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传统与中国的“现代”

——沟口雄三的思想遗产
日期：2010-07-25 作者：罗岗 来源：文汇报                      
    ■罗岗
    
    进入21世纪，“整日子”特别多，刚刚送走了“改革开放30周年”（2008年）、“共和国60周年”（2009）和“五四运动90周年”（2009年），马上就要迎来“辛亥革命100周年”（2011年）。虽然7月13日去世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先生（1932—2010）已经无法亲眼看到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盛况，但早在2007年5月，他应《台湾社会研究季刊》之邀发表了《辛亥革命新论》的演讲——该演讲的繁体字版本发表在2007年9月出版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简体字版本发表于2008年4期的《开放时代》，内容相似的日文本则以《辛亥革命的历史个性》为题，发表在2006年9月出版的《思想》上——重新强调了“辛亥革命”之于“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性。沟口先生指出，人们往往简单地将“辛亥革命”视为“二千年来王朝体制终结”，却没有想到“此乃中国历史的空前大事件”，“而当时的国际社会却视其若朽木之终，自然之势而已。因此，其历史意义不仅未被同时代人所关注，亦被后人所轻视。”（《辛亥革命新论》，以下引用该文，不再注明）当然，后人轻视“辛亥革命”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若以建立中央集权的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的“现代化史观”判断，只是使“旧体制”解体而无明确的“新体制”诉求的“辛亥革命”，只能是一种“现代化”的反动；如用反帝反封建为目标的“革命史观”衡量，“辛亥革命与1949年的建国革命相比，则只能是不彻底的革命。”
    
    譬如“辛亥革命”前后的军阀纷争和混战往往被视为“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反现代性”的表现，然而沟口先生却认为：“在迄今为止的历史观里，从清末到民初的军阀，一直被视为中国近代国民国家建设的障碍，往往被看作是封建余孽。但是，如果我们拥有与明末清初批判知识分子的历史课题意识共鸣的经验，能够与他们一直在清代历史的涌动中被一路带到辛亥革命，那么，恐怕对于军阀的评价就不会那么单纯了。”（《中国的思维世界·序言》）具体而言，他将“近代军阀”看作是从“明末清初”一直到“辛亥革命”这一长的历史时段的产物。在明末清初之际，历史变革的特征是力图确立一种相对于中央主导的地方官僚行政而由“乡里”主导的地方行政。沟口先生称其为“乡里空间”。这个“空间”不能单纯地在与“官”相对的“民间”意义上使用，因此它对应的“行政”与“治理”也就不同于欧洲历史上与“官”相区别的“市民自治”或“地方自治”，而成为了明末清初以降直至整个清代膨胀为相当规模的“乡治”。也即成为官僚与乡绅、地方实权派、普通民众等复杂结合而成的“公共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官”与“民”相互对立，同时也相互补充，或者既相互合作又相互利用，结果他们一起分担了地方行政。如果注意到这个“乡里空间”的形成过程，把它作为一个基准俯瞰清代，那么自然会观察到清王朝体制崩溃的历史：这种“乡里空间”在伴随太平天国兴起的湘军、淮军成立之时获得了质变的契机，不久，清朝开始遭遇到以“军阀”形成为标志的“乡里空间”的极度膨胀，面临各省的独立宣言，最终走向崩溃。如果注意到了这样的历史过程，军阀就不再仅仅是封建余孽，而有可能被视为“乡里空间”的一种可能形态。
    
    将“军阀的形成”和明末清初以降逐渐膨胀的“乡里空间”和“乡治”联系起来，显示出沟口先生的论述策略，不仅力图超越“现代化史观”和“革命史观”的限制，而且更深刻地揭示出背后制约这两种颇多分歧的史观的“欧洲标准”：“军阀显然是依靠欧洲标准无法准确衡量的中国历史的产物。通过在中国的脉络里勾勒这历史上的一页，我们也得以使欧洲的标准相对化，了解它在亚洲‘本土’中的限度。”（《中国的思维世界·序言》）问题在于，假如“欧洲标准”无论以“革命”或“反革命”的方式出现，都无法解释中国问题和中国经验时，那么很显然需要确立另一套具有解释力的标准。沟口先生在与西洋思想史家川出良枝一次谈话中就认为，应该把以千年为单位计算的历史“纵带”和以实体、观念为主的欧洲“横带”之交叉点作为研究场所，来反驳过去对中国“现代”的传统解释。他说：“例如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以联省的形式来进行的。从横带的角度来说，其民族主义、打倒王朝体制和向共和政体的过渡等主张，几乎都可以用欧洲概念来进行说明。这种解释或许成为一种清朝是被欧洲的力量所打倒，然后中国才变成了军伐割据的‘混乱’的趋势之印象。事实上，省的独立运动是以省作为行政单位，并在军事、政治、经济上都很有组织地运转的结果。这种省自立的完成过程，也就是推翻王朝的组织性完成过程。坦率的说，推翻王朝体制的基本力量是纵带，而不是横带”（沟口雄三、川出良枝：《对谈：中国の「天」と西洋の「神」》，「UP」2001年12月号，转引自村田雄二郎：《孙中山与辛亥革命时期的“五族共和”论》）
    
    由此可见，在将“欧洲标准”相对化的同时，沟口先生力图从“中国传统”内部发现“革命”的动力。所谓“推翻王朝体制的基本力量是纵带，而不是横带”，就是指“辛亥革命”的主要力量，并非传统型的叛军或异族军队，而是蓄积于民间的“各省之力”或称“一省之力”——这里的“一省之力”，指的是军事力量（以湘军等地方武装为基础的省规模的团练等）、行政力量（实行“乡治”的力量，如善会、善堂等）、社会力量（宗族所拥有的社会影响力等）、经济实力（商业实力）等“民间”的综合性力量——追溯“一省之力”的来源，不难发现“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因素”固然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其根源却在于明末清初的“乡里空间”乃是“地方公论”展开的空间，“地方公论”指的是黄宗羲所主张的应承认“民”作为社会经济存在之主体性，所构想的一地之事应委之予一地，“以地方之手管理地方之公事”之“公论”；或者借用顾炎武更加简洁明了的说法，那就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内”。正是这一空间的规模由明末的县一级扩充至清末的省的范围，从而最终导致清王朝体制的崩溃。可是，以往常常将明末的“公论”和“封建”无分别地解读为清末的“地方自治”，亦即与自欧洲东渐的“地方自治”概念相提并论。结果清朝中叶追求的目标，不知于何时何地便被换为欧洲市民革命色彩的“地方自治”，也即一种自立于“官”之外的制度性的“民”的体制之“自治”，一种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二元化之后试图“重新发现”的“社会”。在这一“发现”的过程中，原有的“以地方之手理地方之公事”意义上的官、绅、民合作的“乡治”，便被视为不吻合欧洲意义的“自治”而被排除在视野之外了。结果，黄宗羲、顾炎武之后继者自然也就无处可觅。但假如我们不将明末之“公论”、“封建”置放于“地方自治”的逻辑中，而是将其限定在中国的“乡治”语境下，便可从整个清代找出成百上千的“乡治”的后继者。
    
    正如沟口先生在一次访谈中说道，1978年他发表了《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一文，这篇文章当时还有一个副标题：“前近代期中国思想的展开（上）”，“对于我来说这篇论文是翻过一座大山的尝试，这篇论文只有上篇没有下篇。这次的《辛亥革命的历史个性》应该相当于其下篇。”（村田雄二郎等：《沟口雄三氏访谈录》）如果按照沟口先生所言，将这两篇差不多相隔20年的论文做一个贯通性的阅读，就更能看出他将“辛亥革命”放置在“明清传统”的延长线上来理解，这一极具挑战且颇有争议的观点绝非一时的奇思妙想，而来自于沟口先生对“何谓中国的‘现代’”这一问题持续数十年的严肃思考。就像《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揭示出的，“辛亥革命”的动力可以回溯到黄宗羲的“公论”和顾炎武的“封建”，但他们的思想也非空穴来风，而是植根于晚明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和政治经济更广泛的变迁。一般认为，晚明的变迁构成了某种“中国式现代”的渊源，譬如早在1930年代，周作人就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追溯到李卓吾的“童心说”和袁宏道的“性灵说”。后来的论述者基本上沿袭了周作人的思路，将晚明对“私”和“欲”的承认视之为现代欧洲意义上的“个性解放”、“人性诉求”甚至是具有内在深度的“自我”的确立，只不过由于这种“自我”的确立仅仅在“意识”和“思维”的层面展开，缺乏与之匹配的实体化的“市民社会”，因此“萌芽”之后难逃“凋敝”的命运，这就是日本学者岛田虔次所谓“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
    
    可是，沟口先生并不仅仅在“思维”层面上把握晚明的变迁。假如简单地把晚明对“私”和“欲”的承认限定在“意识”变革的领域，那么与之匹配的“市民社会”的“缺席”必然要导致其夭折和断裂。然而，在晚明以来“公论”和“封建”的脉络中，“私”和“欲”却具有另一种“实体化”的可能，它们不是指向现代意义的“个性”和“人性”，而是重新确立“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顾炎武语）的原则，反对皇帝“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语），从而把士大夫阶层的“欲望”放在“天理”名义下已确立其经济上的主体性，也即保全在“地主和商人等富民层”主导之下的城市、乡村的安宁。与之相对应的则是“明初以来实行了里甲制，而到了明末清初时，出现了里甲制难以包容的新的土地支配关系，‘地主制’就在这一时期渐渐引来了它的体制化时期。”（《所谓东林派人士的思想》）这种“地主制”的确立就意味着“乡里空间”和“乡治”的可能，它打开了另一条通往“现代”之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尽管现代中国革命的主体已经从“士大夫阶层”转移到“大众”，但就内在理路上来看，黄宗羲由“地方公论”出发，主张与“王土”对立的“民土”思想，确实打开了一个新的空间，因为“中国式现代”的起源并非确立真正的自我，而是改变土地支配关系和在此基础上的国家权力的实质性转换。所以沟口先生才会这样来理解中国革命与中国现代性的关系：“在政治、经济思想上，孙文的资产阶级主导的共和思想（在包括‘民生主义这一点上，具有中国的特色）使它（近代）的蓓蕾丰满，经过继之而起的人民的民生革命而开花，因而超越阶段进入一个新的现代。我之所以把它看作开花，是因为只有农村的无产阶级即土地革命才是中国革命的主流。这既是当然的又是重要的。”（《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曲折与展开》）
    
    据说，沟口先生本科所学的是中国现代文学，他的毕业论文以“赵树理和人民的文学”为题。尽管后来他投身到更广博的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领域，但沟口先生苦苦求索的问题意识，似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他思想的“原点”。
    
    谨以此文纪念“以中国为方法”的思想者沟口雄三先生！
    
    2010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