５６～１７３０）的通信，使他认识到自己所创的二进制跟《易经》的吻合之处，因为在这部书中六爻卦的组合跟二进制一样，可以用来解释宇宙的形成和变化。曾教授过康熙皇帝学习数学、几何学的白晋，曾用索隐派（ｆｉｇｕｒｉｓｍ）的思想来调和基督教与中国传统。这一思想是受这之前文艺复兴的学者对古埃及、古希腊文献研究的影响，希望在中国古代经典之中找到基督信仰的ｆｉｇｕｒａｅ（象数、暗示）。在白晋的眼中，中国古代的经典并非其本身所具有的语言、历史、思想方面的含义，而是富有象数或寓言的内涵。举例来说，那位演算八卦的伏羲氏并不是中国人，而是古代文明中的立法者，只是以不同的名字出现在各种文明之中而已。得知白晋的这个“发现”后，莱布尼茨写道：“这个艺术（指中国的文字术——本文作者注）也许给我们提供一个工具，借此可以使中国人相信哲学及自然神学中最主要的真理，以便铺平他们以后走向天启神学的道路。”在此基础之上，莱布尼茨进一步把中国文字理解为非常理性的人工文字，正如数学、秩序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代表的那样。他认为数学表达了永恒的真理，它代表着通向基督教的理性之路。与白晋等索隐派一样，莱布尼茨也希望能从《易经》中发现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推出一种理性的神学：“我发明的新的数学验算方法以非常漂亮的方式描述了上帝的创世过程。基督教中关于上帝创使的信条是非常伟大的，我的主要目的是，以我的方法证明这一信条的正确性。我甚至想，我的证明会引起中国哲学家的极大兴趣，也许皇帝本人也是如此，因为他对数学的理论很感兴趣，亦很精通。”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莱布尼茨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其认识中国出发点。而这一范式经由黑格尔直至２０世纪的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观念的创立才予以彻底打破。
莱布尼茨指出，单方面毫无保留地向中国传授欧洲的科学知识并非最佳的方法，而是在向中国人秘密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学习中国的知识
莱布尼茨将中国的儒家哲学——他并不去区分孔子的学说与宋明理学——称作“自然神学”（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的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国的哲学比古希腊的哲学更接近基督教神学。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人们更容易依赖自己的天性，在有相互关联的宇宙当中认识到上帝的存在。在莱布尼茨看来，尽管在中国文化中缺少天启的特征，但她仍代表着对上帝的认识。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宽容、开放的态度，实际上是以此作为出发点的。
儒家伦理是否就是欧洲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追求已久的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伦理道德的典范？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已接近了“理性化国家”这一理念。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注重实用技术、经验总结，再配以被他称作为“自然神学”的儒家哲学，可以说是跟有科学理论与天启真理见长的欧洲思想、文化形成互补。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所积累下来的大量观察和经验可以为莱布尼茨所想要建立的“通用科学”提供经验层面上的基础，并且能补充以理论为中心的欧洲科学。莱布尼茨一再特别指出，单方面毫无保留地向中国传授欧洲的科学知识并非最佳的方法，而是在向中国人秘密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学习中国的知识，因为中国人“在观察方面高我们一筹，而我们的强项则是理论思维，中国人应当与欧洲人交换礼物，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明灯点燃另一盏明灯”。他认为，中国和欧洲在地球的两极，而相互间取长补短走向新的和谐这才是天意。“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Ｔｓｃｈｉｎａ’（这是中国两字的读音）。”莱布尼茨在１６９７年写给ｄｅ Ｓｃｕｄéｒｙ的一首诗中，更显示出他的宽阔的视野：
不管是欧洲人、中国人，还是世界公民，善良宽容者处处看到的总是人。
莱布尼茨曾就这样的一个文化多元互补思想的理论基础写道：“每个实体均是通过独特的创造而产生的。尽管如此，它们均是同一个宇宙、同一个普遍原因及上帝的不同表达。不同之处只在于表达的完美程度不同，如同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同一座城市或者从不同的点观察一幅画那样。”与白晋、闵明我等耶稣会传教士不同，莱布尼茨所关心的并不只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如何促进文化层面上的人类的幸福与发展。莱布尼茨一再指出，中国的传统从未中断过，而欧洲由于民族的频繁迁徙，使得许多这些传统都已丧失殆尽。而他给欧洲人开出的药方，盛赞中国的伦理道德，呼吁中国派传教士来欧洲挽救基督教世界的道德的没落，则更显出他对中国理想化的一面：
不管怎样，我觉得鉴于我们目前面对的空前的道德没落状况，似乎有必要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给我们传授如何应用与实践自然神学，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向他们教授启示神学一样。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们借一个超人的伟大圣德，亦即基督宗教给我们的神圣馈赠而胜过他们，如果推举一位智者来评判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评判哪个女神最美貌的话，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判给中国人。
对于中国人之所以在道德方面有如此高的水准，莱布尼茨认为原因在于在上古的典籍中中国人对上帝认识几乎跟基督教并无二致，只是缺少天启的内容而已。
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具有高尚的伦理道德，他们之间互相尊重，中国皇帝公正、仁爱、明智，这一切实际上源自他对欧洲前途的担忧。
客观地讲，莱布尼茨强调理解一个不同文化的自身价值，在政治和日常行动中坚持以理性为准绳，抱着兼容并蓄的态度宽容地对待其他文化与传统。在他的眼里，中国皇帝（康熙）宽宏大度，允许耶稣会在中国自由传教，从而使基督教在一段时期内跟佛教、道教处于相同的地位。皇帝本人为国家的利益而努力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成为知识分子的楷模，理应成为欧洲皇帝的一面镜子，这在政治上是非常高明的手段，也是莱布尼兹的理想。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１６８５年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却取消在法国南特（Ｎａｎｔｅｓ）签订的宗教赦令，从此新教在法国受到禁止与镇压，一直到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为止。显然，具有慈悲之心的中国人比起路易十四来更适于做基督徒的榜样。
今天看来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看法也许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历史地看，他那宽容的胸襟反映出欧洲已从中世纪步入新时代的广阔天地，在同时代的人看来显然具有革命的性质。他对中国的看法，实际上是由于知识分子对当时欧洲政治的失望而造成的。他认为中国人具有高尚的伦理道德，他们之间互相尊重，中国皇帝公正、仁爱、明智，这一切实际上源自他对欧洲前途的担忧。在他看来，一位在欧洲一直盼望的具有普遍慈爱之心的、公正的、有知识和智慧的政治家在中国已经出现。尽管这并不一定是事实，但从中我们可以读出莱布尼茨在政治和道德方面的理想。他的这一理想化了的中国图像一直到生活在黑格尔之前的赫尔德才有所改变。在莱布尼茨之前并没有谁像他一样高度赞扬过中国人的自然宗教，由于受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对中国文明颂扬的影响，莱布尼茨对中国社会认识的确有其理想化以及浪漫化的一面，无疑这也表现出他对异域文化兼容并蓄的态度。不过，在《中国近事》出版后不久，耶稣会士对待中国文化的立场就遭到巴黎索尔邦大学神学系的谴责，无论是在神学方面还是在文化发面，欧洲都不再有开放、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中国了。而彻底的改变则是欧洲近代经济的起飞，这之后现代哲学崭露头角时代的黑格尔（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则将此发挥到极致。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曾被耶稣会和莱布尼茨理想化了的中国开始慢慢被肢解掉，中国被欧洲主流社会彻底遗忘了。
《中国近事》依然使我们感兴趣的原因在于，它倡导了一种国际性多元文化的互补的观点
今天我们重新又发现了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依然使我们感兴趣的原因在于，它倡导了一种国际性多元文化的互补的观点，并且首次发出中国和欧洲相当，可以通过交流取长补短的声音，并且提出应当慎重对待中国文化，他在《中国自然神学论》中写道：“我们实在太愚蠢，太放肆了，刚刚到了与他们（指中国人——本文作者注）相提并论的阶段，就几乎是野蛮地对这一如此古老的学问大加挞伐，仅仅是因为它乍见之下与我们的官方学者们的观点有所不同。”中国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复苏重又回到日渐一体化的世界大家庭中来，也一再受到欧洲和受欧洲价值影响的美国的关注。今年６月２７日美国《时代》周刊（美国版）的封面标题是“中国新革命”，封面人物是身穿中山装的毛泽东像，只不过中山装上满是美国名牌ＬＶ的标志。除了《时代》周刊外，近来《华尔街日报》、《财富》、《新闻周刊》、德国的《经济周刊》等都连篇累牍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现代化过程的问题做了报道。归根结底，中国不是一个按照西方逻辑思考的国家，它站在西方的体系之外。在多元政治、文化并存的今天，中国的这种“捉摸不透”，不再会因为其不符合西方的逻辑而遭鄙视了。
莱布尼兹认为，所谓的世界文化实际上是由中国和欧洲相互补充而形成的。他孜孜不倦地研究中国，不但获得当时尽可能多的关于中国的书本知识，而且借助于与在华传教士书信往来的机会，尽可能多地从第一手资料去了解中国的政治、宗教乃至自然科学。在《中国近事》出版之前的多年里，莱布尼茨一直保持对中国的极大兴趣。他阅读了几乎当时在欧洲出版的所有有关中国的书籍。１６８７年比利时的耶稣会士柏应理（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Ｃｏｕｐｌｅｔ １６２４～１６９２）在巴黎出版由他编辑的《中国的哲学家孔子》一书。此书汉文标题为《西文四书直解》，包括《大学》、《中庸》和《论语》的拉丁文译文。同年年底，莱布尼茨在一封信中提到这部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１６８９年夏莱布尼茨为了搜集有关德国汉诺威威尔芬（Ｗｅｌｆｅｎ）家族的历史资料来罗马时，认识了当时正在欧洲作短期逗留的在华耶稣会士闵明我（Ｐｈｉｌｉｐｐ Ｇｒｉｍａｌｄｉ １６３９～１７１２）。闵氏自１６７１年始受康熙重用，任钦天监监正，他是耶稣会中企图调和中国与欧洲思想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正是这次的意大利之旅使莱布尼茨产生中国是“东方欧洲”的设想。他认为欧洲和东方的交流不应再是从海外带回香料杂货，而是开展真正的科学交流。借这次机会莱布尼茨草拟３０个问题交给闵明我。在问题中他提出的都是非常具体的科学技术问题，因为他依据当时已有的书籍和与传教士的交往认为，中国人的强项正是在这些实践领域直接被认识的方面。通过与耶稣会士特别是跟法国传教士白晋（Ｊｏａｃｈｉｍ Ｂｏｕｖｅｔ １６５６～１７３０）的通信，使他认识到自己所创的二进制跟《易经》的吻合之处，因为在这部书中六爻卦的组合跟二进制一样，可以用来解释宇宙的形成和变化。曾教授过康熙皇帝学习数学、几何学的白晋，曾用索隐派（ｆｉｇｕｒｉｓｍ）的思想来调和基督教与中国传统。这一思想是受这之前文艺复兴的学者对古埃及、古希腊文献研究的影响，希望在中国古代经典之中找到基督信仰的ｆｉｇｕｒａｅ（象数、暗示）。在白晋的眼中，中国古代的经典并非其本身所具有的语言、历史、思想方面的含义，而是富有象数或寓言的内涵。举例来说，那位演算八卦的伏羲氏并不是中国人，而是古代文明中的立法者，只是以不同的名字出现在各种文明之中而已。得知白晋的这个“发现”后，莱布尼茨写道：“这个艺术（指中国的文字术——本文作者注）也许给我们提供一个工具，借此可以使中国人相信哲学及自然神学中最主要的真理，以便铺平他们以后走向天启神学的道路。”在此基础之上，莱布尼茨进一步把中国文字理解为非常理性的人工文字，正如数学、秩序以及事物之间的关系所代表的那样。他认为数学表达了永恒的真理，它代表着通向基督教的理性之路。与白晋等索隐派一样，莱布尼茨也希望能从《易经》中发现对上帝存在的证明，推出一种理性的神学：“我发明的新的数学验算方法以非常漂亮的方式描述了上帝的创世过程。基督教中关于上帝创使的信条是非常伟大的，我的主要目的是，以我的方法证明这一信条的正确性。我甚至想，我的证明会引起中国哲学家的极大兴趣，也许皇帝本人也是如此，因为他对数学的理论很感兴趣，亦很精通。”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地知道，莱布尼茨是以基督教神学为其认识中国出发点。而这一范式经由黑格尔直至２０世纪的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时代”观念的创立才予以彻底打破。
莱布尼茨指出，单方面毫无保留地向中国传授欧洲的科学知识并非最佳的方法，而是在向中国人秘密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学习中国的知识
莱布尼茨将中国的儒家哲学——他并不去区分孔子的学说与宋明理学——称作“自然神学”（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的原因在于，他认为中国的哲学比古希腊的哲学更接近基督教神学。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人们更容易依赖自己的天性，在有相互关联的宇宙当中认识到上帝的存在。在莱布尼茨看来，尽管在中国文化中缺少天启的特征，但她仍代表着对上帝的认识。莱布尼茨对中国文化的宽容、开放的态度，实际上是以此作为出发点的。
儒家伦理是否就是欧洲政治家和知识分子追求已久的建立在理性之上的伦理道德的典范？莱布尼茨认为，中国已接近了“理性化国家”这一理念。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注重实用技术、经验总结，再配以被他称作为“自然神学”的儒家哲学，可以说是跟有科学理论与天启真理见长的欧洲思想、文化形成互补。因为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所积累下来的大量观察和经验可以为莱布尼茨所想要建立的“通用科学”提供经验层面上的基础，并且能补充以理论为中心的欧洲科学。莱布尼茨一再特别指出，单方面毫无保留地向中国传授欧洲的科学知识并非最佳的方法，而是在向中国人秘密传授知识的同时，也学习中国的知识，因为中国人“在观察方面高我们一筹，而我们的强项则是理论思维，中国人应当与欧洲人交换礼物，互相取长补短，用一盏明灯点燃另一盏明灯”。他认为，中国和欧洲在地球的两极，而相互间取长补短走向新的和谐这才是天意。“人类最伟大的文明与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终于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东方欧洲的‘Ｔｓｃｈｉｎａ’（这是中国两字的读音）。”莱布尼茨在１６９７年写给ｄｅ Ｓｃｕｄéｒｙ的一首诗中，更显示出他的宽阔的视野：
不管是欧洲人、中国人，还是世界公民，善良宽容者处处看到的总是人。
莱布尼茨曾就这样的一个文化多元互补思想的理论基础写道：“每个实体均是通过独特的创造而产生的。尽管如此，它们均是同一个宇宙、同一个普遍原因及上帝的不同表达。不同之处只在于表达的完美程度不同，如同从不同的角度观看同一座城市或者从不同的点观察一幅画那样。”与白晋、闵明我等耶稣会传教士不同，莱布尼茨所关心的并不只是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如何促进文化层面上的人类的幸福与发展。莱布尼茨一再指出，中国的传统从未中断过，而欧洲由于民族的频繁迁徙，使得许多这些传统都已丧失殆尽。而他给欧洲人开出的药方，盛赞中国的伦理道德，呼吁中国派传教士来欧洲挽救基督教世界的道德的没落，则更显出他对中国理想化的一面：
不管怎样，我觉得鉴于我们目前面对的空前的道德没落状况，似乎有必要请中国的传教士到欧洲给我们传授如何应用与实践自然神学，就像我们的传教士向他们教授启示神学一样。因此我相信，若不是我们借一个超人的伟大圣德，亦即基督宗教给我们的神圣馈赠而胜过他们，如果推举一位智者来评判哪个民族最杰出，而不是评判哪个女神最美貌的话，那么他将会把金苹果判给中国人。
对于中国人之所以在道德方面有如此高的水准，莱布尼茨认为原因在于在上古的典籍中中国人对上帝认识几乎跟基督教并无二致，只是缺少天启的内容而已。
莱布尼茨认为中国人具有高尚的伦理道德，他们之间互相尊重，中国皇帝公正、仁爱、明智，这一切实际上源自他对欧洲前途的担忧。
客观地讲，莱布尼茨强调理解一个不同文化的自身价值，在政治和日常行动中坚持以理性为准绳，抱着兼容并蓄的态度宽容地对待其他文化与传统。在他的眼里，中国皇帝（康熙）宽宏大度，允许耶稣会在中国自由传教，从而使基督教在一段时期内跟佛教、道教处于相同的地位。皇帝本人为国家的利益而努力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成为知识分子的楷模，理应成为欧洲皇帝的一面镜子，这在政治上是非常高明的手段，也是莱布尼兹的理想。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１６８５年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却取消在法国南特（Ｎａｎｔｅｓ）签订的宗教赦令，从此新教在法国受到禁止与镇压，一直到１７８９年法国大革命为止。显然，具有慈悲之心的中国人比起路易十四来更适于做基督徒的榜样。
今天看来莱布尼茨对中国的看法也许并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特书的，但历史地看，他那宽容的胸襟反映出欧洲已从中世纪步入新时代的广阔天地，在同时代的人看来显然具有革命的性质。他对中国的看法，实际上是由于知识分子对当时欧洲政治的失望而造成的。他认为中国人具有高尚的伦理道德，他们之间互相尊重，中国皇帝公正、仁爱、明智，这一切实际上源自他对欧洲前途的担忧。在他看来，一位在欧洲一直盼望的具有普遍慈爱之心的、公正的、有知识和智慧的政治家在中国已经出现。尽管这并不一定是事实，但从中我们可以读出莱布尼茨在政治和道德方面的理想。他的这一理想化了的中国图像一直到生活在黑格尔之前的赫尔德才有所改变。在莱布尼茨之前并没有谁像他一样高度赞扬过中国人的自然宗教，由于受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对中国文明颂扬的影响，莱布尼茨对中国社会认识的确有其理想化以及浪漫化的一面，无疑这也表现出他对异域文化兼容并蓄的态度。不过，在《中国近事》出版后不久，耶稣会士对待中国文化的立场就遭到巴黎索尔邦大学神学系的谴责，无论是在神学方面还是在文化发面，欧洲都不再有开放、宽容的心态来对待中国了。而彻底的改变则是欧洲近代经济的起飞，这之后现代哲学崭露头角时代的黑格尔（１７７０～１８３１）则将此发挥到极致。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曾被耶稣会和莱布尼茨理想化了的中国开始慢慢被肢解掉，中国被欧洲主流社会彻底遗忘了。
《中国近事》依然使我们感兴趣的原因在于，它倡导了一种国际性多元文化的互补的观点
今天我们重新又发现了莱布尼茨，《中国近事》依然使我们感兴趣的原因在于，它倡导了一种国际性多元文化的互补的观点，并且首次发出中国和欧洲相当，可以通过交流取长补短的声音，并且提出应当慎重对待中国文化，他在《中国自然神学论》中写道：“我们实在太愚蠢，太放肆了，刚刚到了与他们（指中国人——本文作者注）相提并论的阶段，就几乎是野蛮地对这一如此古老的学问大加挞伐，仅仅是因为它乍见之下与我们的官方学者们的观点有所不同。”中国由于经济和文化的复苏重又回到日渐一体化的世界大家庭中来，也一再受到欧洲和受欧洲价值影响的美国的关注。今年６月２７日美国《时代》周刊（美国版）的封面标题是“中国新革命”，封面人物是身穿中山装的毛泽东像，只不过中山装上满是美国名牌ＬＶ的标志。除了《时代》周刊外，近来《华尔街日报》、《财富》、《新闻周刊》、德国的《经济周刊》等都连篇累牍地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现代化过程的问题做了报道。归根结底，中国不是一个按照西方逻辑思考的国家，它站在西方的体系之外。在多元政治、文化并存的今天，中国的这种“捉摸不透”，不再会因为其不符合西方的逻辑而遭鄙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