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中国古代社会的三权制衡

中国古代社会也存在三权均衡的社会体制，不叫三权分立，因为避免与现代的观念混淆，但你会发现中国古代社会之所以在那个时代那么高效，不是因为一两个好皇帝。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是皇权至上，甚至现在还有国家实行君主制度，比如英国和日本这两个岛国。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封建制度是人类史上最成功，延续时间最久，但又能持续改进的制度呢。
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权力分配基本上包括了皇权，地方贵族，儒士大臣。其中前两大群体基本上是所有封建社会都具有的，也是权力斗争的主要角色。中国历史上的内乱基本上都是上面两大势力斗争的结果。从汉朝董卓到唐朝安禄山，几乎没有一个朝代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儒士大夫的巨大影响
儒士大夫为臣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不是说别的封建社会没有辅佐皇帝的大臣。而是中国大臣所持有的一套理论，以及选贤任能的一套社会风气与配套的体制。必须注意到儒士是独立于固步自封的地方贵族和权倾天下的皇帝而发展的，完全来自于民间，又被授予除了皇帝以外最高的权力。其权力不依靠贵族背景，不依靠皇亲国戚，完全基于其儒家思想的学问和品德，并完全成为制衡整个社会的中坚力量。
实际上这是儒家巧妙培育的一个能够约束甚至与皇权对抗的阶层，所谓士大夫，也是中国区别于其他封建社会最大的特点。儒家虽然承认君权天授，但同时又提出，以民为天，民是社稷之本。而君权则必须遵守以民为本的统治原则，否则民众有权起来推翻他，寻找另外一个代表天意的朝廷。这个阶层实际上形成了民生民利的天然的代言群体。说起来很简单，儒者大都是来自老百姓的，深知老百姓的疾苦，而与皇权对抗的最好武器就是争取民生民利（但还不包括更大的民权）。
科举也是一种民选制度
科举制度和伦理道德体系确保了选出来的是儒家标准的爱民忠君的大臣。在乡试等过程中，一个人的品格已经作为评选的代表，实际上一个没有品德的人根本不可能进入更高的考试。就像现代社会的民选代表一样，首先能被当地人民信任。而完善的科举制度又保证了选出来的是真正有本事的人，而且这样选出来的人从一开始就在爱民忠君的熏陶之下。类似现代社会的爱民爱国（但现代国家概念是近代在殖民侵略下由于缺乏足够的扩展空间才逐渐形成的，之前可以等同于忠于朝廷）。
凡士大夫可以说都是对当朝政策不满的主要群体，而且他们敢于不顾杀头的危险直接进谏皇帝，甚至以死谏为荣。不能不说就是一代代的贤臣良将，在与封建时期绝对的皇权拼死抗争维护了统一时期国家的发展与人民的利益。士大夫实际上就是“民意代言人”，在明君时期典型如唐初，完全类似于现代的君主立宪制度。虽然还受到皇权家传的影响，但儒士力量在每次民族遇难和复兴的时候，对国家发展与维护人民利益起到了难以磨灭的作用。
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中国封建社会从权力体制上并不是绝对的皇权。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没有带来决策的任意性，中国社会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大臣手中，可以想象为现代的内阁制度。虽然最终决策权仍然在皇帝手中，但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决策体系必然有最终的决定者，现代社会也一样。
现代对古代的借鉴与文明社会基础
古代社会与现代社会最大的差别其实是物质生产方式的区别，其实北宋时期经济的高度发展已经出现了现代经济改革的思想（另文），开始重视商人的作用。但是文明兴衰恰恰就是发生在盛极而衰的时刻。新的文明不可能这么快就来，直到现在我们不是还在探索中。
回到我们的话题，不管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一个行之有效的治理体系必须产生一个为民说话，为社会整体利益说话的有实权的阶层。只不过现代人有了更高效的工具，试想没有电话报纸，如何去选举。因此在古代，中国的制度已经是表达民意，考虑民生最充分的制度，也是中国强盛繁衍的原因。
而这一民为本的思想正是儒家几千年对于中国最重要的影响。那些把皇权归结于儒家的想法，实在有点本末倒置，皇帝不是因儒家而有，但却只有儒家敢于提出为民着想的思想体系。在那个还非常混乱的时代，敢于约束皇权，甚至说民比君大的人，如果不是人类历史中杰出的社会思想家，不是正直之士，谁是。现在喊着民主的人，在那个时代大多数也是皇帝的死忠。敢于挑战一个时代的绝对强权，以自己的智慧建立几千年的思想基础，这是孔子与儒家的巨大历史功绩。
即使在现代，有哪一位西方学者能够把以民为本思想阐述的如此彻底，更重要的是能够被即使在那个时代的最底层的群众所理解。一个不能被人易于理解的学问如果在大众前面拿出来更多时候是为了彰显自己或者作为骗术与工具。一个为民谋益光辉质朴的思想可以凝结为几句简单的语言永远流传！！
观点摘要：
1.儒的“君君，臣臣”所谓君，是由某个家族承担的一种社会职务而非独立于民的特权存在，有别于其他文化的贵族或者印度的种姓体系。因此君必须履行职务的义务，否则民可以撤换掉，换为另一个家族，所谓改朝换代。家族是履行和保障权力的实体，因而世袭具有合法性但也造成政权动荡不稳的原因。
2. 民主包括民生，民利，民权。民生民利是基础和落脚点，民权就是需要有实权的民意代言人直接参与社会性决策，这样才得以充分保障民生民利。古代的科举体系恰恰起到了这种作用，除了皇帝其他都是可以替换唯才推举的，但最后一步则涉及到军事指挥权归属问题不可能轻易转换。
3. 不管古代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一个行之有效的治理体系民主体系，必须产生一个为民说话，为社会整体利益说话的有实权的阶层。如何选举和构筑决策体系相对来讲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