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和道德的迷思

作者／顾兴光专栏 Nov 13, 2009 04:44:13 pm

【无极之谈/顾兴光专栏】如果政治是目的，道德是手段，我们要怎样看待政治和道德在构建上的内在联系？这是我眼看泛道德主义批判在隐议程掩护之下泛滥成灾的今天，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其实，在哲学上，这是一个老掉牙的问题，已经讨论了成千上百年。东西方传统文化差异得出的不同结论，虽然是南辕北辙，但我却惊异地发现这方面它们不谋而合的论点，饶有探讨价值。特别是在这个诡异氛围萦绕的时刻。

我是《第欧根尼》（Diogenes）哲学期刊的长期读者，记得很久以前曾经在上面读过一篇关于政治和道德的论文，印象深刻。于是在书房翻找，终于在2000年6月出版的第31期刊物上，找到意大利图尔因（Turin）大学政治系哲学教授诺伯托巴比奥（Norberto BOBBIO）写的《伦理和政治》这篇精采的论文。

他谈到政治和道德的关系的时候说，这话题虽然古老，它却是常新的。正是因为古老而常新，才会造成这样的情形：不论哪一个领域提出的道德问题，都不曾得到明确的回答。政治和道德的关系是所有道德问题中最为人们熟知的，然而，由于对它的讨论经久不断，以及参与讨论的作者们的权威性，它同道德与所有其它人类活动（经济伦理、市场伦理、性伦理、医学伦理、运动伦理以及其他什么伦理）的关系的问题并没有很大的不同。不管是哪一个领域，冒出来的问题都是：道德上正当的东西和道德上不正当的东西的关系。

诺伯克巴比奥谈到政治学和伦理学这个严肃的课题的时候，引述历史经验突显的现象说，由于政治家以不同于共同道德的方式行动似乎已得到常识的默许，一种道德上不正当的行为可能被视为政治上是正当的。简言之，这种经验表明，政治可能遵循着一种不同于或部分地不相容于道德行为准则的准则或规范。因此他认为，尽管道德问题在所有的行为领域都存在，但是一进到政治领域，它就有了一种特殊的性质。

主张为达目的可不择手段
马基维里：政治高于道德

其实我在较早接触马基维里主义非道德政治观的时候，对于政治和道德范畴的区分，已经有一些肤浅的认识。马基维里（1469—1527）是意大利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是近代政治学说卓越的奠基人之一。他相信人性是险恶的，在这个假设的理论基础上，他强调“政治权力”才是政治学应该探讨的对象。他就是从这个逻辑思考出发，提出“非道德政治观”。当然，他的这个论点使他成为欧洲政治思想学界一个具有争议性的人物，但也使他成为十六世纪政治思想史上一个杰出的思想家和政论家。

马基维里（右图）的非道德政治观，用最简单的语言来阐释，就是他认为：“政治高于道德，应当从政治的角度看待个人道德，政治斗争不能束缚于道德，在必要的时候可以摒弃道德，政治是目的，道德是手段，只要目的适当，可以不择手段”。马基维里还认为政治与伦理比较，政治是更为重要的。在他看来，政治是社会的事情，而道德则是个人的事情。社会高于个人，政治高于道德，应当从政治的角度去看个人的道德，而不是反其道而行。政治是道德的前提和条件，道德的完善有赖于政治的力量。

在他的《君主论》中，除了上述这些观点，我们还看到他对人性的评价：人的本性总体上趋于恶的，只要他们有了适宜的机会，就总要依照恶的本性行事，“因为一般来说，人类都是忘恩负义、反复无常的，他们妄自追求，伪装善良，见危险就闪，有利益就上”。证诸此时此地的政治生态，对于此说，我们应该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吧？就我个人在过去的从政生涯中的体会而言，我对这番话的感触可以说是非常深刻的。

马基维里对“人性本恶”的透视，并没有给他带来对人类行为的消极失望。他坚持积极的反击，不计诽谤。他直截了当地说：“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 ，因此他强调“政治家不可能按照主导的道德准则来行动”。

与马基维里不谋而合
韩非子鼓吹“崇术弃德”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东西方传统文化在政治和道德关系课题上的观点，既存差异、又有不谋而合之处，这就要从韩非子所鼓吹的“崇术弃德”说起了。

韩非子说：“夫圣人之治国，不恃人之为吾善也，而用其不得不为非也”，又说：“故有术之君，不随适然之善，而行必然之道”。这两句话说的是，圣人管理国家并不是要人人为善，而是要使到人人不作恶。所以擅于权术的国君，依靠的不是偶然的善（道德），而是行使于天地间必然的道（法律）。韩非子所传递的思想说开来就是政治权术是重要的，唯它能以法治国，才能制止恶行，而不是仰赖所谓的道德信念。

在道德与法律、权力的关系上，韩非子（左图）认为法律至上，权力至上，但并非唯法制论、唯权力论。从政治角度来看，韩非子对伦理道德的否定针对的是儒家所提出的“德治”和“仁政”，因为“慈仁政则法制毁”（《八经》），而在他看来,“法者，事最适者也”（《问辩》），即是说法律是评判包括道德在内一切事物的标尺，用仁义道德妨碍法律功用的发挥是绝不允许的。

此外，在政治家品德的论述上，他的“非道德主义”特征非常明显。韩非子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有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所以“去求利之心，求相爱之道”的仁义之道是根本行不通的。他视“言仁义者”为“五蠹”之一，并对儒家仁义说进行过猛烈的抨击。他认为“仁义丧国、慈惠乱政”，对于“德”、“忠”、“孝”、“信”等这些传统儒家的态度也大抵如此。

从这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韩非子的“不务德而务法”还是“仁义丧国”都传达出一个共同的信息：就是要使政治摆脱道德的束缚，使政治成为独立的意识形态。正如萧公权所论：“韩非论势，乃划道德于政治领域之外，而建立含有近代意味纯政治之政治哲学”。这说法是完全可以成立的。

回到马基维里和韩非子的非道德主义共同主张上，马基维里是从政治决定道德的理论据点申论，认为政治斗争不能受道德的束缚，为了达到政治目的，必要时可以抛弃道德；韩非子则认为，道德善恶不应成为政治追求的目标和评价政治是非的标准。两者从不同的方向出发，达到几乎一致的结论，认为只要目的适当，可以不问手段如何，只要能达到目的，任何手段都是正确的。因此，一切有助于达到目的的手段，都是可取的；为了达到政治目的，道德的善恶均可以因条件不同而充当手段。因此他们认为，为了达到政治功利目的，可以“崇术弃德”。

东西方两派学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交集，得出了政治权术与政治道德是对立的结论，这是很令人感到惊讶的；而马基维里虽然坚持目的可以为手段论证，但他也把作为手段的权术的性质看作是恶的，这和韩非子所批判的儒家把权术直接看作是违犯道德的邪恶，又是另一种巧合。我不禁在想，如果我们说道德是以政治义务来调节利益冲突的，二者的差别对立，是否就能因此而冲淡呢？

撰写和根据手头资料整理成这篇文字，是有感于最近媒体上对国内特定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展开铺天盖地的泛道德主义批判，在相对模糊的道德制高点上，发表许多值得争议的评论，在读者群中引起两极的不同反应。我想在这个时候介绍一些和政治与道德相关的理论学说，供大家参考，也许有助于提升对政治和道德区分的另类认知，在阅读各种评论时心中有个尺度，不会闻歌起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