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和平解放内情：谈判比想象的困难得多

核心提示：1950年4月28日晚，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和黄炎培副总理举行招待会，宴请西藏和谈代表。会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和谈的全权代表名单：首席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全权代表还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周恩来在宴会上指出，这次和谈要以“十条”为准，“十条公约”规定的内容是谈判的基础。到北京以后，阿沛才发现谈判比原来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本文摘自：《纵横》2010年第2期，作者：刘明钢，原题：《揭秘：西藏和平解放内情》

编者按：

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藏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我国民族工作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八、九、十、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因病于2009年12月23日逝世，享年100岁。半个多世纪以来，他始终坚定地站在国家和人民的立场，处处以祖国和人民利益为重，坚决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他一生追求真理、矢志不渝、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的高尚精神和高贵品质，令人钦佩，为人楷模。我刊特发此文，缅怀他为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所建立的不朽业绩。

半个多世纪以前，中国的雪域高原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件，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从此，西藏从帝国主义侵略奴役和封建奴役制度的桎梏下摆脱出来，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开始了历史性的跨越。

在一片主战的喧嚣声中，阿沛·阿旺晋美站出来大声疾呼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立即宣布废除民族压迫制度，实行民族平等团结政策。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从国内外形势和西藏的特殊情况出发，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根据这一方针，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在命令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同时，通知西藏地方政府派代表到北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谈判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事宜。为使和平解放西藏的愿望成为现实，经中共中央批准，西南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出台“十条公约”作为谈判的基础；从中央到西南局、西北局和进藏的前线部队，利用各种渠道，采用各种形式宣传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精神与政策；不厌其烦地、苦口婆心地对西藏当局开展争取和平解放的工作。但是西藏当局完全听不进去。

当时西藏地方政权掌握在以摄政达扎·阿旺松绕为核心的少数分裂主义分子手里。他们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指使下，蓄意要搞西藏独立，并为此连续召开官员大会，讨论两大问题，一个是怎样阻止解放军进藏；另一个是要向美国、英国、印度、尼泊尔派出所谓的亲善代表团，向这些国家宣布所谓的“西藏独立”，乞求这些国家给以支持和军事援助。

在一片主战的喧嚣声中，阿沛·阿旺晋美站出来，大声疾呼反对战争，主张和谈。

阿沛·阿旺晋美出生在拉萨以东墨竹工卡县甲玛沟的一个贵族世家，曾担任过昌都府粮饷总管等官职，以精明强干擢为噶厦政权的四大孜本之一。

阿沛·阿旺晋美是官员大会上第一位公开主和的高级官员。他认为：同共产党打仗，无异于以卵击石。国民党800万军队，还有美国精良武器支持，尚且不是共产党的对手；而把西藏男女老少都动员上战场，也不足百万，武器更不如人，因此，采取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不失为上策。阿沛·阿旺晋美完全是从历史的、现实的、客观的角度独立思考后才提出反对意见的。

但没有人认真考虑。

正当布达拉宫手足无措时，阿沛·阿旺晋美从昌都派人日夜兼程给在拉萨的达赖送信

中央争取和平谈判的种种努力都不见成效，被迫决定以武力解放昌都。

就在解放军陈兵金沙江东岸、战争一触即发之际，昌都府的行政长官任期未满，要求卸任。在拉萨的3个噶伦，虽然一个个都强烈主战，但谁也不愿去战云笼罩的前线。结果孜本阿沛·阿旺晋美被提升为增额噶伦，出任昌都基巧。即将出征的阿沛·阿旺晋美在面见摄政达扎后，提出了一条令满堂皆惊的意见：我去昌都后，暂不接任职务，而是直接找解放军谈判，一路东行，找到解放军为止。他的建议又没有被采纳。

阿沛·阿旺晋美走马上任，于1950年8月28日到达昌都，眼前的情况令他沮丧：辖区部分县仅七八户尚存糌粑，其余皆以圆根为食，乞丐成群，景象凄凉。更堪忧的是拉萨来的藏兵军纪废弛，奸淫扰民，各代本（团长）之间，互不协作，此情此景，能战能胜吗？他向执政者建议：是否先通过与汉人接触，设法阻止解放军入藏，不要一上来就兵戎相见。可执政者仍欲将西藏的前途和生灵当赌注。

10月，解放昌都的战役如期打响。正像阿沛预料的那样，藏军一经打击便辙乱旗靡，仅八九天，解放军便兵临城下。阿沛下令弃城西撤，在西撤途中，继续派人与解放军联系。

昌都解放后，西藏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西藏爱国人士和人民群众看到了希望，受到了鼓舞。特别是被释放、遣返的藏军，耳闻目睹了解放军是如何遵守政策纪律及关心爱护群众的，他们将这些情况讲述给亲朋好友和其他人，减少了藏族同胞的恐惧心理，解除了很多疑虑，增加了对解放军的理解。许多藏族同胞不但不再惧怕解放军，反而急切盼望解放军的到来。昌都战役也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一片混乱，并发生分化，摄政达扎不体面地下台，达赖喇嘛提前亲政，观望局势，任命洛桑扎西和鲁康娃为司曹（代理摄政）。

阿沛·阿旺晋美以及在昌都战役中投诚的近40名藏军高级军官，也都重新穿上他们的官服，并被请回原来的官邸。他没想到竟然会受到这样优厚的礼遇。

解放军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来了，十八军民运部长、昌都工委副书记平措旺杰也来了，其他解放军的将领也纷纷前来看望阿沛·阿旺晋美。在阿沛居住的房间里，共产党的首长与他促膝长谈，一谈就是大半夜。

昌都地区的大活佛、大贵族，前昌都藏军的高级军官，更是络绎不绝地前来拜望阿沛·阿旺晋美。阿沛从他们的眉宇神态、谈吐笑声中感受到了他们喜悦的心境。阿沛·阿旺晋美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说在昌都战役之前，他之所以主和是为了避免生灵涂炭；此时此刻，考虑更多的则是西藏的前途和祖国的统一。阿沛·阿旺晋美主动联络了40多位官员联名给达赖写信，并派自己的亲信昼夜兼程送往拉萨。

这是一份十分重要的文献。它禀报了昌都之战的失败经过，以及投诚后广大官兵受到的良好待遇，信最后说：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希望和平解放西藏，要求噶厦速派和谈代表进京，并保证在达成协议之前不进军西藏。中央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西藏政教事业及贵族利益，保证不受侵犯。对上述各项，阿沛本人和在昌都的40多名僧俗官员完全可以担保。

阿沛的来信使乱作一团的布达拉宫稍微平静了一些，但少数掌权者策动达赖外走的计划仍在进行中。不久，西藏地方政府分为两摊，一是达赖和一部分主要官员离开拉萨撤至中锡（指锡金，原为锡金王国，今为印度共和国锡金邦）边境的亚东，称亚东噶厦，掌握重权；洛桑扎西和鲁康娃等留在拉萨，称拉萨噶厦。西藏地方政府仍在观望，直到他们感到共产党军事上的强大、政治上的宽大，寻求外国对他们再援助又无多大结果时，达赖才于1951年1月27日和2月27日先后向中央报告他已亲政并决定派代表团赴京谈判。

1951年2月，西藏地方当局派遣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代表团前往北京谈判。代表团共5人，分两路进京。阿沛·阿旺晋美、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等在解放军十八军联络部部长乐于泓与平措旺杰的陪同下，于3月下旬从昌都出发；而在亚东的凯墨·索朗旺堆和土丹达旦则转道印度、香港等地进京。

在阿沛·阿旺晋美出发的那天，昌都军民数千人夹道相送。阿沛的颈项上挂满了洁白的哈达，他的身前身后都是寄予殷切希望的藏族同胞。

阿沛·阿旺晋美发现谈判要比原来想象的困难得多

4月20日，山城重庆，一架飞机载着阿沛代表一行飞经西安去北京。中央人民政府关注着这架载有重大使命的飞机。中午12时50分，飞机降落西安机场加油，中央民委主任李维汉电话通知：因北京风大，请西藏和谈代表改乘火车来京。代表团一到北京，就受到热烈的欢迎。

4月28日晚，周恩来总理、李济深副主席、陈云副总理和黄炎培副总理举行招待会，宴请西藏和谈代表。会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参加和谈的全权代表名单：首席代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维汉；全权代表还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周恩来在宴会上指出，这次和谈要以“十条”为准，“十条公约”规定的内容是谈判的基础。

到北京以后，阿沛才发现谈判比原来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困难之一，是双方的条件相差太远。由经印度的代表带来的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谈的五项条件，表面上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实际上是搞西藏独立，与中央人民政府的“十条”完全背道而驰。

困难之二，经印度来的代表与从陆路来的代表在思想上存在很大的差异。从昌都来的代表与解放军有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亲自体察过党的政策，对实际情况比较了解；而经印度来的代表，听来的消息完全是谣言，对共产党充满了怀疑与恐惧。阿沛·阿旺晋美清楚地看到，统一思想认识，增加相互理解，对谈判的成功至关重要。因此在谈判前，阿沛·阿旺晋美抓紧做代表团成员之间的沟通工作：介绍了在昌都见到的解放军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坚持民族团结、平等的情况。特别指出解放军不住寺庙，连老百姓家也不住，而是住帐篷，在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也从不损害老百姓的利益。桑颇和土登列门也介绍了亲眼看到的情况。通过这些沟通统一了代表团内部的思想认识。

代表团在思想统一后，又一致决定：在谈判中，一般问题不请示。阿沛·阿旺晋美认为这也是保证谈判成功的关键一招。如果事无巨细都要请示，不但会拖延时间，而且会将事情复杂化。其实，此次进京前，达赖喇嘛带来一份只给阿沛·阿旺晋美的内部指示，这个指示比前面所说的五条有所变化，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是仍不同意在西藏驻军。在这个指示中还有一条由阿沛·阿旺晋美自己掌握：关于解放军进藏以及有可能发生的一些其他问题，都可以审时度势，自行处理。

跨过了第一道难关：在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4月29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第一次谈判，在北京军管会交际厅举行。

第一次谈判气氛舒缓而融洽，双方代表互相验看了代表证书后，未谈具体问题，只是洽谈程序、步骤。李维汉说：“我们是一家人，大家商量把事情办好。”

五一节那天，在天安门城楼上，阿沛·阿旺晋美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对他说：“你们长途跋涉来到这里，辛苦了。好好休息，你们来了好。”毛泽东没有提及有关和谈方面的问题，只是对西藏代表团的到来给予了肯定和欢迎，气氛非常融洽，招待也十分周到。

5月2日下午，谈判继续进行。双方集中讨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问题。

阿沛·阿旺晋美说：噶厦政府的意见，我们必须坦诚地向中央人民政府报告，噶厦当局不赞成解放军进藏。西藏的东部、北部与内地相连，只有南面与印度比邻。如果边境有事，再请解放军进去。如果这样不行的话，还可以把藏军扩大，并编成解放军的一部分，对外宣称已有解放军了。

李维汉指出：进军西藏以解放与保卫边疆，是中央的既定方针，这一方针不能改变。首先是保卫国防的需要，西藏交通不便，一旦有事，军队很难及时开进。其次，这样做对西藏人民、中华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利。李维汉还逐一批驳了西藏地方当局不让解放军进藏的理由，并一针见血地指出：从噶厦的5个条件来看，西藏上层部分人士有3点错误和不切实际的想法：一是仍然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二是想拖延时间以观国际形势的变幻；三是怀疑解放军进藏是为了整藏族。这不对，要整，打败了整更容易，何须和谈？

对此，西藏代表仍不予接受，谈判陷入了僵局。不过中央代表没有勉强西藏代表，只是建议休会两天，安排代表们参观、看文艺演出。据参加谈判的西藏代表土丹旦达回忆：“这两天，我越玩心里越急，越看演出越感到不安。我担心解放军像清朝皇帝派到西藏的军队那样，到拉萨后就夺噶厦政府的权，一切包办代替，同时，又怀疑解放军利用休会的时间，长驱直入，开进西藏。”因此，西藏代表便请阿沛出面，询问中央的意图。

在中央人民政府谈判代表持论有据、逻辑严谨的理念面前，阿沛·阿旺晋美首先感到，力拒解放军进藏，于情于理相悖，决定放弃不允许解放军入藏的条款。阿沛·阿旺晋美又反复做代表团其他成员的工作，权衡利害，特别是注意争取藏军总司令凯墨·索朗旺堆、达赖姐夫彭措扎西的首肯，终于统一了认识。

谈判的第一道难关，跨越过去了。

一个灵感的提议打破僵局，班禅问题得以解决

协议草本已经拟定好了，附件草本也定了下来。就在这时，中央代表要把班禅问题写进协议条款。这个问题一提出，几乎使谈判破裂。

历史上，噶厦与扎什伦布寺之间发生不和，积怨很深。在这次谈判中提出承认班禅问题，所有的西藏代表都表示不能接受。阿沛·阿旺晋美说：“现在是中央和西藏地方的谈判，要讨论解决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问题，而班禅是西藏内部问题，与这次谈判没有关系。”

李维汉则郑重地申明：“班禅问题必须包含在协议之中，班禅在宗教上与达赖地位同等，在藏区有着极大的影响和感召力，并已明确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如果班禅能同达赖及噶厦政权和解，返回西藏，对解放军进藏，对西藏地区在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走向幸福繁荣，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阿沛·阿旺晋美则说：“我们来谈判，噶厦政府只交代我们谈和平解放的问题，根本没有交代谈与扎什伦布的关系。”

李维汉说：“这是西藏内部的问题，过去国民党时期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共产党领导，不仅要解决汉藏民族间的团结，也要解决西藏民族内部的团结。因此，这次一定要解决。”

西藏代表团根本不愿再谈这个问题。

李维汉发火了，拍着桌子说：“这个问题是你们的内部问题，但是，如不能解决，所有谈判达成的协议，都不能成立。”

阿沛也火了，大声地说：“那好，已经达成的条款也可以不算！其他4个代表从哪里来的，请你们把他们安全地送回到哪里。我已是昌都解放委员会的副主任，你们让我回昌都也罢，不让我回去，留在这里也行。”

谈判不欢而散。西藏代表团也做好了返回西藏的准备。

谈判的气氛骤然炽烈起来。双方各持己见，使谈判僵持了好几天。

一天下午，孙志远打电话来，问明天9点是否愿意会晤？阿沛·阿旺晋美表示同意。第二天，他们在北京饭店单独会晤。这次晤谈持续了10个小时。阿沛·阿旺晋美详细介绍了达赖、噶厦同班禅、扎什伦布寺的历史渊源，进入20世纪后的矛盾瓜葛，以及接受班禅条款的难处等等。显然，是达赖和班禅之间源远流长的友好相处的历史，启发了孙志远，他提议：在关于达赖和班禅的条款中，是不是写上这样的内容：恢复九世班禅和十三世达赖和好时固有的地位和职权，这样行不行？

孙志远的一个灵感的提议，打破了谈判的僵局。阿沛·阿旺晋美想了一会儿说：“这样写应该是可以的。”因为双方都维持和好时期的固有的地位和职权，既保障了达赖原有的地位、职权丝毫不受损伤地得到延续，也消除了班禅回藏后可能侵蚀达赖权威的疑虑。阿沛·阿旺晋美把这种表述跟其他代表一讲，他们一致说：“这好说！那是好多代人形成的历史，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因为事关重大，而且西藏地方政府并未授权代表团谈判这个问题，阿沛·阿旺晋美马上给亚东噶厦发报请示。后来，亚东噶厦复电同意承认班禅灵童问题，至此所有问题都达成一致。

《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揭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

历史的车轮终于驶向了那个伟大的时刻。

1951年5月23日下午4时许，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定》签字仪式。主持签字仪式的朱德和李济深、陈云肃立在巨幅的五星红旗下，他们的左首站立着中央代表团的4位全权代表。坐在长桌前签字的是阿沛·阿旺晋美等5位西藏和谈代表。他们使用着书写藏文所特用的竹笔。

自清代末期以来，西藏同内地中央政府关系危若垂丝的历史，以《协议》的诞生和尔后的落实而宣告结束。

签字的第二天晚上，毛泽东主席在怀仁堂举行盛大的宴会，庆祝《协议》的签署。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知名人士180余人作陪。中央特地把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都安排在毛泽东同一桌。宴会充满着喜庆的气氛。毛泽东说：“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一刻。

此后，阿沛·阿旺晋美亲眼见证了解放前的西藏和解放后的西藏的巨大变化和历史性的进步。他坚定不移地认为，是《十七条协议》的签订揭开了西藏历史的新篇章。他深为自己能够参加这样一件符合国家和本民族根本利益、顺应历史趋势、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大事而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