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中国古代社会 1 新说“分久必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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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社会“分”与“合”的文化原因

                                          宋君健

    自从罗贯中的通俗小说《三国演义》开篇说出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后，此语成为解释我国历史上的长期动乱和王朝兴替的规律性的结语，可谓妇孺皆知。毛泽东在文革中将其解释为“大乱必有大治”。此论与前人的理解仍在一个水准，只是更加自信自恋。中国命运的“八字”是就历史本身的事实所做的认定，他符合事实但没探明深层原因，因而不是对动乱周而复始这一历史怪圈的理性论定。

    反思和论述动乱不绝的中国历史轨迹，必须弄清三个问题：

    第一，中国历史上的分与合的年代各有多久，各自的得失如何？

    第二，重复互相颠覆的深层原因何在？

    第三，如何走出这种怪圈，使后世长治久安，达振兴中华之宏愿。

    中国人所说的“合”是指历史上由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统治全国，“分”乃是指国存在几个政权或割据的局面。主流文化追求和赞颂的是前者而不是后者。

    现依据中国历史纪元表来量化这两种局面。

    从周天子姬昌公元前1046年建立周朝至今总共3056年。春秋战国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诸侯国并存825年---秦王朝15年中，楚汉之争使国家分裂4年，秦朝统一实际只有11年---西汉的183年中除开王莽新朝15年实际只有168年，如果算上汉初的七王之乱，国家分裂，时间就更短---东汉195年，减去公元184年黄巾起义后到曹魏220年建立王朝的前群雄逐鹿36年，只能算159年统一---西晋统一了51年---公元317年开始的东晋16国、南北朝264年时分裂状态---隋朝37年中减去农民暴动的分裂政权和李渊起兵后的7年，隋统一时间仅30年，---唐代的289年如果减去安史之乱，有效统一279年---从五代十国到南北两宋共372年，五代十国是分裂自不待言，北宋是辽、金、西夏四个政权并存，南宋是半壁河山。这三个时期中国始终处于分裂状态---元代和南宋在1271年只1279年有8年的交叉，元代的统一只有89年---明朝1468-1644年中减去与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和1636年开始努尔哈赤的后金政权并存的8年，明代的统一时间是268年---清代统一267年。可以累计历朝统一的时间总数是秦11年+西汉168年+东汉159年+西晋51年+隋朝30年+唐代279年+元朝89年+明朝268年+清朝267年共有1122年。占西周以来的历史岁月的36.7%，多种政权并立的时间有1924年，占63.3%。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多灾多难。在分与合两极的互相颠覆中，民众没有片刻的安宁。即使在1120多年的专制集权大一统时期，王者要的是自己版图大，资源多，自己挥霍无度并没让他们的臣民过好日子。先民们在思想和精神上被王权的暴力、奴化的官学软硬两手钳制，行为上受编户制度捆绑，朝廷派出的各级官员如同牧民犬的看守和宰割；由于“管子陷阱”的效应，经济上饱受皇家垄断资本的压榨盘剥，多数农民其实是农奴，风调雨顺的年景，除了混个生计，没有任何自由和财产。倘遇灾荒则赤地千里或洪水滔滔，饿殍遍野，易子而食。在元、清两代还有严重的种族歧视，人口最多的汉族在这两个时期近400年中都只是第三等臣民。事实上从东汉后北方的汉族人口要么与边地游牧民族杂处融合，要么就大量南逃。因为南方也是“苛政猛于虎”，不是什么朗朗乾坤，人们为远离官府，垦得小块荒地作为生存空间，避居在山间河谷，形成我国社会特有的村落散居的模式。迥异于欧洲公国的城镇中心的社会模式。

    在占历史的2/3的近2000年的分裂战乱时期，狼烟四起，兵火连年，“一将成名万骨枯”，穷兵黩武的皇帝和骄兵悍将们视生命如同草芥。秦将白启坑埋降兵30万、长平之战、昆阳之战、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死伤双方死伤的生命都过百万。成吉思汗横扫欧亚，绝不仅是“弯弓射大雕”，有记载说杀人1.4亿以上。李自成暴动、征战和满清在南方的屠城，明清之际臣民们死者逾千万。我国社会生产力周期性地受摧残。民众哀叹“宁做太平犬，不做离乱人”。

    但是由于分裂时期大一统的专制解体，集权的程度减弱，作为社会动乱的副产品，在历史的夹缝中，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倒是争得了些许空间，有些较快的发展：东汉时产生了“出世”的道教，企望引导人们逃避乱世；魏晋南北朝时佛教乘乱而入，在极度残忍和苦难中，由于提倡善举、超度亡灵、劝诫放下屠刀所以有些发展；所谓家国不幸诗人幸，南北朝出现了最早的音韵诗、中唐的诗作到达顶点，两宋的词作出现高峰等都是有力的证明。

    中国古代统一、分裂两个极端而产生苦难的根源何在。这一重大命题几乎没人作文化上的深层思考和分析。

    首先是我国王权发达到了极致。帝王的野心太大，好大喜功，贪得无厌。他们大都起于边缘社会、低等级阶层或边陲地带。文化上都处于相对落后状态，有学者称其为“游民文化”。每次的改朝换代几乎都由这些与儒家文化相对的边缘文化引起。秦赢政执掌的原只是西北边地王国，凭奖励军功、制造尖锐兵器的武力雄厚而扫六合；此后北方边地民族建立的所有政权几乎都是靠勇骑善射的马上功夫和特有的“牛禄”体制这种军事共产主义社会组织冲击中原的农耕文明而且屡屡获胜。

     但他们登上最高权力宝座后又得接受维护特权专制的儒家文化。每个新王朝在吸取、恢复汉文化大概要停滞三代人的时间。儒家的等级制度适合人性的阴暗面：不断追求世俗的享受和最高威权，历来为王者所喜爱，因此它是我国社会动乱的的内因和根源。

    同样出于王者的贪欲，超越历史条件而妄想统一天下并且万世相传。秦始皇就是此类想入非非的糊涂虫。他用武力摧垮6国政权后，贪欲大发，超前地推行了郡县制，这种中央集权制把天下控制在其一人手中。过早的结束了先秦封建制这种适合我国古代农耕社会实际的进步制度。

    说封建制对奴隶制而言是进步，适合农耕文明的需要，也许少有异议。农耕文明的命脉是国土。面积大则资源多，求国土大而不是想如何改善现有的环境让臣民们安居乐业是王者的普遍心理。但凭当时的交通、通信、条件，要由一个统治中心管理偌大的王国又绝无可能，于是人类创造了封疆裂土，划区而治。若干个二级三级管理中心各自为政，对当地进行有效治理的封建体制。不顾客观条件一味求大的统治者，中外都有。罗马帝国全盛时期，从统治中心发送命令文告到最边远的辖地得9个月甚至22个月。政令统一和派遣专员是行使实际管理的必备手段。然而正是这两点受到了致命的限制。俟文告送达早就时过境迁。比如要求封疆大吏、公爵、伯爵来都成参加新皇登基或者大婚庆典，9个月两年后才收到，可能情况迥异，或许皇帝已被杀被废、皇后已病故，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东风。因为用那种权力构架管理超大疆域违反了当时的时间、空间等客观的历史条件，所以偌大罗马帝国必然要解体。中国的秦始皇设36郡统一管理仅11年；汉武帝唐太宗想征服西域都是昙花一现，成吉思汗马踏欧亚两洲建立世界霸权不过是过眼烟云，黄粱一梦。

    我国的皇帝似乎更加聪明，他们想出了用烽火台的烟火传递兵信，但这种建立在互相约定的凭光速和视觉交换的信息交换只可能是单一的而不可能包括复杂的信息系统。秦皇还不惜代价的修驰道，力图统一调遣，使东西南北的政令同步，但要建立分布九州的交通网络谈何容易。即便不计代价修好公路，在没有机械能源的时代，仅凭人力畜力能达到的速度也极为有限。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要吃新鲜荔枝，以600里快马在驰道风跑也得5天，鲜果已经不鲜。在行政管理的体制超越了人类自身能力所能及的时空范围，“千里江陵一日还”只是浪漫的想象，实际面对的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空间距离，“天高皇帝远、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自搞一套是必然现象。与最高统治层呈现着矛盾冲突。内乱和分裂凶兆就已潜伏其中。

    就像今天如不是社会生产力发达到相当先进的程度，飞机时速超2000公里，火车达到400公里，电子信息网络把人类世界变成了地球村就不可能搞全球化一样，当时管理手段低下不可能治理好一个空间面积超大的国家。这种历史的局限绝非赢政、李斯、赵高等辈人力所能改变。暴秦二世而亡是必然的，主要不是经济原因而是超前的集权大一统制度这个早产儿而带来的先天的缺陷。空想的大一统主义者宏图必然被自然条件所阻碍，恰如秦始皇被历史嘲弄一样，他追求专制一统，永兴不衰，结果二世而亡。所以刘邦攻破咸阳时，胡亥、子婴都乞求放弃“皇帝”权位，返回西凉边地，仍在祖籍称王。但其父作得太过极端，子孙就没那福分了。再说，汉高祖也是胆大妄为的流氓，看到秦朝宫室美女就魂不守舍，喃喃自语“大丈夫当如此”流连忘返。被秦始皇号令天下的大一统威权吊起来的胃口哪会再降下来。他们都忘记了孔圣人的名言“欲速则不达”，他杀秦朝幼帝而承继了秦始皇的皇帝体制。此所谓“汉承秦制”。

    中国文化是继承性的文化，孔子想象中的周礼其实是王、伯、侯、公、卿、仕的等级观念和分封制度。也许有人明白秦始皇的冒进空想绝不可能实现，但是朝野都畏惧王权，不敢提议放弃中央集权制，回到到前人那种尊重实际，施行名实相符的封建制，更不敢向前迈一步，创意设计联邦制，做到既有合又有分，来解决国土太大与鞭长莫及、尾大不掉、政令不能同步的矛盾。而是按皇家一厢情愿，一味鼓吹那种当时明明不可行但皇帝喜爱的中央集权统治，于是想“人定胜天”，逆自然和社会规律而动，不顾生灵涂炭、社会停滞而强力持续几千年，朝野哀叹“合久必分，”希望“分久必合”而无所作为，历史的恐惧和惰性形成的中国文化“喜合而不喜分”的价值观念和空想、盲目求大逞强的文化传统。乃是中华文化在功能和结构上的双重缺陷，社科领域因此冲突不断，科学技术因此而驻足不前，岂不是最大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