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被满清整整耽误了三百年

中国被满清整整耽误了三百年

有人论及中国文明的衰落自乾隆始，而且还把乾隆说成是“千古第一罪人”。我觉得这不过是故做惊人之语罢了。事实不是那么简单！

 

一个人左右不了历史大势，确切地说，乾隆朝只是清朝衰落的开始，而不是中国文明衰落的开始。中华文明的衰落从清朝建立起就开始了，那是1644年。清朝统治者从那时就割断了中国与世界主体文明的交流互动，直到1840年才被重新打开国门，直到五四运动以来科学民主才得以复兴，直到在抗日的战火中西南联大开始培育中华民族的科学与文化并开始有所创见。这样算来，清朝整整耽误了中国300年！

研究中国文明是不是衰落，何时衰落，衰落的原因以及复兴的动力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大而且非常有意义的课题。事实上我自己曾用一本书的篇幅在研究这一问题。但为了不给大家带来阅读上的麻烦，在此文中，我只简断截说，而把一些介绍性的文字放在注释里。

在此，我探讨三个问题。一是世界文明为什么会被游牧民族不断进犯？二是游牧民族对中国的进犯造成了什么后果？三是中国文明是不是自清朝开始衰落了？

一、                为什么文明世界会遭遇游牧民族的不断侵犯？

一部世界文明发展史是文明之间、文明与游牧民族之间的互动史，哪个文明稍一迟疑，必然落后，甚至灭亡。任何一个民族的兴衰都难逃这一命运。

在世界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三大文明区域和三大游牧区域。三大文明区域是：中东文明[1]、中国文明[2]、欧洲文明[3]，而三大游牧地域是欧洲森林地带的印欧民族[4]、阿拉伯沙漠的闪米特游牧民族[5]、中北亚大草原的突厥蒙古游牧民族以及通古斯渔猎民族[6]。

这六大板块，此消彼长，牵一发而动全身，造就了世界文明的主体格局及发展脉络。直至近代西方文明彻底战胜游牧民族之前，世界五千年文明史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三大文明区域与三大游牧区域的角逐史[7]。这一历史的时间跨度长达3500年（从公元前18世纪到公元18世纪），此后仅仅是文明之间的较量了。

文明区域创造了丰富的人口、物质资源，这是游牧民族始终缺少并觊觎的。事实上，这也成为他们进犯文明区域最重要的驱动力。

印欧游牧民族和中北亚大草原的游牧渔猎民族，对文明世界冲击主要是对亚洲、和欧洲文明的进犯，最主要的有三次。（闪米特、阿拉伯人对文明世界的进犯，本文暂不涉及。）

1、第一次：是公元前18世纪印欧人对文明世界的进犯[8]。

2、第二次：是公元4、5世纪匈奴人、印欧人对文明世界的进犯[9]。

3、第三次：是公元13世纪蒙古对世界文明的进犯[10]。

游牧民族需要不断地把畜群从一个牧场赶到另一个牧场，他们从少年时代在周期性的迁徙、放牧活动中，就学会了周密计划、准确实施，并有严格的纪律。游牧生活方式把游牧民训练得能征善掠、组织严密、治理有方，因此他们是天生的战士。而游牧民只要被一个有力的领袖组织起来，那么游牧民团体就是天然的军队。游牧民族的妇女可以象男人一样照料生活的一切，她们可以让男人们腾出手来专事剽掠。

与人们的想象不一样，游牧生活尽管是一种非农业生活方式，但它离不开农业，它存在的前提是在势力所及的范围内必须存在与之保持联系的农业人口和商业点，可以为他们提供所必须的粮食、铁器等用品。农业文明和商业文明的繁华景象对于他们并不陌生，而且随时会激起他们的贪欲。游牧民在能够交换的时候就进行交易，当他们饥寒交迫之时就会劫掠，这与当年希腊商人其实也会随时会成为海盗是一个样道理。事实上，游牧民族始终是文明世界的窥伺者，一旦发现文明世界变得软弱或混乱，他们必然立即进犯。这也是几千年来，游牧民族无休止侵略文明世界的根本原因。而且，游牧骑兵的巨大冲击力在热兵器时代到来之前始终是令农业民族生畏的，这也是他们制胜的主要法宝。

被游牧民族侵犯，是每个文明的宿命，都逃不掉的。这几次侵犯中国都赶上了，跟世界踩着一个节奏。

二、游牧民族的侵犯对中国造成了什么影响？

这三次世界性的游牧民族进犯潮流，中国都赶上了，但影响都不很大。（限于篇幅，本文只说对中国的影响。）

第一次进犯，即公元前18 世纪那次，华夏民族本身还在形成之中，而夏族本身也出自西羌，商族则出自东夷（但周舆博客怀疑商人也来自西方，至少其文明特征很象是西方传来的）。在这次侵犯中，华夏族受到的冲击不大，甚至还从中得到某些好处。因为当时华夏族的文明程度也不高，而此时华夏文明却获得了“一项突发性的创新就是马拉战车的使用。毋庸置疑，这是在公元前18世纪或稍后一些时候由欧亚大平原传入中国商朝的。”（汤因比：《人类与大地母亲》，第十三章）。中科院的易华也认为，东西方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前早已存在一条“青铜之路”。这条通道不但为东亚引入了游牧文化，而且也为东亚引入羊、黄牛、马和青铜技术。事实上，这条“青铜之路” 就是中国商周时代游牧民族的主要侵犯路线。中国上古时代的许多文明因素很有可能是由西亚输入的。

第二次进犯，西罗马帝国灭亡了，野蛮人建立了新的王国；印度文明遭到匈奴人的严重摧残；中国北方被“五胡”蹂躏；但东罗马帝国和中国南方保住了。中国尽管北方尽落胡尘，但华夏文明的正脉却转移到了南方，而且得到很好保存；中国北方经过三百年的混乱也终于“民族融合”，胡人被汉化，并最终统一了南方。因此没有人不承认继之而来的隋、唐、五代、宋还是华夏文明。

第三次进犯，是蒙古人的进犯，华夏第一次遭遇全境沦陷。但由于蒙古人看不起汉人，很难与汉族“融合”。现在看来，这到是中国文明的一件幸事，因为没有这种“融合”，汉族可以充分保留自己的传统。而且由于蒙古人不愿意“融合”而继续歧视汉人，汉人终于起而反抗，把蒙古人赶了出去！而且蒙古人耽误的时间并不多，明朝很快就追上了世界发展水平，甚至在很多方面还保持领先地位。

应该说，中国虽然遭遇了三次进犯，但都挺过去了，而且继续与世界保持同步发展。但就在这时，中国却遭遇了第四次进犯：即公元17世纪满人对中国的进犯。

这次进犯来得奇怪，也很糟糕。因为那时西方文明已经崛起，他们已经彻底终结了游牧民族入侵文明世界的历史，并把历史的主动权拿到了自己手中，开始书写西方文明进攻游牧民族以及所有落后文明的新篇章了。葡萄牙和西班牙把大半个美洲变成自己的殖民地；荷兰作为“海上马车夫”横绝四海以至于到了中国；英国和法国人移居北美，英国开始把软弱的印度文明变成英国王冠上的明珠；欧洲文明中最落后野蛮的一支——俄罗斯，也乘着中北亚游牧民族势微之际，全力向东开进，把过去中北亚游牧民族故壤几乎全部鲸吞。

而中国，在这个时刻还没有遭遇西方人的严重挑战，却遭受了一次落后民族的侵犯，这一次侵犯给中国带来巨大灾难！

三、为什么说满人建立的统治是中国文明衰落的开始？

现在很少人知道并相信，在明朝中后期，中国就已经开始了近代化！满人入主中原打断了这一历史进程，耽误中国整整300年。

一般人都想象不到，明朝非常先进与开放，在许多方面不仅不落后于西方，而且还居于世界领先水平。

首先，我们先看明朝的精神文明：

明代的中国，在伏尔泰眼中是西方学习的榜样。那时的皇帝似乎不很勤政，但良好的体制和各级官僚很好地维持着帝国的运转。那时的知识分子也不再仅仅是皇权的依附物，而把书院作为抗争的阵地，并敢于在朝堂上与皇帝据理力争，而且象王夫之、唐甑这样的学者则开始关注人权等问题。中国全境亡于蒙古的痛苦经历和关外落后民族的不断侵扰，也使得知识分子开始把目光投向“民族国家”的构建问题。书院的广泛分布、生活的富足、教育的普及，使得各种学术活动遍地开花，也使得更多的中国人有条件与同期脱离了宗教束缚的西方人一样思考着人性问题。那时，以中原华夏贵胄自居的明代知识分子，是自信的，也是开放的，从皇帝到各级官僚，再到一般知识分子，对西方先进技术的掌握和引进抱着热忱的欢迎态度。以往被看得很低的“奇淫技巧”，在明代也获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自由和创造力都极其惊人。

1、在政治思想上，许多思想家都把思想锋芒都达到了“民权”高度。王夫之提出了虚君立宪思想，他说：“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处”， “以法相裁，以义相制，……有王者起，莫能易此”。宪法高于一切，即使天下再易手，新的“王者”也不能轻易改变宪法。即使今天，这样的道理又有几人知道？黄宗羲则怒批君主专制：“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则提出：“天下之是非，自当听之天下”，如此明确的舆论监督思想，今天又有几人知道？

2、在人文思想方面，明朝思想家们普遍主张以人为本，张扬个性。王阳明说：“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王艮说：“知得身是天下国家之本”。汤显祖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反自贱者，何也。”陈确说：“天理正从人欲中见，人欲恰到好处，即天理也”。同时，他们都主张学术要冲破一切网罗，自由驰骋，即使孔子之言，也不能尽信。王阳明说：“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又说：“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而400多年后，中国还有“两个凡是”之论！真不可以道里计！唯物主义思想巨人王廷相还把“惟先儒之言是信”的教条主义者人嘲笑成“函关之鸡”，他说：“学者于道，不运在我心思之神以为抉择取舍之本，而惟先儒之言是信，其不为函关之鸡者几希”。冯梦龙在《广笑府叙》中说：“又笑那孔夫子这老头，你絮絮叨叨说什么道学文章，也平白的把好些活人都弄死了”，这样的话与鲁迅等启蒙精英在五四时期的言论岂不是如出一辙？

其次，我们再看看明朝的科学技术：

自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100年间，是我国科学技术史上一个群星灿烂的高峰时期，各种科学成果异彩纷呈，同时出现方以智、李时珍、徐光启、徐霞客、宋应星五位科学巨人以及朱载堉、李之藻、王征等众多科学家。中国的科学学科体系已具雏形，与西方相比毫不逊色。莱布尼茨在《中国近事》序言说：“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轩轾，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李约瑟也认为，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在明代，中国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在明朝，各种技术和原始机器的发明和创新尝试在各个领域不断涌现。在北京保卫战中，明朝军队竟然出动了中国人制造的“喷火坦克” ，足见当时中国社会之开放自由、创造力之勃发。

1634年，即明朝灭亡前十年，在徐光启的主持下《崇祯历书》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 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当时的职务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得到崇祯皇帝的宠信。这是西方和中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中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这部集欧洲天文学所有经典为大成的《崇祯历书》不仅代表“西学东渐”的学术成果，还代表着中国对西方天文学的接纳，而更为可贵的是这在欧洲还尚且不能。

1、徐光启提出建立以数学为基础的整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学科构架。崇祯2年（1629年）7月26日，徐光启给崇祯皇帝上奏折《条议历法修正岁差疏》，论述了“数学和其他科学的关系，数学在生产实践中作用”，他是把数学作为其他一切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基础来看待。

2、方以智对自然科学和哲学进行了科学划分和论述。那时西方连哲学和科学的区别都弄不清楚，而方以智已经魅诽岢龈拍畹那趾凸叵档穆凼觥?nbsp;

3、在军事科学方面，徐光启在崇祯2 年（1631年）上疏建议组建全火器装备的现代化陆军。他建议，一营陆军用“双轮车”120辆、“炮车”120辆、“粮车”60辆。“西洋大炮”16位， “中炮”80位，“鹰铳”100门，“鸟铳”1200门，战士2000人，队兵2000人。……练成15营6万人，并推举孙元化先训练一营。此计划得到崇祯皇帝的激切赞赏和大力支持，并投入实施。孙元化是徐光启的学生，也是徐光启新军事思想的大力实践者。孙元化本身在科学上也有相当造诣，著有《几何体论》、《几何用法》、《太西算要》。可以说没有孔有德的叛变，他会训练出一支相当强大的火器部队来，彻底歼灭满清应该也没有问题。但孙元化很快被叛军孔有德俘虏，后虽放回却因渎职罪而被处死。徐光启训练新式陆军的计划虽然落空，但他却已经指明了中国近现代军事的发展方向。没有满清的中断，中国在军事上是不会落后于西方的。

4、在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方面，王徵自制出自行车、自转磨、虹吸、鹤饮、刻漏、水铳、连弩、代耕、轮壶，同乡人把他当作诸葛孔明复出。王徵和金尼阁合作翻译了《西儒耳目资》，这是中国第一部罗马字注音专著。王徵和西方传教士邓玉函合作翻译编写创作了《远西奇器图说》，这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引进西方机械工程学与物理学的著作。

5、现代医学也开始萌芽，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实事求是，不迷信古人，其正确性超过了以往所有本草学著作。而吴有性的《瘟疫论》则透露着中华新医学的曙光。

第三，我们再看看物质文明：

明朝代表着当时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水平。明代末年的中国生产力高度发展，永乐年间的铁产量高达9700 吨，而17世纪欧洲产铁量最多的俄罗斯才2400吨；无论是铁、造船、建筑等重工业，还是丝绸、棉布、瓷器等轻工业，明朝在世界上都遥遥领先，工业总产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农业产量在全世界的比例还要高得多。与此同时，明末的对外贸易量也相当惊人。根据已有研究成果推算，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7000到10000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

第四，我们再看看明朝的对外交往：

明朝人对外极其开放。在对待外国文明的态度上，瞿太素主张应以文化的高低来区分是否文明国度，他说：“其人而忠信焉，明哲焉，虽远在殊方，诸夏也。若夫汶汶焉，汩汩焉，寡廉鲜耻焉，虽近于比肩，戎狄也”。 流亡到日本的朱舜水也说：“世人必曰：‘古人高于今人，中国胜于外国。’此是眼界逼窄，作此三家村语。”徐光启说：“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这一主张得到了崇祯皇帝的全力支持。事实上，明朝中国民间和官方已经同时展开对西方科技思想书籍的大规模翻译。现在我们把林则徐，魏源看成是睁眼看世界第一人。其实比他们早两个世纪，徐光启等一大批明朝知识分子已经把视野转向世界，并且认识到中国以后最大的竞争对手是西方列强。徐光启说：“今之建贼，果化为虎豹矣，若真虎豹者，则今之闽海寇夷是也”。也就是说，虽然那时关外的建州满人虽然是明朝的大敌，但象徐光启、崇祯皇帝那样的人已经知道西方将是中国更凶恶的敌人，因此在内忧外患之中还不忘加紧引进西方科技。

明朝，中国人不仅走了出去，而且还独占中国近海以及东南亚的海上霸权，确保了祖国的海上安全。更为关键的是，由于我们不仅没有关上国门，而且还走了出去，这样使我们的航海与军事技术都始终与西方世界始终接轨，不至落后。

郑芝龙在明朝官方的支持下曾经发展成为拥有三千多艘海洋贸易船只，超级庞大的海上贸易集团。当时郑芝龙集团势力已经达到“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来往，每舶例入二千金，岁入以千万计，以此富敌国”。崇祯元年，荷兰人和汉人许心素联手在东山岛海面上向他发动攻击，郑芝龙盛怒之下出动千艘船只进行还击，捕获荷兰人的两艘大船和85名荷兰船员。不久又攻入厦门港，把许心素抓获处死并再捕获一艘荷兰船和一艘快艇。等到强大的中国海盗集团刘香势力崛起之后，“荷兰人与刘香勾结，在1633年7月12日突袭厦门，把港内郑芝龙水师的二、三十艘战船击沉或烧毁，这些被破坏的船只每艘上面配备有16门、20甚至36门的大炮，可见郑芝龙的明军水师实力强大到什么程度。而在短短两三个月内，郑芝龙竟能连续对荷兰人发动两次庞大的海上反攻。出动包括五十艘特大战船在内的150艘战船，使刘香海盗集团和荷兰人遭受到重创。最后彻底消灭了强大的刘香海盗集团，并使荷兰殖民强盗受到沉重打击。这种战果在中外交锋的历史上是罕见的。也奠定了郑芝龙的明军海上力量在这片海域上的霸主地位。荷兰人在见识了他的厉害之后，改变了对他敌对的态度，与他合作，以求在几乎完全由他垄断的贸易中得到一些好处。

荷兰的东印度公司根本无法和郑芝龙集团竞争，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贸易上，都是如此。德国学者Aldree he wiltn说“他除靠那一项强暴的营业税收（每舶例入二千金），又靠本身的投机生意，而终于积攒起一笔莫大资产，他的船只计有三千，他令其船主们巡航到暹罗、马尼拉、马六甲等地，就豪华以及财富而论，他凌驾在他君主之上”。当时就连郑氏家族手下其他成员，都富可敌国，如户官郑泰“守金门，资以百万计”“富至千万”“少者百万”。

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些方面看看这个中国的海上集团当时强大富裕到什么地步。《明末中国的私人海上贸易》中说：“崇祯元年，台湾荷兰长官与郑芝龙订立为期三年的购货合同，议定郑芝龙每年向荷兰交付生丝一千四百担，糖五千担，糖姜一千担，绢绫五千担，荷兰人支付29万9700元，这项合同后因荷兰东印度公司缺乏现金作罢。”

总之，明末华夏文明处于进入人类文明更高级阶段的前夜，前程未可限量。虽然因为饥荒西北起了民变，但以明朝的实力是完全可以镇压下去的。而事实上，民变之起也跟由于平定满人而增加税收有关。增加税收，江南尚不觉得吃力，而西北却承受不了。假如满人不在关外闹事，一是西北民变未必会起，二是明朝也可倾力镇压，而左支右绌而致流寇坐大。

中国自宋以来，北宋、南宋、明从根本上说都不是亡于内，而是亡于外。假如，没有被少数民族灭亡，华夏文明成果都将会得到进一步积淀，也许会创造更加灿烂的前景。但这一切却被女真、蒙古和满人这些敌人毁掉了！

明末传教士利玛窦对那时的明朝社会有过这样描述：“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利玛窦中国札记第十章）。这多么像今天西方的景况呀。 [11]

上面说的是明朝，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华夏变成了什么样子呢？

首先我们看看清朝精神文明：

满人通过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几乎把所有崇尚气节、不甘异族统治的知识分子屠杀殆尽。通过大屠杀政策，满族人还第一次彻底灭绝了华夏民族的传统服饰和发饰，华夏民族脑袋后面晃荡的那根猪尾巴成了征服者打在华夏民族身上最耻辱的烙印，华夏民族曾经不曾丢失过的自信骄傲以及民族意识都荡然无存。鲁迅所极力批判的国民劣根性，难道不就是奴才的品性吗？高贵的华夏民族在满清异族统治下奄奄一息，苟延残喘。

在清初几代皇帝厉行的文字狱下，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传统终极关怀，对人权、对人性的思考也都在中国大地上灭绝了，荒谬的金石学，鱼虫学冒了出来，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再是有生命的形体，而被博物馆化，钻研满清认可的那些所谓经典和埃及学家在大英博物馆里翻阅埃及文献没有两样，而且还有个很接近的名字——汉学。汉人的学问已成故纸，这意味着汉族真的成为一个考古意义上的名词，或者说清朝的汉人已经不是汉人。

清朝统治者，还通过修纂《四库全书》，焚毁和篡改了大量代表华夏文明最高发展阶段思想精华的书籍，如后来对东亚国家农业、手工业的发展贡献巨大的《农政全书》、《天工开物》都不见了，直到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留日学生才在日本重新发现。

其次，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物质文明：

农业方面，明末崇祯时有田783万顷，到乾隆31年（1766）才恢复到741万顷，可见清朝过了一百多年才恢复到明末的生产规模。而最高的记录是嘉庆17年的791万，仅仅超过明崇祯时期7、8万顷。

清朝最大的功绩是人口方面，乾隆年间已近四亿，是明末数倍！但在粮食生产没有增加、工商业也没有明朝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翻了两番意味着什么呢？难道不是人民生活质量的普遍下降吗？乾隆时来访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说：“遍地都是惊人的贫困”,“很多人没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样破破烂烂的军队”。 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发展，都存在着一个上限，大概在一亿左右，以宋、明之富也没有超越这个极限。清朝生产力并没有提升，却滋生出这么多的人口，不仅说明从清朝开始，中国进入一种低生活质量的发展模式，而且这是一种“反近代化”的道路，巨大的人口也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巨大包袱。

中国一直都出产大麻、鸦片等作物，并且是鸦片出口国，可到了满清时才有大量民众吸食鸦片，而且中国还成为最大的鸦片输入国呢。生理繁殖活动的异常活跃和对麻醉品的大量需求，显然反映出文化思想活动的贫乏和压抑。

清代铁和布匹这两项指标性的工业产品的总产量在鸦片战争之前从来没有达到过明末的水平，在所谓的“康乾盛世”结束不久，中国工业产量仅为全世界的6%，无论总产量还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明代末年。

第三，我们再看看清朝的科技水平:

事实上，清朝所有科技研究都已停止，直至近代以来才重新恢复。林则徐广东禁烟期，民间有人献上所谓威力极大的火炮，其实仅仅是明代最普通的军事装备。明代中国的海军极其为强大，战船都配备当时最强大的火炮，而到了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竟然好象头一次见到这样的战船，而不得不惊叹“船坚炮利”。直到现在，每一本关于近代的历史书上都会写着，“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国门”，而不知在明朝的时候，我们的船和炮一点也不逊色西方！

第四，我们再看看清朝的对外交往：

为了防止汉族得到当时在台湾的郑氏政权和日本、韩国等华夏附属文明的帮助，满清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被辟为无人地带，不仅阻碍了中国贸易的发展，也使得中国与世界主流文明脱轨，中国从1644年至1840年200年间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12]

总之，在清朝统治下，中国文明出现了严重倒退，与西方文明的差距愈来愈大，等到鸦片战争爆发时，在英国人眼里我们已经属于类似印第安人那样的半开化民族了。

事实上，清朝与“五胡乱华”一样，都使中国文明衰退。但清朝更糟，因为“五胡”最终接受了中华文明，而且彻底汉化，而清朝却使中国“胡化”！而且更致命的是，在南北朝时代还没有西方这样一个强势文明存在，世界的联系也没有如此紧密，中华文明大有转圜的余地，也有复兴的时间。事实上，中国文明本来就远离世界文明中心，我们进入青铜和铁器时代，都比文明中心晚上一二千年。但到了清末却不一样了，清朝使我们停下脚步，慢上这一步，结果步步慢。小日本就是因为国民性比我们好，更加开放，因而先行了一步，结果从1894年以来骑在我们头上整整半个世纪。假如中国一直有明朝那样的活力，华夏文明应该在1840以前就会融到世界文明之中，哪里会遭遇鸦片战争那样的耻辱？又岂容小日本猖狂？我们应该明白，明清两代华夏文明是截然不同的，更应该明白清朝的统治本不是华夏文明的正常发展轨迹，满人灭绝中国文化给我们带来了灾难性后果！

历代征服者，都没有象满人那么狠！他们让汉族易服，事实上是彻底打破我们的羞耻心和民族记忆。一提起华夏文化，就应该想到峨冠博带、宽袍大袖，这才是华夏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最重要的外在特征。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促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消失、服饰的灭绝、道德的沦丧、礼仪的混沌，如此漠然、麻木甚至拍手称快呢？为什么直到今天许多人对恢复汉服还不以为然呢？日本、韩国都比我们更现代，但人家却为什么还有自己的“民族”衣冠？还无比珍视自己的文化传统？而事实上，他们的衣冠和文化传统难道不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吗？过去我们的耻辱就够多了，但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继续制造新的耻辱，韩国端午节申遗成功难道不是我们新的耻辱吗？

固然清朝早期的几个统治者，似乎都比汉族皇帝尚武，因此把中国的版图扩大了。但从文明进步的角度讲，中国还是停滞落后了。这绝对是清朝统治集团的落后与保守所致，加之他们是异族而对汉族刻意防范。

今天，振兴中华民族，还是有时间的。一是最强大的西方文明并不是侵略成性，人家也不是靠侵略过活，这也是邓小平同志得出“和平”和“发展”是“世界主题”的根本原因。二是世界联系太紧密，除了核心技术，一般的“新生事物”都能很快学来。连朝鲜那样的国家都能进行核爆，任何开放开明的国度要想现代化岂能没有机会？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想发展，既有机会，又有时间，就看统治者的意愿了！

制约一个民族发展的是什么呢？不是外部的，而是内在的，即我们必须创造出这样一种社会：人民具有高度的自信、活力与创造力。

但凭现在的样子，亲爱的朋友们，你们说行吗？

我现在到希望中国还存在民族危机，也许那样，我们这个民族可以稍许振作！

周舆于天津蛰居斋