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和平解放

周北峰
北平——这个历史悠久的古都，在解放战争中，于１９４９年春，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作为傅作义将军的代表，我曾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现就追忆所及，记述于下。
和谈之前
我认识傅作义将军是在１９３７年夏季。那时蒋介石邀请各地大学教授和“名流”在庐山召开茶话会。当时我在山西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山西大学被邀请的有校长王禄勋和我两人。
因为我与傅是同乡，他希望了解庐山茶话会的情况，所以在茶话会结束时电邀我到绥远一行，我欣然应允前往。
我到绥远后不久，傅军在南口与日本人接火了。战争一 开，绥远到太原的交通断绝，我只好由宁夏乘飞机，假道西安返回晋南临汾老家。此时傅也于太原失守后到了临汾。我们见面后，傅请我代表他到延安与中共中央商谈合作问题。因为傅此时被任命为第七集团军兼第二战区北路军总司令。那时八路军的一二○师驻在晋西北兴县、岢岚一带，正是在傅的北路军防区以内，共产党中央曾派曾三、程子华到山西柳林会见傅作义，所以傅请我代表他去延安走一趟。我到延安拜见了毛主席。恰于此时贺龙师长和肖克副师长也在延安，毛主席告诉我说可以和他们两位谈谈。我就是那个时候与贺龙、肖克同志认识的。我由延安返回傅部，便在北路军总司令部战地政治工作委员会负责，时常与八路军接触。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蒋介石委派傅作义为长城以北热、察、绥的受降官。傅又派我作代表到商都和张北与苏联红军接头。不久中共与国民党会谈后，成立了三人和谈小组，我又担任傅作义的代表，在集宁、丰镇、张家口与八路军会谈。
多年来傅与中共的接触大部分都是我代表他参加的。
１９４８年年底，当时平津战争已十分吃紧，有一天夜半，傅的秘书阎又文给我来电话说，傅令我立即到总部，并说对我夜间通行已做了安排，派车接我。所以各道警卫、门岗均未阻拦，我一直走进傅的办公室。进屋后，看见傅单独一人，在房间内绕屋而行。傅看到我后，双目注视着我一言不发。稍后，他问我：“你对目前的时局有什么看法？”我因很长时间没到“总部”，有时偶尔见面，傅也没和我谈这一类问题，今天半夜电召，单独接见，开门见山问我对时局有什么看法，我就猜透了几分。于是我反问傅：“是不是打算与解放军接洽？”
他听了我的话后，仍不停地在室内绕行，边走边说：“李任潮（李济深）派了个代表叫彭泽湘（事后查实，他是冒充李济深先生的代表），建议我反蒋独立举行起义，走所谓第三条路线，独树一帜。民盟也派来一个叫张东荪的代表，是燕京大学的教授，他建议我与中共接头。”说到此，他停了下来。我随即问他：“总司令打算怎样？”他沉思了一下说：“我觉得李任潮的代表彭某人的意见，不是个好意见；而且我看彭某这个人谈吐间，一片浮夸气，我不打算理睬，也不答复李济深。另外，前些日子胡适偕司徒雷登来北平，曾谈过让我退守山东沿海一带。美国人的意见是要我以青岛为根据地，人员由我们解决，武器装备由美国供给；但军需后勤由美国人监督，还说了些很难听的话。他们太小看中国人了，我不同意，就搁下了。”停了一会，他又接着说：“蒋介石是不行了，政治腐败，人心涣散，军事无能，经济崩溃，就是美国人也救不了他了。要是我对蒋介石还有一点希望，也不会拒绝担任华东南军政长官了。我考虑再三，还是与中共接头谈判为好。我看毛泽东主席领导中国是可以把中国搞好的。数月前，我曾给毛主席发了个电报，请求派南汉宸先生来北平一趟（傅在晋西北时，南偕夫人曾数次到河曲。毛主席于１９３８年夏派到傅部的一个统战小组共八人，由潘纪文同志负责，在我的战地政治工作委员会工作，就是南去与傅商订的），至今未见复电。不料局势发展得如此之快。半月前，我已派了崔载之（傅在北平办的《平明日报》社社长）与中共在易县接上了头，并带去一个电台。一个多星期的谈判，没见到中共的负责人，仅和他们的参谋长刘亚楼谈了两次话，不着边际，最后表示说我们没有诚意。我已电令崔将电台留下，立即返平。我又去电说派你去重新商谈。他们已复电同意。你准备一下，明天就同张东荪到蓟县去怎样？”我问去谈判的主要内容是些什么？应该怎样说？傅简单地讲了他的想法后说：“你去了相机行事吧！”说完又在室内绕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待一会儿，他说：“你去准备吧。”他又再三嘱咐，一定要十分机密，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对家里也只说是要在中南海住几天。
蓟县的谈判——草签会谈纪要
“腊八”那天清晨，傅的政治部主任王克俊坐车到我家说：“咱们一起到张东荪家，他就住在李阁老胡同。”到张家后，王克俊对张东荪说：“你那天所谈代表民盟的意见，我们考虑了好久，前天傅先生请你吃饭时对你所表示的意见，周北峰先生也赞成。今天你们就可以去了。你昨天派的人我也见了，并请他传话给你说今天就可以出城，你准备好了吗？你们现在就走吧！路线及联络的记号已约好。出西直门，通过前线的办法，我都安排好了，就坐我坐来的车走吧！”说完话他就走了。这时有一个年轻人进来，自我介绍他是崔月犁（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并对我说：“周先生，我们知道你。傅先生派你代表他去商谈和平解放北平的事情，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表示欢迎。”我说：“我们是否在这里先谈谈？”他说：“不用了。您二位这就走吧！我们也为你们的行动安排好了，出西直门直奔海甸（今为海淀），在那里有我们的人接，联络口号是‘找王东’（往东的意思）。”他又说：“我已接到党的指示，叫我和你在这里会面，希望你们这次出城，能很好地完成这一工作，路上要小心，多多保重。”这时，崔就让张东荪的儿子取了块白布缝到一根棍子上面，告诉我说：“通过火线时就摇扌晃这个旗子走吧！”
我与张东荪乘车出发，到西直门后，汽车停下受检查。这时过来一个军官，打开车门对我说：“主任认识我吗？”我说：“面熟得很。”他又说：“我叫卫树槐，在河曲时我在军官训练团受训，那时你是我们的政治主任。现在我是×团团长，奉命在西直门接你们。”他又说：“出西直门后，直奔万牲园（即现在的动物园），在前面白石桥拐弯处，有人接你们，请吧！”我们坐车一直向颐和园方向驶去。到了白石桥，一个军官拦住我们的汽车，打开车门看了一下说：“汽车不能向前开了！请下车吧！”他又对我说：“这是第二道防线，距前沿战壕只三五百米，你们步行到那里后，有人指给你们穿越火线的路线和办法。我认识您，前面那个军官不认识您，我给您写个条子，你交给那个人，他是个连长。”接着他开给了我一 个纸条。这样，我们这两个夹着皮包戴着皮帽的大学教授打扮的人，持杖步行前进。我与张东荪一面前进，一面注视着道旁的情况。走了十几米，后面那个军官大声喊道：“请走马路中间，千万别走两旁的土路，土路上埋有地雷。”我俩继续向前，到了前沿战壕。这时从路旁草棚里走出一个人，我即将纸条给他。他看后说：“你们过去吧。从昨天到今天这里很安静，没有响枪，你们小心点就是了，听见打枪就卧倒，等那边招手再向前走。”我们又走了约１００米，突然听见有人喊：“站住！”我们顺着声音看到农研所门口的石桥上有六七个解放军战士，我们就摇晃着手中的小白旗向他们走去。到了跟前，他们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我俩是燕京大学的教授，好久没有回家了，要回家去。一个班长模样的战士像是有点了解我们的情况，便领我俩到了他们的指挥所。
这个指挥所设在海甸镇西南角的一个大院内，一位干部和我们谈了话。我们说“找王东”，并简单地说明了来意。他很热情地招待我们吃了一顿面条。饭后让我俩在一个屋子里休息一下。看样子，显然是预先接到关于我们情况的通知了。
两个多小时后，来了一辆吉普车，并有一位干部陪同我们乘车前进。走了一会后，我发现是向颐和园方向前进，便说：“我们是去清河镇的，现在好像是去颐和园。”那个干部笑着说：“我们已请示了上级，指示把你们送到西山那里去。”
半小时后汽车到了一个小村庄，在一个大院的门口停了车，程子华同志站在门口。我与程子华同志在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汾阳、离石等地接触过几次，彼此是熟悉的。他一见我，就很热情地与我握手，并说：“路上辛苦了，累了吧？”我向程介绍了张东荪，我们一面寒暄，一面进入给我俩准备的房子里。屋子里生了个大火炉，从寒风凛冽的外面进入温暖如春的小屋，觉得十分舒畅；又因为安全地通过了封锁线，所以精神为之一振。饭后，程子华同志就与我们漫谈起来了，从抗日战争一直谈到解放战争，由离石谈到北平。最后程子华同志说：“今天本来准备请你们从海甸向东去总部的，但时间晚了，要绕道北山脚下，路也不好走，你们在这休息一夜，明天一早出发，大约明天下午就能到总部了。”
翌日清晨，我们乘坐一辆大卡车出发，并由一位刘参谋带了一个班的武装战士护送。
下午４时许，到了蓟县。下车后，就有一位同志过来招呼我们说：“周先生，你们一路辛苦了！你不认识我了吧？”我说：“好像在哪里会过，记不准确了。”他笑着说：“我叫李炳泉，曾在《平明日报》工作过，现在由我负责招待您与张先生。我已用电话向首长报告你们来了。这里是蓟县城东南的八里庄，总部离这里还有一段路呢！”于是他让我们进屋休息。
在用饭时听见门口有汽车停住的声音，一会儿聂荣臻将军健步走进屋中，我们急忙站起，李炳泉同志为我们介绍，聂将军很客气地让我们继续用餐。
饭后，我们就谈了起来。聂将军向我们讲述了当时全国战局和平津前线的形势。他谈了大约半个小时，然后对我们说：“你们路上累了，今天就休息吧！明天再谈。”我与张东荪将聂将军送出了大门，握手告别。
在返回我们的住处时，张东荪走在前面先进了屋。这时与我们一道送聂将军的李炳泉同志小声地对我说：“聂司令员在东边的那个院子里，请你过去谈一谈。”于是我就返身出去进了那个院子。
我与聂将军谈了几句闲话后，聂就转了话题说：“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你这次来很好，１９４６年你在张家口代表傅先生和我们进行三人小组会谈时，那时傅和我们商谈是个骗局，所以我没有和你见面，只是让我们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王世英同志（抗日战争前曾由张友渔同志介绍我们认识）和你见了几面，后来你就到兴县见贺老总去了。这次你来了，我们很欢迎。你看傅作义这次有诚意吗？”我答道：“我看傅先生已经看清了形势，这次叫我来主要是看解放军对和平解决的条件。”聂将军说：“条件很简单。我们要求他停止抵抗。不过你是单谈北平的问题呢？还是傅的全部统辖的部队和地区呢？”我说：“我是奉命来谈全面的问题的，包括平、津、塘、绥的一揽子和谈。”聂将军点了点头后又说：“傅先生是否还准备困兽犹斗，用当年守涿州的办法在北平负隅顽抗？”我说：“这次叫我出城商谈，我看是有诚意的。这是大势所迫，人心所向，只有走这一条路。当然在具体问题上，还可能费些周折。”聂将军又问了问傅的最近情况，我就把三十五军和一○四军在新保安、怀来溃败后的情形以及我所知道的北平情况，大致谈了一下，并说：“傅还有不少顾虑。我们这次商谈是要比较具体点的。”聂说：“你出城来曾有人与你会过面吗？”我说：“崔月犁同志和我见过面。还有苏开元同志对我也谈过些有关情况。”聂将军说：“好吧！明天我们正式会谈。你也早些休息吧。”我返回我的住处时，张东荪已躺下，见我回来便问道：“你怎么走了这么长时间，干什么去了？”我说：“路上颠簸得厉害，有些头痛，顺便去外面换了换空气。”
第二天上午１０点钟，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几位将军一同来到我们的住所，开始了正式商谈。
林彪首先开言说：“周先生！你昨天与聂司令员谈的，我们都知道了。今天我们谈一下傅先生的打算、要求和具体意见。”我说：“昨天夜间我已与傅先生打了电报，说我们已安抵蓟县，并与聂司令员见了面，约定今天正式商谈。傅复电很简单，只是‘谈后即报’四个字。”罗说：“那好吧！咱们今天先作初步的会谈。你来是只谈北平问题呢？还是傅先生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地区都谈呢？”我说：“傅先生的意思是：我们商谈应以平、津、塘、绥为中心的所有他的统辖区一起谈。”
罗政委说：“那很好！请你电告傅先生，平、津、塘、绥可以一起谈，还请再次告诉傅先生，希望他这次要下定决心。我们的意见是：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在接受这样条件的前提下，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被俘的军官一律释放。傅的总部及他的高级干部，一律予以适当安排。”接着也谈到了对傅本人的安排。时间已近中午，便一起共进午餐。饭后，林、罗、聂将军等又嘱咐我俩，多住几天，好好休息，过几天再谈。下午我将这次会谈情况通过原傅留在这里的电台向傅作了汇报。
这样，我们就在蓟县东南隅的八里庄住了下来。每天除在农村散步外，再就是在屋里看些李炳泉同志为我们拿来的书报杂志。每天夜间与傅先生通电报，复电有时是傅先生来的，有时是王克俊来的。从复电中感到傅先生对第一次会谈，解放军方面只谈了笼统的意见，而且也没有约定第二次会谈的时间，有些焦急。在这五天中，傅每次来电差不多同是一 样的意见：希望我们谈得具体一些。我们一直等到第五天的晚上，林、罗、聂都来了，这就开始谈如何改编使傅部所属军队解放军化，地方如何解放区化，以及文职机关如何改组和人员的安排，使这些人都能于解放后很好地为革命工作。谈了以上的意见后，林彪便向我说：“你对所谈的这些有什么意见，傅作义将军还有什么要求，都可以详细地谈一谈。”我说：“关于军队的改编，我出城时草拟了个意见，军队是以团为单位出城整编；对于新保安、张家口、怀来作战被俘的人员一 律释放不作战俘对待。文职人员也都吸收到新的工作单位继续工作。傅还说，他一贯主张政治民主，经济平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关于他的军队、行政、文教……等人员都予以安排，给予生活出路。”另外还提到：“傅在北平出版的有一个《平明日报》，他打算继续发行。还有，他追随蒋介石作了些不利于国家不利于民族的事情。在他率领下，这些随他工作的人员或多或少都犯有不同程度的错误，甚至是罪恶，这一切都由他一个人承担，对于他的所属军政人员的已往罪过请就不要追问了。……”林、罗、聂听到我陈述了傅的意见后说：“凡是你刚才所谈的各地作战被俘人员都可以一律释放，并不对他们追究已往的责任，用一句成语说就是‘不咎既往’。凡愿继续工作的都可以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不愿工作而要还乡的人员都可以资遣并发给资遣费及资遣证明书，令其还乡，并嘱咐地方政府对其还乡后也不予歧视。”还说：“我们对傅不但不作战犯看待，还要在政治上给他一定的地位。”我们会谈时由刘亚楼同志作记录。谈完后，几位司令员和我都到旁的屋子去坐，罗政委吩咐刘亚楼同志对所谈的记录整理一下，并说：“明天再谈。”便都走了。
我们送几位司令员走后，李炳泉同志对我说：“明天上午，罗、聂、林等首长早饭后就来，请不要出去。”
翌日上午１０时，罗、聂、林、刘几位将军一起来了，我与张东荪随着一同走进一间布置好的会场，分别坐下后，还是由刘亚楼同志作记录，又开始了会谈。这次会谈主要是有关傅部数十万军队和一些文职人员的安排情况，还将昨天所谈内容重述一下。全部谈完后又问我与张有什么意见。张东荪说：“我没什么意见。”罗政委说：“请周先生说吧！”我说：“傅的希望与要求全部都谈了。”于是罗政委让刘亚楼同志将会谈的结果，整理一个“纪要”以便草签。这次会谈较顺利，气氛也比较融洽。午饭后稍事休息，刘亚楼同志便将所谈的具体条件及会谈纪要整理好了，让我看后，罗、聂、林在文件上签了字。轮到我们签字时，张东荪说：“我不签了。而且我不日便到石家庄去，不回北平了。周先生是傅先生的代表，由他签字就行了。”于是我就签了字。签字后，刘亚楼同志说：“你们回去吧。路上要小心，我们派人送你们到前沿阵地。过火线后的办法与联络方法，你们用电报详细联络吧！”又再三 嘱咐说：“文件一定要保存好，以免发生意外，最好缝在衣服里面，千万小心。”我立即与王克俊通电说明会谈已结束，并要求安排我回城时通过火线的地点及办法。一切就绪后，于下午２时许，解放军派了王参谋陪同我们乘汽车出发。当晚我住在清河镇。汽车将张东荪送回燕京大学。
翌日清晨早饭后，王参谋带了四个战士陪同我继续前进。
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均步行前往。１０时许，我们走到了德胜门北边距土城子（俗称燕王城）约三数里，王参谋说：“前面就是火线了，不能前进了，请按你们联系好的路线、方向行进。”我说：“谢谢诸位同志，请回去吧。”告别后，我一个人沿着公路继续前进，行了约半里多地，突然响了枪，子弹呼啸着从我头上掠过，我立即卧倒。几分钟后不打枪了，我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发现在东边有一个茅草房子，门外有两个老人，看样子是老夫妇。我急忙匍匐到草房前。老人对我说：“这里有两天没打枪了，怎么今天又打起枪来了？你是干啥的？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这里可不能走啊！”我站起来走进茅屋里说：“我是燕京大学的教师，好久没有回家了，现在想进城回家看看，麻烦您到前面去跟他们说一声，不要打枪。”那老人似有难色，不愿承诺，经我再三请求，老头应允，便去了。我在他后约３０米处跟着向前走。我看见老头到了战壕后，同从壕沟里出来的两个兵说了几句话，便招手叫我过去。我走到战壕前，那两个兵端枪指着我厉声问道：“进城干什么？”我说：“进城回家。”那两个兵停了一下，就摆手令老人回去，随后将我带到了一个指挥所。一个排长模样的军官对我进行了盘查。我一听他的口音，就觉得不好了。王克俊与我联络时，明明说的德胜门是傅的嫡系部队，怎么他们说话却是南方口音，而不是察、绥人的口音？这一定是蒋介石的嫡系，心里埋怨王克俊把事办糟了。这时我做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果然，他们见问不出别的来，就令我将衣服脱下来，仅留下内衣，对我进行了彻底的搜查。幸好文件是缝在内衣里面的，没有被搜去，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见没有搜出什么可疑的东西，就把我带的香烟，及随身所用的零碎物品都拿走了，然后让我穿好衣服说：“行了，你可以走了！”我于是向德胜门走去。走到城门口的一个茶馆门前，看见一个军人站在一块大石头上东张西望，看见我后急忙跳下来说：“你是周主任吧？我等了你好半天了。”我问：“谁叫你来的？”他说：“王克俊主任。”我说：“这是青年军的防地，你们不知道吗？怎么不到前边第一线去，而在这里接我？”我与他边说边进了城门，乘上等候在那儿的汽车回家去了。
一到家我就给王克俊打电话，告诉他我已平安回来了，吃过饭就到总部去。过了一会儿，王来电话说：“总司令请你立即来！这里给你准备饭，来这里吃吧！衣服也不用换了，你的车有特别通行证，可一直到总司令办公室，赶快来吧！”我只好乘车去总部。汽车一直开到傅的办公室——居仁堂。不巧得很，我刚下车，正好碰上中统在傅部的特务头子张庆恩出来，彼此打了一下招呼，我就进去了。我从屏风的夹缝中看见大客厅里傅正在召集军事会议，听见他正在大声的布置北平的城防事务。我找到傅的随从副官，叫他通知一下王克俊，说我已来了，在办公室等候。不一会，傅走进办公室，外面的军事会议仍在继续进行。
傅和我谈了几句话，就问：“你来电不是说已签了个协定，有文件吗？”我说：“不是什么协定，是一个会谈纪要。”我即从内衣中取出文件交给了傅。傅看完后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唉声叹气。我说：“这个文件是我们谈完后，归纳整理的，最后一段附记说所谈各项务必于元月１４日午夜前答复。傅一言不发，又踱起步来。我只好安慰他几句。他平静了一些后说：“你可电告解放军，你已回到北平。”停了一会儿又说：“这个文件，过两天再说。”
在这几天内，我内心非常不安，看傅的样子是要拖延时间，但也有背城一战的可能。如果是傅一时想不开，背城一 战，北平这个数百年的故都岂不是同锦州的情况一样了吗？过去的文物古迹岂不都付诸战火。这几天我也与崔月犁同志作了数次联系，崔也向我说了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和北平城工组的意见，所以我还是不断到傅的总部请求于１４日午夜前答复，并安慰他。此时傅的大女儿冬菊也知道傅每天老是唉声叹气异常痛苦，她在傅的身边作了不少工作，还经常做些家乡小吃送给他吃。傅这几天见了我总是闷闷不语。我一提到１４日午夜前要作答复事，他便用别的话岔开。
三四天后，傅对我说：“你可以电告罗、聂、林，就说前次所谈都已研究了，只是限于１４日午夜答复，时间太仓促，不日你将同邓宝珊再去。”傍晚接复电云：“电悉，可请再来。”
于是我们又做二次出城的准备工作。
傅将军与解放军接谈事已由蒋介石在北平的特务风闻了一点。南京准备派飞机到北平接运军队。所以在我还没有第二次出城时，有一天我与崔月犁同志约会在锦什坊街里一个小胡同（油篓胡同）傅的前军医处处长杜勤书家里见面时，我将我知道的南京要派飞机到北平接运蒋的嫡系青年军和石觉的部队事，告知了崔月犁同志。这时北平南郊、西郊的飞机场都不能使用了，傅在天坛修了个临时机场，南京的飞机就在这个机场降落，已经运走了一次。当时南苑的解放军便向天坛这个飞机场打炮，所以第二次又来飞机降落后便不敢起飞了。傅命我打电报给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请不要打炮，随之接到复电大意是部队不能运走，一些蒋介石的高级将官和特务，不愿参加起义的可以走。所以蒋介石嫡系军官暨驻北平蒋的宪兵第三团和一部分特务便乘这批飞机逃走了。
通县谈判——签署协议
时间过得很快，１４日已经到了，看来傅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我心中很急，午夜前一定要与解放军总部联系。这天上午傅作义先生将我与邓宝珊将军请到总部，令我俩立即起程再赴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我说：“今天就是１４号了，我们对前一次在蓟县商谈纪要上所说的时限该先答复了。”傅说：“你们去吧！仍说有些条款还需要再商量一下。”我即发电说：“我偕邓宝珊将军今日前往，请指定路线、地点及接头办法。”复电说：“欢迎你与邓将军同来，仍在清河镇接头，我方派王科长等候你们。”
午后１时，我们乘车去德胜门，然后骑马前进，一行共四人（还有王焕文、刁可成）。
过了土城子，到了前沿战壕，护送我们的人就回去了。我们向前望去，好像有几匹马拴在树下，也有人走动，可能是对方的接应人员。越过战壕后步行向前，走了大约二三百米，就有人来招呼我们，接谈后，果然是接我们的，向我们介绍了他是平津前线司令部派来的，其中就有王科长。于是我们一同骑马到了清河镇，稍事休息，便改乘两辆吉普车前进。哪里是目的地无从知晓，于是我问：“天黑之前能到吗？”王科长说：“用不着天黑，一个多钟头就到了。”一小时后，我们的汽车停在通县西的一个大院子的门口。罗、聂、林等几位将军到门口迎接我们。罗政委说：“你们先休息休息，等一会再谈。”我们说不累，是不是现在就可以谈？聂司令员说：“周先生，我们前次说的很清楚，１４日午夜是答复的最后期限，现在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我们已下达了进攻天津的攻击令了。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了。你们有什么意见？”邓向我说：“用你的名义打个电报，将这个情况报告总司令请指示。”
不久我们就收到傅的复电：“我弟与邓先生相商，斟酌办理。”
接电后，于第二天上午开始了通县的谈判，但是已经不包括天津了。
参加谈判的有罗荣桓政委、聂司令员和林彪，邓宝珊和我，由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的参谋处处长苏静同志作记录，一共是六人。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主要内容是傅部军队的改编原则和具体办法（专指北平部分，绥远的部队以后再谈），对傅的华北总部和部队中团级以上的人员安排，以及对北平市的文教、卫生、行政等单位的接收办法，共整理归纳出具体条款十余条。１６日清晨约４点多钟，李炳泉同志到我们床前说：“天津已经解放了。午夜时，我们截获了陈长捷给傅的电话，说天津起火了。傅的参谋长回答‘灭火’，以后就再没有声音了。”不一会儿苏静同志也来了，他告诉我们说：“天津战事已进入尾声，国民党部队全部瓦解，城防司令陈长捷被俘，副司令侯镜如在天津打响之前，就率其部队由塘沽出海南逃了。”
下午，继续会谈北平和平解放的问题。罗政委说：“绥远的问题，党中央指示以后再谈。但是如果北平的和平解放能顺利完成，使中国数百年故都的文物能够完全归到人民怀抱，绥远的问题就好谈了。毛主席说，将采用一种更和缓的方式。
我们叫它做绥远方式。”最后双方签署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初步协议，并决定明天由邓宝珊、刁可成和邓的副官王焕文，同苏静同志和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队列科王科长进城。我仍留通县以便联系。晚饭后，林彪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封未封口的信说：“请邓先生将这封信交给傅先生。”说完他们便走了（信的原文后来于１９４９年２月１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我们将信抽出来看了看，由邓先生带回城去。
１７日苏静同志与王科长偕邓宝珊先生一行五人，乘车仍经清河镇进北平去了。当天下午邓宝珊将军来电说“已回到北平，途中误入地雷区，望弟返平时务必小心。”
当天夜半，李炳泉同志将我叫醒说：“北平城里部队恐怕发生了兵变。”这时我们已听到北平方面传来密集的枪声，隔窗遥望，火光冲天。当时在北平的蒋介石嫡系李文、石觉部队有十数万人，如果风闻傅要起义，他们一定会蠢蠢欲动，制造事端。可是傅主力仅有两个师驻防在城里怕镇压不祝李接着说：“听枪炮声，似已有兵变了。首长们告我说，请你急电告傅先生，如果需要的话，开放西直门，解放军可进入一 个纵队，完全由傅先生指挥。”这时已听到城内枪声愈来愈紧。
我立即给傅发电。傅回电说：“谢谢。我们完全能控制城内的治安，请罗政委们放心。”我们一直焦急地等待事态的发展。
直到凌晨，城内枪声渐渐稀疏，后来完全停止。翌日晨７时，陶铸同志笑容满面地来说：“城里已经平静了，傅先生已通过国民党的中央社，将前天签定的协议条款公布了一部分。请电告傅先生解放军派两个纵队，由程子华同志指挥，从复兴门、西直门入城，接管北平的城防，我们已电告了苏静同志。
另外咱们明天一起入城，你可联络好路线和接头办法。”这时我才如释重负地喘了一口气，和平得以实现了。
中午，王克俊回电，指定我们由朝阳门入城，派人接我们，另外告诉我：“昨夜驻在朝阳门内自来水厂的石觉部队的一部兵变，已全部歼灭，城内秩序很安定，已开启复兴门与西直门，欢迎解放军入城。”
北平和平解放
元月２１日一大早，我与已经化了装的陶铸同志和一位警卫员、一位司机，乘吉普车出发。在解放区的防区内，由陶铸同志亲自下车联系。前进几十里后，陶铸同志笑着说：“我的任务完成了，前边是傅的部队了，由你联络吧！”正说话间，突然前面轰的一声巨响，尘土飞扬，司机有点慌了手脚，把不住方向盘，汽车摇摆起来。我由后座急忙抓住了方向盘，并叫他停车灭火。车停后，发现前面有一群羊，因来了汽车惊散离开了公路，跑到两边的土路上，踩响了地雷炸死了几只羊。司机同志看到这种情况便有点紧张。我于是说：“我来开这段路吧，放心好了！”陶铸同志说：“好吧！让给周先生开。”于是我们继续前进。
约行了２里多，碰到了两个国民党的战士，我即停车说：“我是华北总部的周北峰，王克俊主任没有通知你们我在这个时间坐一辆吉普车入城吗？”他俩互相看了看，未置可否，就领我们到指挥所向一个军官报告。看来这位军官知道这事，他说：“一位刁参谋等了一早上，刚才进城吃饭去了，可能一会就来。”我说：“是刁可成吧？我不等了，我车上都是咱们总部的人。”这位军官放我们通过。我告诉他说：“刁可成来后你告诉他，就说我们不等他了。”说完后，仍由我驾驶着汽车一直开到华北总部联谊处（东交民巷御河桥原日本大使馆），立即给王克俊打了个电话说我们已经进城。王告诉我，傅先生请陶铸同志即到他那里去便饭。我们就又改乘一辆卧车到了中南海的居仁堂（傅的办公室）。我给他们介绍后，傅对陶说：“很好，部队出城改编的计划已拟好了，程子华将军已接管了北平的城防，苏静处长与王科长也都安排好了。”饭后，又闲谈了一会儿我们都走了。
当天下午，陶铸同志对我说：“按照双方协议的规定，应立即成立北平联合办事处，处理北平和平解放的善后工作。中共中央决定，由叶剑英同志为办事处主任，另指定我、徐冰和戎子和同志为委员。傅先生方面的三个委员请你们定了后告诉我。一两天咱们一起到城外看叶总参谋长去。”傅先生指定我、郭宗汾和另外一个人为委员参加北平联合办事处工作。
一天，陶铸、徐冰、戎子和和我，到颐和园去看叶总参谋长。叶请我们在听鹂馆吃饭。在席间，对傅先生提的三个委员中的另外一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希望能另换一人。同席还有一位叶总参谋长的老朋友李明灏先生。他说他和傅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要同我们一同进城去看望傅先生，顺便由他向傅提一下调换人选的意思。叶总参谋长表示同意。
饭后，我与李明灏先生同坐一车，一直去见傅。他俩见面寒暄后，李就提出调换人选之事，并说明了原因。傅沉吟了一下，决定改为焦实斋。这个处理北平解放善后工作的联合办事机构——北平联合办事处，于春节期间在颐和园景福阁举行了第一次会议。参加者除叶帅外，解放军方面有陶铸、戎子和、徐冰，傅方有郭宗汾、周北峰、焦实斋。会议开了一天，讨论了军队和机关移交事项。那天中午，叶帅在景福阁设宴招待与会人员。
１９４９年元月３１日，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来到了，解放军举行了正式的入城仪式。以叶主任委员为首的北平联合办事处的全体委员，在前门箭楼上欢迎和观看了入城式。雄伟庄严的解放军的步、骑、炮等部队，精神抖擞，步列整齐地通过前门，向各个主要街道前进。从此，这座历史悠久的古都，焕发了青春。人民奔走相告，欢喜雀跃，震惊中外。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了。
北平和平解放以后
北平的和平解放在我国解放战争史上有重大的意义，对全国人民是巨大的鼓舞，对国民党政权是沉重的打击，决定要由傅作义将军向全国和全世界发一个通电，由王克竣阎又文、冀朝鼎（冀是傅的华北总部经济处处长）和我等人组成一个“通电起草委员会”，在西郊傅的新居进行工作。
通电草稿虽已拟妥，但两个多月始终不能定稿，还有绥远的和平起义问题也未能最后商定。有一天傅对我说：“我打算亲自去石家庄，拜见毛主席，你向叶剑英主任委员说一下，是否可以？”我即向叶汇报，叶答应立即请示党中央。此时正值上海的民众和平代表团颜惠庆、江庸等几位老先生由上海乘飞机到达北平，叶主任委员告我：“请告诉傅先生，明天上海民众和平代表团的颜惠庆等人飞石家庄，即请傅先生乘这个飞机去。”于是第二天我送傅、邓偕阎又文到西郊机场，飞赴石家庄谒见毛主席。第三天下午，飞机又载傅、邓等返回 北平。傅回来后，精神焕发，心情欢畅，与赴石家庄前判若两人，很快的将北平和平解放的通电定了稿。这个通电经陶铸同志和我一起请示了周副主席后，中央批准全文发表，于是便在各大报纸刊载了通电全文。当时世界和平会议正在布拉格召开，据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后来告诉我，傅先生那个通电作为大会文件在会上发给了与会人员。北平的和平解放，就全部告成了。
再提绥远问题
一天，陶铸同志告诉我：“罗政委、聂司令员、林司令员也进城了，现在北京饭店，叫我偕你去一趟。”我偕陶铸一起到了北京饭店，见到了罗、聂、林几位司令员。他们准备在北京饭店请傅先生与邓先生便宴，要我转告。
三天之后，罗瑞卿同志到我家。１９３７年冬我代表傅作义先生去延安拜见毛主席时，罗当时是抗日军政大学的负责人。
我的老朋友徐冰同志当时负责主编延安《解放》周刊，徐在山西太原曾和我们几个人办了个《中外论坛》，他陪我去抗大参观时我认识了罗。罗这次到我家，一方面是有事要谈，另一方面是顺便看看我。罗瑞卿同志说：“罗政委要请傅先生吃饭，为了安全起见，届时我亲自驾车在复兴门迎傅入城。入城后并由我做前导。”于是便约定了准确时间和乘车的牌号及车的形式颜色。次日我们在复兴门外会见了，罗瑞卿同志与傅寒暄后我们便直驶北京饭店。到北京饭店后，林彪、罗政委、聂司令员及陶铸对傅表示欢迎并一起步入客厅。十多分钟后，贺龙司令员也步入了客厅。之后，邓宝珊先生也来了，然后一同入席。席间，林彪说：“傅先生对北平的事情处理得很好。经过共同努力，一些交接工作也将会更好地完成。在通县谈判时决定将绥远的问题，在北平解放后再谈。现在党中央决定：绥远问题由贺龙同志与傅先生商谈，请傅先生指定谈判的人员。”贺老总接着说：“解放军方面派李井泉、潘纪文两同志为代表，傅先生指定人员吧！”傅接着说：“仍由周北峰继续商谈。”我随即说：“是否再加一个人，由克俊和我为好。”傅说：“克俊忙于华北总部的结束工作，那就叫阎又文协助你吧。”这样在北平解放善后工作正在进行时，又开始了关于绥远和平起义的商谈，工作的地点也在北平联合办事处。
有一天叶主任委员告诉我：“北峰，周恩来副主席要来咱们联合办事处视察工作，并准备和你谈话。”下午２时许，周恩来副主席在联合办事处的会议室接见了我。周副主席在百忙中为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和绥远和平起义的事情，还来办事处接见我，使我万分激动。周副主席勉励我要好好工作。最后，周副主席说：“我久已听说过你，这次北平和平解放，你为革命作了好事。”我说：“这次事情，我不过只作了点通讯员传令兵的事，还是党和毛主席的伟大政策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也是叶主任委员具体指导进行下的结果。”我们敬爱的周副主席又对我作了些鼓励。此后绥远的和平起义，就是在周副主席直接指导下进行的。
绥远和平协定商妥后，毛主席于中南海丰泽园他的办公室接见了傅先生。参加接见的还有朱总司令、周副主席、聂司令员、陶铸同志、薄一波同志。当时在座的还有邓宝珊先生、阎又文和我。毛主席勉励了傅作义先生后说：“李德邻（李宗仁，当时国民党的国民政府代总统）在和谈未成时，说他是六亲无靠。他那样做，本来就造成了六亲无靠嘛！傅先生你与共产党是结成了姑舅亲。绥远的问题就按他们商订的条款办理吧！但是条款中未说明，有了北平的和平解放，才有可能采取这种绥远方式的和平起义，所以不要登报了。因为别处都要求按绥远方式办时，我们就不好办了。最近，你可去绥远走一趟。绥远不采取军管，由你担任军政委员会主任，一波同志担任政委。”于是，关于绥远的和平起义的具体工作就开始了。
（１９７９年４月２２日初稿）
（选自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华文史资料文章》第７册Ｐ２２５—２３４，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